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2期
毛泽东与杨昌济
作者：严 农
“不能！”教室里响起了学生们愤怒的吼声。
杨昌济气愤地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杨开慧。杨开慧紧紧攥着拳头：“我要到学校去为润之哥伸张正义！”说着，便向门外走去。母亲一把将她拖了回来：“你小小年纪，也要去闹学潮？”
杨开慧头儿一侧：“去对润之哥表示支持也不行吗？”
母亲笑了：“你左一个支持润之哥，右一个支持润之哥，我看，将来你的润之哥怎样对你这位勇敢的小妹妹表示感谢啊！”
五、根深叶茂
春风吹来，还带着一点寒意。第八班的学生上“静物写生”课。老师刚刚将一个橘子、几个鸡蛋、一个花瓶摆在讲台上，不到两分钟，一个学生便站起来，将自己的作业交到讲台上。老师吃惊地翻开作业本，只见一张白纸上画了半个圆，下面加了一条长长的横线，画旁写了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作业下却写了三个十分漂亮的兰亭体“毛泽东”。老师抬头一看，毛泽东已拿起一个笔记本和一本书走出教室。
毛泽东走到安静的自习室，急切地打开带来的书和笔记本，认真阅读和做起笔记来。
“刚上课，你怎么就到自修室来了啊？”背后响起了杨昌济熟悉的声音。
“啊！杨先生，”毛泽东慌忙站了起来，“您请坐。这堂课是图画课，我已交了作业。”
“这么快？”杨昌济望着毛泽东。
“杨先生，我不喜欢图画课。”毛泽东直率地说。
“为什么？”杨昌济微笑着问。
“太枯燥了！”毛泽东摇了摇头。
“图画课重要着呢！”杨昌济走到毛泽东身旁，慢慢地说，“学师范的，应当什么都懂一点，这样才能应付将来的工作。试想，如果毕业以后，你分到一个贫困、偏远的山区去，整个学校只有你一个教师，那么，这图画课谁来教呢？”
毛泽东没有作声，只用手不自然地抚弄着自己的书本。
杨昌济问道：“你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什么书？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可以。”毛泽东连连说着，双手将书递了过去。
杨昌济接过一看，是他教的《西洋伦理学》，便退了回去，说：“请给你的读书笔记给我看看。”
毛泽东马上递过自己的笔记本。杨昌济接过毛泽东的笔记本，找一把椅子坐下，认真地看了起来。只见上面用潇洒的“兰亭体”记着自己上课时讲述的主要内容和毛泽东本人的一些学习心得和体会。
杨昌济慢慢地翻着，只见上面写着和自己观点十分符合的几条：
学，皆起于实践。
道德哲学这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车；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闭门才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才不胜今人，不足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为学。
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贤相不以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长为长。
要转移世风，当重再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读着毛泽东这些确有见地、独到的学习心得，杨昌济十分感动。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能有这么深刻的见解，实在难能可贵。
杨昌济抬起头来，望着身前的毛泽东，他也有些为自己这位心爱的学生学习上的偏科担心。他想了想，沉思着对毛泽东说：“润之，我觉得你在学习上是不是偏科现象比较严重，过于偏重文科，对理科和其它学科注重不够？”
毛泽东想了想，诚恳地说：“杨先生，您说得对。我现在确实在集中较多的精力在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科学。我经过长期反复的思考，觉得在当前的中国，一定要从教育和哲学起步，首先改变国民的民心，然后才能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根本的改变，唯此，别无他途。”
杨昌济微微点了点头，说：“润之，你讲的道理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亦即如何改造我们的社会的问题。但是，你想过没有，现在是什么时代了？”顿了顿，杨昌济接着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是飞跃前进的世纪，在这个一日千里的世纪里，要想真正地深入地钻研社会科学，不懂得自然科学，这怎么行啊？我知道，你读过很多达尔文和赫胥黎的书，通过这些书，你可以深切了解到，他们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同时，是何等深刻地在研究着自然科学——生物的进化。”
