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8期
北京大案·死囚档案之二
作者：丁一鹤
当我重新回到刘家时，已是大约10点钟左右了。我看着躺在地上的刘晓丽，她安详地躺着，已经没有以往的活泼和气息了。
我将她平放在床上，面朝上，最后看了她一眼，便用被子和她床上的一个毯子将她给严严实实地盖住了。我记得我当时还对着她说了一句：“安息吧，刘晓丽！”然后，对着她的尸体鞠了一个躬，“啪”地一下关掉了屋里的灯。
关上灯之后，我的心却不能平静下来，心中又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越是这么想，心中的恐惧感越强。刘晓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我真是太无情了，怎么就无端地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呢？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不敢再往下想。
在黑暗中面对一个死人，总感觉好像后面有人似的，心里十分不踏实，最后我干脆转过身，面对着刘晓丽坐下来，眼睛盯着她，生怕她真如电视里的镜头一样，一下“嗖”地坐起身来或者活了过来。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就在刘家呆了一夜，坐累了就站一会儿，站累了又坐下。在这好几个小时里，可以说，我的大脑经历了有生以来思想最为活跃和繁琐的“运动”，思想斗争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在这几个小时里，我想到了刘晓丽生前那活泼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样子。两个多小时以前，我还和她“闲聊”着呢。现在，她却无声无息地永远躺下了。
我不敢再往下想，既然事情已经弄到这种地步，惟一要做的是销毁我遗留在现场的任何证据和破案线索，让警察无从查起。
一不做二不休，我将工商银行的存折一张和一个牡丹卡，还有两张电话卡照单全收，一个不剩。
等啊等，终于快天亮了。忽然，我想起家里的女朋友王玫，我昨天晚上彻夜未归，她心里一定很着急，怎么办？我得想办法和她联系上，告知她我很好，不要担心我。这时，我猛然想起刘家有一部手机，我找到她的手机，马上开机后，上面显示的是凌晨四点多钟。我给王玫的传呼机打了个留言：我很好，你别担心，今天上午在家等我。两个小时后，我以同样的留言又呼了一下王玫。
大约七点多钟的时候，天已经比较亮了，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寻找刘的手机充电器，因为如果没有充电器，拿走了手机也没法使用。最后，我发现了手机包装盒，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存折和几张牡丹卡和电话卡，只有200元的存款，一不做二不休，我将工商银行的存折一张和一个牡丹卡，还有两张电话卡照单全收，一个不剩。想回头去银行碰碰运气。
找到充电器后，我将电脑搬了出来。这样一来，除了原计划要偷的电脑以外，多了手机及其充电器和几张卡等几样东西，可真有“大获全胜”的快感。
终于，院子里没有了声音，我将门推开一点缝，往外瞅，发现外面的人都离开了。为了确保安全，我还是特意只身出去看了一下，证实院子里确实没有人了，然后又回到屋里，把电脑等物品准备妥当。最后，我把刘晓丽家的门锁上，拿着东西回家了。
回到家后，我就告诉女友我闯了大祸了，一边说一边放下手中的电脑。我当时一身血衣。
回到家后，我就告诉女友我闯了大祸了，一边说一边放下手中的电脑。我当时一身血衣，就算是我不跟她说，我也无法隐瞒。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心里一直都处于极度紧张与恐惧之中，也想找一个人说道说道，以减轻心里的紧张感。
她当时听见后，马上脸变青了，声音颤抖着对我说：“要不你去自首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其实，关于自首，我何曾没有想过呢？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去这样做，也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所以，当我朋友劝我去自首时，我立刻驳回了。可能是王玫也考虑到了自首以后的严重后果，也可能是她太爱我不希望我有什么不测，最后和我站在了一起。
由于一夜没休息，加之我和刘晓丽的搏斗，体能大大消耗，我让王玫陪我一起去澡堂，洗去了一身的臭汗和疲惫。之后，因为被咬伤，我便让王玫陪我一起去一趟医院。在医院看伤的时候，一位40多岁的女大夫自然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们便瞎编了一个原因，说昨晚被人打劫了，在与歹徒搏斗时被对方给咬的。当时医生听说之后，还摇头叹气，说现在的社会治安越来越糟糕了，人心是越来越坏了，如此这般地批判了一下社会，我们当时还随声附和。
放在家里的衣服还是没处理掉，那可是最重要的证据和“心病”啊！我们决定把它们烧掉，只能这样才是不留痕迹。晚上8点后，我找来汽油，将所有的衣服用一个编织袋装好后，带上了打火机、手电筒和油瓶，和王玫一起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将血衣全部烧光。
回到家，心里如释重负，觉得好像去了一大块心病，心里踏实了一点。接下来，我打开“战利品”———电脑一看，结果很令我失望，机器里除了声卡和硬盘比我家的好一点外，其余配置都很差。一台破电脑换一条人命，真的不值。
第二天下午，我便把电脑卖给了积水潭附近的一家二手电脑店，只卖了1000余元。而存折、牡丹卡和电话卡，我装进一个垃圾袋，扔到了我所租住的房子的河边。而刘晓丽的那部手机，我们决定留下自己用。
犯了这么大的事，在我女朋友王玫面前装成若无其事，事实上，我自己内心深处比谁都紧张和恐惧，只是我刻意地稳住了自己的情绪，外表上跟没事一样。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我最后决定和王玫一起回她家，希望和她在一起度过。这样，使自己心理负担减轻一些，最好是彻底地忘掉此事。
我希望此行能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忘掉1月23日晚上发生的事。
1月31日，我们收拾好行装，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希望此行能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忘掉1月23日晚上发生的事。
就这样，我和王玫回到了她东北的家。在她家，我仍无法彻底忘掉此事，就连晚上做梦，也是噩梦连连。虽然有时候，王玫背着她的父母亲对我说，她很害怕。可我却依然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安慰她说没事的。可是，我心里头比谁都害怕。就在她家里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动过要去报案自首的念头，可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我还是没有勇气这么做。
在她们家过完元宵节，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回了北京。2月28日到达北京。我们又回到原来的住处。发现一切如常，心才稍微安定了一些。
当天晚上10点钟左右，忽然有派出所的人敲我们家的院门，当时是房东开的门。警察把房东叫出去之后，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然后警察便走了。我开始感觉情况不妙。心想警察可能是因为刘晓丽之死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现在找到我们家来了，怎么办？这一夜，我没有睡好觉，王玫也很害怕，我装出无事似的一个劲地安慰她，可自己心里的恐惧感陡然增加了不少。在恐惧中，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清晨八点钟左右，还没等我们醒过来，警察就把我“请”到派出所———
在看守所里，我写下了《我的悔过书》：
我叫熊砚平，现年22岁，因涉嫌抢劫罪于2002年3月2日被捕，现被依法关押在丰台看守所接受法律的审查。
本人现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犯罪根源所在。
2001年8月份至12月份期间，我曾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即法律上所认定的盗窃方式，先后在定福皇庄村共五家学生所租的住房内盗取电脑、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和音箱等物，并相继在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低价售出，获得了总计大约2000多元的非法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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