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第3期

公安部长亲办三大要案

作者:杜 超




  当许建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王芳时,老公安人员王芳也赞同他的观点。于是,为了把事件的真相彻底弄清楚,同时也考虑到萧山公安局因压力巨大而可能发生大搞逼供、错捕人的情况,许建国从诸暨县调了一辆火车,乘着车到萧山去了,因来不及吃饭,就在火车上匆匆吃了一点盒饭。
  此时,萧山县公安局的公安人员正在西蜀区安桥乡各村紧张地搜查。因为从萧山西门道口到白鹿塘车站这一铁路区间,行政区划隶属西属区安桥乡,所以公安人员们把安桥乡各村的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全部集中到了乡政府,然后逐个审查核实这些人当时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但费了很大的劲,却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当许建国乘火车到达曹家桥时,60余名四类分子和历史复杂分子有40多名排除了嫌疑,还有20余名尚在核实当夜出事时他们的行动情况。
  许建国从列车上下来,看到在场所有的人都因时间不多、案子却未能侦破而紧张不安,急忙微笑着和同志们打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并和同志们亲切握手,大家看到身为公安部副部长的许建国毫无架子,举止从容,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
  许建国听了潘局长的现场汇报后,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我在这里提三条意见,第一,取消24小时破案的命令(在场干警都长出了一口气);第二,案件的性质看来不一定就是反革命破坏,不要眼光只集中在四类分子身上,侦察面要广一些,这起事件极有可能是群众丢石子误中专列造成的(在场干警心情轻松了许多);第三,侦察地段重点放在安桥乡的曹家桥村,因为我勘察了这一铁路区间,发现此处铁路穿村而过,事情很可能就发生在这里。”
  听了许建国的指示,大家心中的压力都减轻了不少,对侦查范围、侦察重点也明确了不少。
  6月23日下午,萧山公安局综合了各方面的侦察情况,确定村民曹文生为作案重点嫌疑对象。正如许建国所指示的那样,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四类分子,而是曹家桥村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贫民。
  潘局长亲自带着人跑到曹文生的家中。此时已是深夜,大家一边敲门,一边喊道:“曹文生你起来!”曹文生听到声音,急忙应道:“好好,我来开门,我来开门。”但却迟迟不把门打开,原来是曹的妻子闻声后,惊恐地抱住了丈夫,不让他开门,还放声大哭起来。
  “快开门!”潘局长的声音严厉起来,大家也都加重了语气。
  终于门打开了。曹文生上身赤裸,下身只穿一条破旧的短裤,站在门口发抖,他的妻子边哭边挨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由于家里穷,所以他家里连油灯也没有一盏。大家借着依稀的月光望进去,只见他家家徒四壁,只有一张破木桌子摆在中央,潘局长道:“曹文生,现在跟我们去萧山公安局走一趟。”“是,是……”曹文生惊恐地应道,披上一件破上衣,跟着大家一起走了。他的身后,妻子一直在痛哭。
  曹文生被带到了公安局,时针正指向1点。局长办公室外间的小会议室里,已摆出“三堂会审”的场面,上首坐着潘局长、解副局长、朱克科长,秘书陈如康准备好了做笔录的纸笔,坐在局长一侧。治安股长陈荣杰、侦察股股长杜永毅坐在两旁。曹文生一跨进会议室就傻了眼,冷汗直流,双腿瑟瑟发抖,耷拉着脑袋,答话语无论次。
  潘局长严肃而恳切地说:“曹文生,我们公安同志知道你是贫农,不是阶级敌人。”听局长这么一说,曹文生的一颗心才稍稍安定一点。潘局长继续说:“你是一个翻身农民,靠共产党才分得田地。贫农做了错事,也要老实交待,争取政府从宽处理……”
  曹文生听了开导的话,开口道:“局长,我,我……”曹张开口刚想述说,转而又想:不能说,说不得,又紧紧地闭上了嘴。此时,曹文生脑海中映出在家中哭哭啼啼的老婆和两个儿女的身影,心想:这么大的案子,听说钦差大臣都下来查案了,人人传说,案犯查出来,逃不出一枪两个洞。自己死了不算,老婆怎么办?唉!哥哥死后,嫂嫂跟我过日子,总算凑成一个家庭,如果自己被枪毙,妻子将第二次守寡,两个孩子谁来抚养……曹文生越想越不敢承认,越想心越跳得厉害,大粒大粒的汗珠往下滴。潘局长恳切的劝导声又在曹文生耳旁响起:“曹文生,犯了错误,要有勇气认错。硬着头皮顶,是过不了关的。承认错误,坦白得好,可以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一个多小时以后,曹文生的心境才渐渐平和,情绪也冷静下来,终于真心诚意地交待了案情。曹文生说:“18日傍晚,火车来之前,有五六个人站在火车路西侧闲谈。我站在友根家的大门口参加闲谈,手中捏着一块从铁路上拾起来的棱角石头在玩着。这时看到一部蛮漂亮的火车开过来,我随手将玩着的石头从下往上抛了过去,掼在第三节或者第四节车厢上,大约钉在火车的窗门上了。”
  曹文生承认了。侦查人员揪紧的心,总算放松了。案子有了着落,但只有口供,没有旁证,上级领导会相信吗?于是,潘局长继续追问曹文生:“你说的是真话?”