毛泽东听了以后，沉思良久，接着略显为难地说：“杨先生，我觉得您说得完全正确。可是，我从前很少接触和钻研自然科学，现在再起步，年龄恐怕不允许了。”
“是吗？”杨昌济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学生，“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了。”
“你看我多大了？”杨昌济微仄着头问。
“不知道。”毛泽东望着自己尊重的老师，有点不解。
“我今年四十四了，年岁比你大一倍。”杨昌济伸出了自己的一个大指头，“可是，我现在每天仍然坚持学习自然科学。我感到，这样做，对我所从事的社会科学，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杨昌济掏出怀表看了一下，望着毛泽东，说，“我马上要去上课了。这样吧，这个星期天，你能不能抽空到我家来一趟，咱们好好谈谈。”
“好。”毛泽东感动地点了点头，“杨先生，我一定来。”
“行，我等着你。”杨昌济夹起讲义，沉思着向课堂走去。
晚上，回到宿舍里，毛泽东拿起一本书，坐在窗前读了起来。读着读着，杨昌济先生的话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是的，杨先生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师范生，知识面是应当宽一点，什么都应当懂一点，也许正因为这样，学校里的课程便十分广杂，什么都讲一点。但是，什么都讲不透。一些教师的教法又十分呆板，学起来如同嚼蜡，学这些功课，和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实在相差得太远。怎么办？他将自己手中的书合了起来，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自己的宝贵青春，难道就白白消耗在这意义不大的繁琐的课程之中？难道要让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再去投入激烈的改造社会的现实斗争之中？不行！决不能这样！怎么办？退学！只有退学，才能更早地投入改造社会的现实斗争之中去，为中华的崛起更早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对，应当将自己的这个决定告诉自己最尊敬的杨昌济先生，倾听他的意见以后，立即付诸行动！
星期天，他践约来到杨昌济先生家里，杨开慧和师母向振熙照例热情地接待他。
杨昌济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立刻将他请到了自己的书房。杨开慧给他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茶，坐在毛泽东身旁，倾听着父亲和润之哥新鲜而有趣的谈话。
“润之，请坐。”杨昌济对仍然站着的毛泽东说，“上次我们谈了一次，但谈得不深，不知你对那次谈话的想法怎样？”
毛泽东想了想，终于鼓起勇气说：“杨先生，我已经想好了，决定从一师退学。”
“从一师退学？”杨昌济站了起来，吃惊地望着身前这位寄托着自己重望的学生，“为什么要退学？”
“我想更早一点参加改造社会的斗争，”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说，“同时，一师的课程对我用处实在不大。”
“润之，”杨昌济镇定了一下自己，冷静下来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做学问和做事情，最要紧的是什么？”
毛泽东紧锁眉头，思索着，一时没有回答，屋里的闹钟在“嘀答嘀答”地响着。杨开慧睁大眼睛望着陷入沉思的毛泽东，心里十分着急。她努力替毛泽东搜寻着答案。忽然，她走到毛泽东身边，轻声对他说：“润之哥，我想起来了，我爸爸曾经跟我讲过，不管做学问或做事情，最要紧的是，首先要牢牢地打好基础。”“说得对，霞姑。”杨昌济听到了自己女儿对毛泽东悄悄的提示，接着她的话对毛泽东说：“做学问或做事，最要紧的是，先要牢牢地打好基础。这好比盖一栋高楼大厦，首先得打很深很深的地基，楼房才能砌得高，盖得牢。一棵大树，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一棵大树，只有根深，才能叶茂。”毛泽东轻声地激动地重复着杨昌济的话，忽然，他走上前去，紧紧握着杨昌济的双手，恳切地说：“杨先生，您说得太好了！我一定听您的话，在湖南一师的校园里，深深地扎下自己知识的根，努力吸收各种‘营养’，使自己成为一棵根深叶茂、树枝参天、人民需要的大树！”
杨开慧鼓着小手掌说：“这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润之哥！”
六、胸怀大志
