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水利





  明成祖迁都北京,迫切需要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增加运输能力,以便从东南地区调运粮食和物资供应北京。为此,诏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修浚会通河事宜。宋礼在施工过程中,接受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于汶水下游东平戴村筑新坝,拦截汶水流入南旺,然后将十分之四的水南流接徐、邳,十分之六的水北流至临清,从而解决了元代会通河行水不利的难题,以便漕船顺利地在会通河上航行,使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

  明代黄河决口改道频繁,平均约七个月有一次决口,因此,治河任务十分繁重。在治河策略上,明代重北轻南,以保漕为主,形成“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格局。

  在治河理论上,四任总督河道的潘季驯(1521—1595)继承和发展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他按地形坡度,因地制宜地筑堤合流,并“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于是“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①。潘季驯治河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不但使河道得到刷深,而且改变了海口积沙高仰的形势,为黄河开辟了入海的道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潘季驯的主要水利著作有《河防一览》、《总理河漕奏疏》等。

  在水利著作方面,徐贞明(?—1590)的《潞水客谈》颇为有名。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以人力控制水旱灾害。为此,他曾在京东地区对地形、土壤、河流、水泉等进行考察,把结果绘制成图。徐贞明认为,不但濒海荒地可以耕治,其他如密云、平谷、三河、蓟州、迁安、卢龙、抚宁、丰润、玉田等地,都有丰富的水源可用于灌溉,以利耕垦。他还认为,“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因此他主张兴修水利应从上游入手。他的治水思想强调治理地理环境,并把治水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体现了经世致用的观点。

  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西方水利学开始传入中国。万历三十九年(1611),徐光启和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0)合译《泰西水法》。他们的翻译不同于一般人的直译,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只选择其中适用的或确实比中国先进的部分翻译。翻译时,一边翻译文字,一边照图制造水工器具,一边试验,然后把制造的经验及试验的结果也写进书中。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翻译了,而是融进了徐光启的研究心得。万历四十年(1612)春天,《泰西水法》六卷译成,成为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水利学专著。

  ①《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