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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心之过





  我曾经和一位年轻人打过赌,好心和好报是两回事,并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必然的。
  他说,“老李,我不反对你这种观点,但我不赞成体把问题看得这么绝对化。有时候是那样,但大多数情况下,你播种,你总有收获。”
  “是的,”我也不想反驳他,他的说法应该是对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要指出的:“东平,你现在心情太好,就会产生这种乐观情绪的。一旦你的鱼虾蟹鳖,卖不出去,臭在你手上的时候,怕你未必坚持得住这种乐观主义了。你就该骂爹咒娘,痛恨这个世界了。”
  “不——”于东平咧着大嘴,笑嘻嘻地告诉我:“上帝对我展开笑脸了!”
  太幸福的人,太走运的人,脸上总有股傻不唧唧的德行,我的这位年轻朋友目前正属于这种状态。
  我和这个年轻人交往,已经好几年了。他虽不到四十岁,也算得上老江湖了。他改换工作,变更单位的频率,比我干了一辈子的人还要高许多。国营、私营、中外合资、大集体,都尝试过了。练过小摊,跑过码头,当过老板,做过伙计。现在,他是绝对意义的个体户,骑一辆我也说不好牌子的大型摩托,一边挎两个装冰的木桶,从海边往京城捣腾水产。
  很辛苦,但也挺挣钱,而且在他看来,还很快乐。
  他说:“年初,我算过命,过了农历七月说发,果不其然。我跟水产养殖场签了个产供销的风险合同,你还记得那场台风吗?也就他妈的日怪啦!沿海那一片水池子里的虾,十之有九,跑得一只不剩。泡汤的,跳脚的,上吊的,真可怜哪!那些可怜虫啊,对着大海嚎啊!”
  “你没事?”
  “要不说上帝开眼了呢!”他说刮台风那天,他磕了响头,许过愿的。
  “什么愿?”
  “你是作家,你有兴趣,不妨跟我去大街上体验一番生活吧!”
  于是就产生这篇文章开头,我跟于东平打的那个赌。他要用五位数的人民币,买一百份礼物,送给他在路上碰到的一百个陌生人。
  “这叫散财!”
  我对那张快活得近乎白痴的脸说,“我怀疑,你这样做,会不会——”
  “老李,你对人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老弟,除非你在报上登广告,发表声明,大家等着你这个圣诞老人,要不你干脆送给那些要饭的。否则,正常的人,突然间塞过来一份礼物,会认为你神经大概有些毛病——”
  “别胡说了!”
  “那打个赌——”
  “赌就赌!”
  他在那个华灯初上的大马路上,推着那辆不免有点鱼虾腥味的摩托,在木桶里,装满了刚买来的每份价值一百多元的礼物。有玩具熊,有变形金刚,有金笔,有领带,有女士的化妆品,有法国香水,有进口巧克力,还有最实惠的购物券等等。送给他事先规定好的,必须在路灯下站着的任何一个人。若不止一个人的话,则是女士优先,而小孩更是首选的送礼对象。
  下面是那天晚间大馈赠的一份统计:
  1接受了礼物后,又急忙追着退回来的8人;2接受礼物,表示感谢的12人;3接受了,了无一点反应者15人;4坚决但是礼貌地婉拒者,6人;5不但不接受,还对他持十分反感者17人;6虽然接受,也对他反感者3人;7礼物象在手里,出言不逊者,“什么玩艺?”“稀罕你的狗屁东西?”“傻×!”“这小子居心不良!”“纯粹是他妈烧包!”者23人;8拉他去见警察者2人;
  9拿了一份,又追上来想再要一份者4人。
  以上一共90份,剩下的10份,也许不够这个数目,因为在那间百货公司买的时候,可能就差一份两份。这不在统计之数的七八份,很可能在东平离开他那辆车,向人送礼物时,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
  完事以后,我们两个坐在一家馄饨摊上,要了点花生米,要了点二锅头,我问他:“小于,此次还愿的感想如何?”
  他什么高见也没有发表,一个劲地喝闷酒。
  “小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嘛?”
  “行了,老李,你别想法来糟改我了!”
  “我一点也不想让你添堵,这是我的朋友梁晓声的故事,他是你崇拜的作家,有一回他在书店卖书,你还特地赶去,买了他的书,让他给你签过名的。这就是他给我讲的,他前不久自己碰到的一桩事情。”
  这时,他的脸倒不那么作幸福的痴呆状了。
  我就简短地对他讲了……
  晓声同志的家住在蓟门桥附近的儿影宿舍,一天,到北影去办事。这两家电影厂也就一墙之隔,走没几步路,碰上了一个要饭的妇女,还带着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钱。
  现在,这种时不时地拦住行人,拉住不撒手地要钱的乞丐,在京城是屡见不鲜的了。梁晓声不但是有太多同情心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会说“不”的人,职业要饭的,都具有一种判断力,好像断定梁晓声的心肠软似的,死缠住他不放了。
  “大叔,你可怜可怜我们娘儿俩吧!”
