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王志纲
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辩证法的。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等。
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当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以及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结。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以及《毛泽东选集》。但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或者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和满肚皮的文韬武略，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
说牟其中是中国的“风险投资之父”，可能并不夸张。遥想当年老牟以最原始、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用中国积压的商品从刚刚崩盘的俄罗斯换回飞机时，他受到多少商人、老板、青年，以及政府官员和媒体的追捧!在社会的眼中，他简直是一个天才，一个具有魔力的人。而他自己也是“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牟其中风头正盛，他通过人找到还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在南方组织一个活动。于是，我邀请广东当时的风云人物钟华生，在广东为他们搞一个风云对话。没想到，初次见面，老牟的睥睨一切、不守常规的雄风着实就让我们吓了一跳。记得我刚宣布大会开始，还没有讲几句，老牟就抢过话头，说我先讲两句。这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全是老子天下第一，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的传奇，间或夹杂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一席雄侃下来，时间没了。他兴致很高，脱口而出，今天的饭局他买单，记者们自然欢喜异常。等吃完饭，他老人家却只顾用牙签清理口腔，全然没有买单的意思，后来还是特地赶来对话、却没插得上话的钟华生掏钱结账。第二天早上，当这位替老牟买单的人在餐厅同老牟相遇时，他竟然旁若无人，形同陌路。
刚开始，我对老牟的行为非常不解——他也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的人物，怎么如此不通情理？后来我想通了。不兑现买单的承诺并不是老牟没有钱或者心疼钱，因为他眼里从来就没有钱。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老牟不是“周扒皮”、“葛朗台”式的吝啬鬼，否则他手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从他那里占了便宜的人。他的傲慢，他的冷漠，并非他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他志不在此。否则我们很难相信他这几十年是怎么穿行在暗礁密布、险象环生的社会之中。
说起来，老牟也是开一代先风之人，要说教父，回顾中国商海江湖几十年，论衣钵传承影响之大者，至今恐难有人出其右者，如不信试举几例：当今中国地产界的风云人物、被称为地产思想家的冯仑先生，当初毅然投诸于牟的门下，并在他手下完成了市场经济的第一课；轰动中国一时、刚刚坠毁的中国“民间摩根”机构——“德隆号”飞船，直接是他的衣钵继承者；时下引领时尚，颇有影响的若干企业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无不受益于他《南德视界》这一中国企业第一内刊的启蒙……
这些年来，老牟一直将自己定位成国务院总理那样的人物：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让南太平洋的湿润空气改良西部的沙漠；将中国的国营企业整体包装，到美国上市，狂赚美帝国主义的钱；在东北亚，重新建设一个香港城；卫星上天，无限连锁，缓解就业压力，等等天才般的构思、狂想，哪一个是普通的商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老牟的失败，不是商业，而是政治情结太根深蒂固。其实在他最为火爆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媒体或机构对他一直是讳莫如深、敬而远之的。他的首富荣誉、各种社会头衔，没有一个是由官方背景的机构认可的。说来可悲，一个自认为雄才大略、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杰，弄了半天，在主流社会的眼中只是一个游走江湖的和尚、术士，始终被排斥在精英阶层的门外!
大邱庄的庄主禹作敏，跟老牟同出一辙。禹庄主的许多格言妙语当时流传甚广，“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典型的农民语言，但对两个文明辩证关系的阐述，胜过许多宣传资料。但仔细一想，这不是一个在商言商的老板所应该思考的，横看竖看，总有那么一股政治情结。其实在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与他比较的对象——昔日的大寨党支部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同志。可能在老禹的心中，他认为自己从才能、头脑以及实实在在的业绩上都大大超越陈永贵。可惜他忘了，陈永贵的一步登天，与他本人的天赋、才智关系不大，只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相联。要不然，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讲究“血统论”、“唯出身论”的年代，政治历史异常复杂的陈永贵怎么可能经得起挖地三尺、一轮又一轮的政审。
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也是一个政治情结很重的人。重庆邮电大学毕业之后，就“混进”了军队（因其父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政审马虎了一点）。在部队并非根正苗红的任正非拼命工作，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好在他当的是技术兵，而非扛枪打仗的野战兵）。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老任（按理应该叫小任）尽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尽管他的手下一个个立功受奖，但他却没有得到一纸奖状，更没有能够光荣入党。就这样不咸不淡地在部队里呆了近10年。1976年，“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邓小平成功复出，任正非也开始扬眉吐气了。1978年作为“毛选学习标兵”的他，以非党员的身份参加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由邓公主持的全国科学大会，自是风光无限，老父亲激动之余将他与中央领导的合影放大用镜框小心地装好，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
憋了10来年的任正非，正当意气风发，准备乘长风破万里浪时，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队因为大裁军整体转业，无奈之下，老任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变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骗得很惨，你相信吗？不过这是事实。可见那时的他还没有完全静下心来。但任正非与牟其中和禹作敏最大的不同，就是多了点理性的力量。当他发现已经没有可能走“又红又专”的仕途时，非常果断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激情、智慧与才华全部倾注于当下的事业，而且心无旁骛。经过若干年艰苦卓绝，甚至九死一生的拼搏，终于开辟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过的注定要留下痕迹。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他的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烙印。翻开任正非的内部讲话和华为的宣传资料，字里行间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术语，你仿佛置身于一个别样的战争环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热血奔流。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老任并不否认这一点。反而说，一个自信的企业最大的底气来自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么说，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韬武略、权谋智慧、力量和勇气，硬是打造出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甲兵团，终于将西门子、朗讯、阿尔卡特、摩托罗拉这些跨国的狮子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产品占领了一流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