我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未与人吵过架，更谈不上彼此对簿公堂。一个朋友见我遭遇到这种突发事件，安慰我道：“你年过花甲又在政法大学工作，可还未见过‘传票’，这次见到了，以后给学生讲《司法文书写作》就有了实际体验啦。像我就没有这个福分。你这次得到的告状书是号称‘文化昆仑’余大师亲自签名的，很有收藏价值，你得好好保管。”　　 　　我说：“听说余秋雨的手迹在外面卖得很贵，他这次起诉我时亲自签名，的确有一定的观赏和研究价值。”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这是名誉权官司，而不是什么贪污受贿案件，不会丢你什么面子。前几年，海南作协主席韩少功因自己写的小说《马桥辞典》受到北大张教授等人的批评而将对方告上法庭，后来五位被告集体拒绝出庭被判败诉，每人赔偿也只不过三百多元。你这个官司我看就是输了，也不过赔千把块钱，到时我赞助你好了。”　　 　　另一位人文学院的教授对我说：“余秋雨告你是件好事。如果打赢了就出一本《我是怎么打败余秋雨的》，肯定会洛阳纸贵。如果打输了，就另写一本《余秋雨是怎么打败我的》，这同样是畅销书。，你可要抓住商机呀。”　　 　　会计学院的一位教师说：“余秋雨这几年口碑太差，经常说谎吹牛。如果这回你真的打赢或打平了，我看你还是把书名定为《余秋雨为什么不是我的对手》为好。”　　 　　我平时闭门写作，一天都很难接到一个电话。自打官司后，电话铃声不断，有时还半夜响起，因而《文艺报》一位负责人建议我到上海对簿公堂时，一定要买部手机，以便和媒体联系。我接受了他这个建议，几次赴上海都带了手机，算是享受到信息现代化的乐趣。此外，由于打官司的需要，我还专门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每当夜晚，我和太太一起观看从全世界各地文友发来的慰问信，真是不亦乐乎！总之，通过打这场官司，学会打手机和看电子邮箱，是难得的收获，这真应该感谢余秋雨。　　 　　我这两年还经常出席境内境外各种名目的研讨会，文友们不是问我官司进展如何，就是跟我打气，甚至把我当做取乐的对象。一位湖南学者在桂林的一次会上说：“‘余古官司’全国从大报到小报都在炒，差不多都登在《文化娱乐》版，其中长沙的《潇湘晨报》还登在《娱乐酒吧》版。你打官司可是一种‘文化娱乐’呀。”　　 　　我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是在消遣我。不过，余秋雨居然用‘狡猾’一词来告我，这的确使整个案件带有荒诞性乃至有点娱乐性。我当时使用‘狡猾’是加了双引号的，是贬词褒用，是赞扬他狡黠、智慧和聪明的意思。他太不幽默了，连标点符号的用法都不懂，难怪法庭辩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狡猾’属诽谤词还是一般的形容词，加了引号能否认为有污辱原告的内容。”　　 　　另一位同行说：“在法庭上辩论标点符号的用法，这究竟是打官司还是考语文常识？余秋雨认为‘狡猾’是‘整个侵权事件最严重的焦点’，由此向你索赔十六万，你可是‘一字千金’——不，是‘一字万金’，你的文章真是无价呀。我看与其说余秋雨告你，还不如说在抬举你，说你的文章非常值钱。”　　 　　还有一位北大出身的博士索性再消遣我一回，希望我跟余秋雨打个电话：“余先生，要钱没有钱，要命有一条，我以身相许。”　　 　　一位戴金丝眼镜的老师连忙说：“这个电话千万不能打，因原告是男的！”　　 　　这两年因为打官司，到上海去多一些，其中2003年春天到上海参加台湾文学研讨会，碰到一位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我问他如何看待余秋雨告我，他惜墨如金地说：“笑话！笑话！”再不多加解释。　　 　　2003年底，我应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去台北出席“两岸诗学国际研讨会”。宴请时有到“佛光”客座或专任的多位教授。他们来自东南亚和台港、大陆各地。席间，大伙都把“余古官司”当做下酒的佐料，这也许就是对那位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所讲的“笑话”的诠释吧。　　 　　我说：“我不认识余秋雨，与他没有恩怨和利害关系，故无诽谤动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法庭上。在法庭辩论时，他头一句话就说我研究他却从不当面采访他，可见我研究的是‘另外一个余秋雨’。我针锋相对回答说：要求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见面，是违反文学常识的。难道研究李白的人也要和李白见面吗？”　　 　　一位从吉隆坡来的教授评论道：“你把余秋雨比作李白，太抬举他了！”　　 　　另一位台湾教授说：“这说明即使在法庭上，老古也没有诽谤余秋雨呀。”　　 　　又一位从香港来的学者说：“你这是把余秋雨比做死人，是对他真正的‘诽谤’”。　　 　　我说：“我决不会当着法官的面诅咒他。当时审判长只是批评原告被告双方‘谈的与本案无关，不要再争了！’”　　 　　大家几乎都对余秋雨没有什么好感，觉得他这些年太张狂，太文过饰非，为人不诚实，知错不认错，真应下点猛药让他清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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