  梁晓声果然也就无法摆脱了。
  这种“强要饭的”乞丐,挺不好应付,很理直气壮,好像应该给钱似的,不给,还会悻悻然地遭到不满。这在任何城市里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尽管生活在首善之区里,这种颇影响形象的叫花子,也在所难免。于是有关当局不断地一批一批集中送走,过不多久,又一批一批地回到城里来。当然,即使那些世界上一等强国、一等富国,也不能保证在地铁里,在广场上,没有人向你伸出手来要钱。想到这里,人家并不在乎有碍观瞻,并且发照,准许持证行乞,我们倒也用不着不好意思,硬撑面子了。
  我说:还曾经有人写过关于我国各地丐帮的报告文学,好像是贾鲁生吧?据说有一类要饭专业户,专门长期住在京城,要着要着,还能要出一个小康之家呢!
  小于明天还要起大早去拉水产,“你能不能讲主要的,不要离题太远——”
  我忍不住笑话他:“你的乐观主义呢?算了,我早说过,不一定按照种瓜得瓜的规律,你尝到好心和好报背离的苦头,情绪马上全没了,太缺乏绅士风度了!”
  他站起来要走。
  “好,好,我马上讲完——”
  梁晓声根据他作家的判断,相信这个追着他讨钱的母女俩,不是那种很有专业经验的要饭人,就给了她几块钱,走了。
  等他从北影办完事返回,仍旧在这条路上,又碰上这对母女俩,又伸手向他讨要。
  “刚给过你们——”
  “大叔,我们太苦啦!”每个要饭的,都有一段真的,或者是编的苦经。
  当然梁晓声不会十分相信那些话的,不过,当时是春三月,还不怎么暖和,见她们穿得单薄,他动了恻隐之心。“这样吧,”他说,“家里还有些过时不穿的衣服,虽旧,可并不破,你们跟我回去,拿两件穿吧!”
  北京春天的风,有时挺峭厉的。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这也许是母女俩,也许是临时组合搭配,以增加要饭效果而扮演母女的两个人,自然跟随着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了。
  好在很近,他到了家,就翻出几件衣服送给她们。他看到她们高高兴兴地下楼走了,就关上门,继续写他的小说了。
  没想到,凳子还未坐热,有人敲他家的门,打开门一看,还是这对母女。她们说,“刚才给衣服的时候,你老人家还有一条旧毯子,能不能行行好,也给了吧!”
  梁晓声吃不准这条旧毛毯,家里还有没有用?该不该给出去?他当时正要写作,也不想让她们老是缠着,懒得啰嗦,“好好,给你们,快走吧!”
  这是上午的事,没想到下午她们又来敲门了。还在门口叫:“大叔!大叔!”
  你说这烦不烦?
  他万万没料到,一开门,他头“轰”的一下,好像全北京的要饭的,都围在他家门口。
  那母女俩差不多把附近的同行业的人,都招引来了,挤满在楼道里。
  前面的,大概是和她们同属一地一村的,胳膊挽着胳膊,形成一个圈子,不让别人插进来;而后面拼命挤过来的,是坚决反对她们这种垄断行为的,好事大家有份,这种很典型的中国人平均主义心态,即使要饭,也无例外。那母女俩说,这些人不是和她们一伙的,是见她们得了便宜跟着来的。要求梁晓声只可怜可怜她们一伙,可又不让非她们一伙的,获得这样的机会。
  后来者当然不肯示弱,尾随面来,本是想捞些什么的,自然不肯相让。于是在楼道里,两伙人互相攻讦,乃至于谩骂。
  “凭什么就许你们要,不许我们要!”
  楼道里乱成一团,好像要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个乞丐王国的电影似的,弄得我的朋友不知该怎么招架才是。这场风波,闹了两三天,才告平息。整个楼群里的邻居,都对这位作家侧目而视,弄得他窘透了。
  小于听到这里,咧开他的嘴,乐了。
  “你知道梁晓声给我讲他这段故事时,什么模样?”
  于东平说:“好看不了!”
  “他很生气,因为所有人,包括那些要饭的,都认为是他不对,才闹成这样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再可说的了。
  夜深了,我们俩抱着碗,喝起馄饨来。我想,在生活里,这种悲剧,对善良的人来讲,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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