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西方文化史教学核心主线的探讨
作者：马渭源 范祖民
外权由国王行使，它们必须从属于立法权。但洛克并没有提出司法权，所以他的分权理论实际上是“两权分立”。孟德斯鸠继承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阐述了“三权分立”学说。他主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部分，立法权归议会行使，行政权由君主掌握，司法权归法院执行。但他认为这样还不完善，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因此孟德斯鸠并不主张三权绝对分立，而是主张三权既分立又制约，保持平衡。除此之外，孟德斯鸠还明确指出不仅君主专制制度应当实行分权，即使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也应当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否则，任何国家都有腐化和倒向专制的可能。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完善了西方近代分权学说的理论体系。“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关于国家权力的分配及其关系原则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孟德斯鸠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建国后第一个将“三权分立和制衡”的理论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时至今日其仍然为自由民主国家形式和政体构成的普遍原则。
(3)政体形式：根据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近现代西方思想家在否定传统的专制制度，构建以分权原则为特征的“理性王国”的同时，又提出对“理性王国”的政权形式进行了探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一是君主立宪制，二是民主共和制。
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热情推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或开明君主制。伏尔泰认为开明君主制度“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是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类，即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他既反对共和政体，认为其原则是品德，它易于走向“极端平等”，形成许多“小暴君”；又否定专制政体，认为其原则是恐怖。他拥护的是开明君主立宪制。卢梭从人民主权论出发来研究政体，他把政体分为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三种。他既反对君主专制政体，认为“专制原则永远都是暴君”。他也反对少数人为治的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实行开明君主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君主若不是即位时就是昏庸无道的，就必定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的”。不论多么开明的人，只要当上君主，王位必然腐蚀尽他的开明，使其成为专制主。在卢梭看来，只有民主共和制是以公众利益为基础，反映人民“公意”的。民主共和制是人民主权原则所要求的最理想的政体。卢梭的政体学说远比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激进和进步。卢梭的思想影响不仅体现在《人权宣言》中和法国大革命中的理论指导作用，而且也表现在它培育了包括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在内的一代法国革命家。即使到了今天，卢梭的平等观念、民主思想、法制原则、政府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以及政府篡夺主权时人民有权进行革命等思想，仍然闪耀着智慧的火花。
以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三权分立等基本内容的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不仅是建立近现代西方政治新秩序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而且对近现代西方甚至世界产生了巨大的革命作用，形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就以启蒙思想特别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说为其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人权宣言》不仅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宪章，有力推动了欧美民主革命运动，而且它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基本原则，为近现代欧美各国政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不仅是法国“大革命和自由的信条，而且也是新时代的信条，成为法国所有宪法和迄今世界大多数宪法的基础”。甚至“是此后百年中世界上所实现的一切政治进步的泉源”。
四、思想和精神文明领域里的理性与科学
如果说“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制和三权分立”是近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灵魂的话，那么在西方思想文化精神领域中的理性和科学是其最根本的特征。
理性主义在西方恐怕与自然法思想有着相同甚至比其更长的历史，是古希腊人这个充满智慧的与众不同的民族最先奠定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古希腊人的纯粹理性精神非常强烈，而所谓的纯粹理性是指人超出一己的感性欲望和利害关系，不求功利和不计得失地探索各种抽象和思辨的问题。古希腊人的纯粹理性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研究抽象的数，提出理念论、形式逻辑和欧几里德几何学等等，而他们构建民主制度，航海经商殖民，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则表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精神。但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它没有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结合，甚至不沾边，这就使得它不成为科学发展的推动力。其次，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带有抽象静观的弱点。到了罗马时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得以承继与发展，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罗马人以自然法为基础追求正义和法律的至善，留下了罗马法和罗马法学。中世纪欧洲是基督教一统天下，宗教和神学处于至尊的地位，信仰代替了理性，蒙昧掩住了文明。然而理性精神仍不绝如缕，它不断地与信仰相抗争，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就是此抗争的曲折反映，但中世纪宗教信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非卑微理性所能摇撼。文艺复兴运动的爆发，使得基督教至尊地位首次受到猛烈的冲击，但总的说来文艺复兴时期仍缺乏一种合理的态度或理性主义来发展科学与生产。而怀疑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兴起，世俗兴趣与功利主义的抬头及教会权威的动摇，都为日后理性主义的兴起和科学革命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宗教改革就其形式、内容与目的而言并非理性主义，至少没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的倾向甚至还有一些非理性的色彩：路德因信称义，基础在信念而不是理性；加尔文教的“选民天定”等都有着强烈的非理性色彩。但宗教改革客观上动摇了教廷的权威，增强了教徒们的个人主义和独立判断力，并有助于形成以尘世生活成功作为荣誉上帝的手段的观念与风气，因此从长远看也有益于理性精神的成长。但从历史整体来看此时的理性主义和科学思想尚未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主角，它出于蓄势待发状态。
到17世纪时，理性主义才开始强大并逐渐成为西方思想文化领域里占支配地位的基本精神。而近代的理性主义和近代科学革命是一对孪生姐妹，伴随理性主义的强大，近代科学革命也随之诞生。在这过程中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同时又是思想家如笛卡儿、培根、哥白尼、伽里略和牛顿等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16、17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科学家在理性主义指导下出色地解决了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分离问题。他声称世界是二元分裂着的，一边是精神，一边是物质，上帝则在此两端之外，他老人家创造世界之后就不再管世界的事。因此，科学家们就不必担忧神的干扰，可以一心一意地地探索自然。这是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革命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之一。(2)突出理论、推理、演绎、数学方法和直觉的重要作用，形成理性怀疑、实验、分析与综合等思维和方法。这是西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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