星期天，同学们在宿舍里下棋、聊天。毛泽东和周世钊默默地坐在窗前，在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惇元兄，”毛泽东打破了沉默，对周世钊说，“我思想上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今天是星期天，杨先生没有课，我们是不是约几个同学到杨先生家仔细谈谈。”“很好，”周世钊点点头说，“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呢！不知怎的，一遇到难题，我就想起了杨先生。”“是啊！”毛泽东站起身来，伫立在窗前，凝视着窗前一棵苍松和苍松下的一排小松，“杨先生渊博的学识，高尚的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对自己学生深切的关怀和爱护，赢得了我们广大学生的深切爱戴。我们思想上遇到了难题，当然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走，我们到隔壁几个宿舍里看看去。”说着，毛泽东便和周世钊一起来到隔壁几个宿舍，邀着蔡和森、萧子升、陈昌、张昆弟等一起向浏正街李氏芋园走去。走进李氏芋园，花园中一个独立的红漆门框上，钉着一块四寸宽一尺高的铜牌，上面写了“板仓杨”三个工整的隶书字，毛泽东仿佛看到正直无私的杨先生正站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到来。
他们轻轻走进宁静的小院，透过半开着的窗幔，看见杨昌济正在书房里专心致志地读书。他们实在不忍去打扰老师。但强烈的求知欲望，又令他们不得不去占用老师一些宝贵的时间。他们在书房门前停住了脚步。
“润之哥，你们来啦！”院子里传来了杨开慧欢快的声音，“我知道你们星期天一定会来的。你看，茶我都给你们烧好啦！”杨开慧将手中的铜壶在他们面前一晃。
“啊！请进！请进！”杨昌济听到他们的谈话声，立刻迎了出来。
“实在对不起！”毛泽东歉意地说，“又来打扰您了，杨先生。”
“怎么这样说啊！”杨昌济露出长者宽厚的微笑，“我同样十分想和你们谈谈，每次交谈，你们也给了我不少教益呀！”
“是啊！”杨开慧从旁证实道，“爸爸就常常用润之兄说的话教导我，还常常把你们的谈话记在自己的日记上呢！”
“学生在某些问题上也可以成为老师的老师嘛！”杨昌济摆了摆手，“我觉得有时你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我。”
杨昌济一边说着，一边将毛泽东一行让进了自己的书房。师生分宾主在小书房里坐了下来。
“润之，你看，”杨昌济从书桌上拿起一本新杂志，“陈独秀、李大钊先生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最近一期又来了，上面的文章都很有份量，尤其是李大钊先生写的几篇文章，值得你们每一个人认真细读。”
毛泽东接过《新青年》杂志，认真地看了起来。
这时，坐在杨昌济身旁的蔡和森问道：“杨先生，在我们同学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知’和‘行’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好。您说，这个重大的问题，到底要怎样解决才好？”
杨昌济喝了一口茶，想了想，慢慢地说：“我个人认为，对一件事，一个问题，知道了以后，就必须付诸行动。否则，便等于没有知道；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以后，便一定要做到。否则，这句话便是空话。博学、深思、力行三者都不可偏废，博学、深思，最终的目的是用来指导实际行动的。实际行动比起博学、深思来更为重要：因为，博学、深思，最后却不付诸行动，这种博学和深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毛泽东听后，十分激动，他说：“杨先生，您讲得实在太好了。您所讲的，正是我平常在想的。不过没有您讲得这样系统、精辟。”顿了顿，毛泽东有些困惑地问，“不过，杨先生，有一个问题，我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就是，就您看来，这个‘行’字，在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我认为，”杨昌济望了望目光灼灼的毛泽东，“在当今中国社会，这个‘行’字的主要内容是：深入中国社会，进行切实、认真的调查研究，然后找出其弊端，接着积极参与改良社会的实际活动。”
“啊！对了，”毛泽东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地说道，“深入调查研究……”
骄阳似火，毛泽东和同班同学萧子升，背着蓝印花包袱，各打一把益阳雨伞，脚上穿着用麻和碎布打的草鞋，顶着烈日，向前赶着路。
“润之，”萧子升一边擦额上的汗，一边问道，“咱们这次利用暑假到农村搞社会调查，到底走哪条路线为好？”
“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掰着自己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