  “我现在说的话都是真的,绝对不骗政府,请求政府宽大!”
  “你为什么要向火车扔石头呢?”
  “我是随意掼了出去,闹着玩的。”
  “你掼石头时,有人看见吗?”
  “我们一起有五六个人,曹培兴的地方离我最近,他大概是看见的。”
  潘局长问毕,侧身与解副局长、朱科长悄悄商谈了几句,即命将曹文生暂行扣押。
  将曹文生押走后,潘局长转身对杜永毅说:“小杜,你立即去曹家桥找曹培兴谈话,要尽快取得旁证。”
  杜永毅到达曹家桥时,已是24日清晨了。杜股长敲响曹培兴家的大门,曹培兴睡眼惺松地开了门,一见是他,不待询问,便开口直说:“宋股长,这件事情我错了,请求政府从宽处理。”
  “你什么事情做错了?”杜股长诧异地问。
  “向专车掷石头的事,是我做的。”曹培兴一本正经地回答。
  杜股长听曹培兴这么一说,愣怔在那里:案子查了几天几夜,谁也不肯承认,现在几小时之内,忽然有两个人出来认帐,这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杜股长冷静下来,将两人的情况作了比较,觉得曹培兴的承认来得蹊跷,真实性小。但是,如果不是他作的案,又何苦来承担这个罪名呢?他思索着。忽然,他双眉一皱,想起“因势利导”这个成语,决定来个“假戏真做”。于是,他从公文包中取出纸张,口袋里拔出钢笔,与曹培兴一问一答,做 “询问笔录”,然后叫曹培兴签了名字,盖上手印。之后,很严肃地对曹培兴说:“曹培兴,你做了错事,主动坦白,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但是,向专列扔石头,打破玻璃窗子,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法的事,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政府的宽大不是无原则的。现在白纸黑字写在这里,我将案子报上去,你再想否认,可不是闹着玩的了,法律是不允许的。老曹呀,你仔细想想,如果这件事不是自己做的,何苦要强加到自己身上来呢?”
  听杜股长这么一说,曹培兴吃了一惊,搓搓双手,慌里慌张地说:“啊呀!我错了,我错了,要犯法受处分,我吃不消的,我讲实话吧!昨天晚上,公安同志把文生带到萧山之后,文生老婆哭哭啼啼到我家来,恳求我,她说,‘培兴哥,你救救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火车路上掼石头的事是文生闯的祸,悔也迟了。他今天晚上被抓到萧山去了,如果不回来,俺全家要饿死的啊。你是党员,做过多年乡长,你去承担,政府一定不会难为你的。看在我们两个孩子的面上,行行好……’文生老婆一面哭,一面给我跪了下来。我一时糊涂,编造谎话,来认这个罪。其实文生向火车掼石头,我当时是看见的,没想到案子闹得这么大,如果揭发了他,他坐了牢,女人孩子都活不成,所以一直没有对政府讲真话。是我错了。”
  杜股长把曹培兴的陈述,一字一句地做了笔录。
  案情至此已昭然若揭。杜股长回到萧山,向潘局长汇报了曹培兴的“插曲”,呈交了笔录。潘局长认定案情已经真相大白,就命秘书陈如康将案情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公安厅。省公安厅迅速向中央、公安部汇报。
  6月25日下午,省公安厅打来电话,说此案关系重大,许建国副部长要听人犯口供录音,省厅派技术员到萧山录口供,公安局要做好准备。傍晚,省厅首长带了技术员,搬来一只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安放在侦察股的办公室里,用一根电线,通向杜股长的办公室。一切准备就绪后,把曹文生从看守所提押出来。
  潘局长亲自担任主审人,杜股长做记录员,厅首长坐在隔壁间静候。技术员打开录音机,专心致志地操作着。录音开始,潘局长将全案过程从头到尾询问了一遍。询问完毕,将曹文生押回看守所。大家围着录音机试放一遍,录音效果真实、清晰。至此,所有参加侦查工作的人员,精神上才真正放松下来。
  厅首长微笑着对潘局长说:“这件案子总算破了,为什么许部长如此重视,还亲自来勘察现场?你们干了这么多年的公安工作,也从未遇到过吧?你们知道那天专车上坐的是谁?是毛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样的专车,遭到袭击是全国最大的案子了。”潘局长兴奋地接着厅首长的话题说:“这个案子可以称作‘通天案’,没有再大的案子了,幸而案子已经侦破,想想案子大到通天,不免心有余悸!”在场干警听到是毛主席乘坐的专车,而且是陪同马林科夫南访的专车,个个都惊得一身冷汗。
  “通天案”案犯该如何发落?在萧山公安局干警心中还是一桩悬念。县公安局把案卷报省公安厅,省厅把案卷报公安部,口供录音带、旁证笔记一并送去。许建国同志在听取了公安部的汇报后,认为:“曹文生破坏铁路交通安全,是犯罪行为,考虑到曹文生是一个贫苦农民,贯彻教育为主的方针,可以给予从宽处理,判个缓刑就行了。”中央批示到省里,王芳副省长在曹文生的案卷上,亲笔批了处理意见。萧山县人民法院于1955年7月16日判处曹文生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
  曹文生坐了23天班房后,提着一只灰色旧包裹回到曹家桥家里。妻子、两个孩子一见文生回来了,以为是在梦里,一时都惊呆了,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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