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原谅余杰，但“把他们背后的人抓出来”》一稿中，有几处我看不明白，希望余秋雨能解释一下。　　 　　（一） 余秋雨说“当时全民都在评斯坦尼”，这有何根据？文艺界的人们都知道，当时是“四人帮”在全国批斯坦尼。《红旗》那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发表的同时，全国报纸一律转载，还译成好几种语言向国外传播。结果是全国话剧、电影、戏剧界凡是学过、教过、介绍过、运用过斯氏体系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而余秋雨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则是“重灾区中的重灾户”（见该院院刊《戏剧艺术》1978年第1期第9-28页刊登的揭批“四人帮”座谈会发言纪录）。请让我引用该座谈会主持人吴谨瑜在开场白中的一段话：“今天的会议也是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一部分。一定要狠狠抓住‘四人帮’的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这个靶子猛烈开火。据现在了解：这篇黑文（按：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四人帮’亲自插手搞的，姚文元汇编、摘录、提出写作纲要，张春桥亲自动手修改，江青亲自指示，王洪文不学无术也让他一个心腹、一个黑笔杆来作‘指导’，真是一个不漏，可见他们对这发炮弹的重视。”　　 　　明明是“四人帮”共同炮制此文，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在全国范围内借批斯坦尼来搞掉所谓“文艺黑线”，使许多人深受其害，而余秋雨却说“全民都在评斯坦尼”。这究竟是单纯的口误，还是另有所图？　　 　　（二）余秋雨说，“大量当时在《文汇报》的人都是写作组成员……要我写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我是带着一种应付的情绪来对付这类差使的。”然而胡锡涛却在2000年发表的《忏悔》一文中说“他（按：指余秋雨）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卷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胡锡涛在2002年8月24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的采访中又说“第二稿由我交余秋雨写，他当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埋头苦干了十天左右，从不抽烟的他也抽起了烟……”可见，余秋雨当时写稿是何等认真、投入，人们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应付”的情绪。这又该怎么解释？　　 　　（三）余秋雨说，“现在有关这个案子的文章太多了，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似乎是在庭外审判余秋雨……这似乎造成了一种局面：老百姓是陪审员，骂我的人成了法官。这完全把角色颠倒了。好比从奥斯威辛集中营中逃出来的受害者，被两个纳粹厉声指责，于是舆论都集中在审查从集中营中历尽磨难侥幸逃出来的受害者身上。”余秋雨如果把追查他的“文革”问题的古远清等人看成是“两个纳粹”，而把自己打扮成“从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历尽磨难侥幸逃出来的受害者”，那可真叫做“角色颠倒”甚至是“是非颠倒”了！余秋雨先是参加了“批判斯坦尼”写作小组，后来又参加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内圈”、康平路本部的写作组的文艺组，前后历时多年，这已经是连他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上海大批判写作组是什么东西？它不就是炮制了许许多多“以笔杀人”的黑文章的“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吗？许多深受其害的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在当时就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囚徒，而身在写作组的余秋雨却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这不是很荒唐可笑吗？上海大批判写作组可以说就是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被囚禁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那里面为“四人帮”亦即“纳粹”效劳的人不一定都亲手杀过人，但不能不承担一定程度的罪责。　　 　　（四）余秋雨说，“现在再来研究一篇三十年前类似大字报的文章，是多么无聊的事情。”是的，如果单纯为研究而研究，是很“无聊”。但现在的问题是，案件是由《评“体系”》这篇文章引起的，人们就不能不来“研究”一下此文的出笼背景、炮制过程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了。余秋雨说他“一直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看过《红旗》那篇文章”，那么他是否从报纸上看过呢？当时全国各地报纸一律转载了这篇文章的。所以我很怀疑，曾经为此文写过“二稿”，后来又被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为“（小余）现在是我们这里的一号种子选手”的余秋雨会如此“不问政治”。可以提醒一下，此文中有一句话：“长期以来，这个资产阶级的戏剧‘体系’，被赫鲁晓夫、刘少奇之流当做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我相信，这种“类似大字报”的语句不会出自余秋雨的手笔；但此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学术”问题，与他写的“二稿”是否“一点关系都没有”，由于胡锡涛的“回忆”和“证词”中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我只好存疑。作为此文的直接受害者之一，我总应该有权利来“研究”此文的真相吧。　　 　　（五）本人与余秋雨素昧平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在此案件提出之前也从来没有看过一些人对他非议的文章，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因为案件涉及《评“体系”》一文，而此文出笼的背景及其严重性许多年纪轻的人都不甚了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顺便谈一下对余古诉讼的一些看法。余秋雨却以颇具威胁的口吻说，“不管对方年纪有多大，都有可能成为我的被告。”请问，要“告”我什么？作为那篇文章直接受害者之一，难道我就没有权利对胡锡涛的“回忆”和“证词”中的种种疑点提出自己的质疑吗？　　 　　2002年9月21日于北京　　 　　（《澳洲日报》2002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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