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
作者：王志纲
■ 王志纲
中国的商人、老板或者企业家们富有戏剧性的命运变迁，可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空前绝后的。
第一类老板是来自社会的底层，属于草根阶层。他们主要集聚在广东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其中以浙江最多）。
广东的老板们90%以上是洗脚上田的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小手工业者。而浙江民营企业100强中，90%的老板出身是农民或裁缝、修鞋匠等小手工业者。
这些人普遍家境贫寒、兄妹姐弟众多，初中高中水平，有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或者是文盲。他们可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小就备尝生活的艰辛，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背景。他们也没有任何资产，可说是两手空空，身无长物。为了家庭和个人的生计，他们很早就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苦难的生活、强大的压力、卑贱的地位，不仅没有磨灭他们积极向上的斗志，反而让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为了光宗耀祖，为了衣锦还乡，他们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因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所以最具冒险精神和斗争意识——失去的仅仅是“锁链”，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当改革开放之风刚刚刮起时，当整个社会的“精英们”还在为“商品经济”、“剥削”、“雇工”、“姓资姓社”等高深的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这些草根阶层已经冒着被抓、被关的危险投机于南北、倒把于东西。当市场经济尘埃落定时，他们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母亲的身上，积聚了向更高台阶进发的实力和资本。
20世纪80年代这些草根老板们遭到了相当普遍的嘲笑和鄙视——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只不过运气好，才让他们发了财。那时的小说、电影、电视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仇视和敌意，当然还有按捺不住的嫉妒和羡慕。今日，他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之一，成为备受媒体和闪光灯追捧的大众明星，但还是有很多人对其出身、水平、能力产生质疑：这样素质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企业能走向世界，能做成百年老店吗？
是的，这些草根老板出身于卑微的农民家庭，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训练。他们没有优雅的谈吐，也没有潇洒的举止，但是他们却是中国八九亿农民当中的龙中之龙，凤中之凤，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今天不是来自于世袭，不是来自于钦命，而是来自于残酷的生存竞争。他们的发展轨迹暗合了生存竞争的哲学——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人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出身，却不知他们的成材率远远没有科班出身者来得高。可能只有十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但正是这一高赔率使他们更具传奇色彩和生命力。
第二类老板出身不同，如何在政治和经济二者之间走好钢丝，并且达到“和平演变”之目的，是这些人不断磨练的生存秘技。
如联想的柳传志、TCL的李东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华西村的吴仁宝等，都可以归在这一类。他们创业时都有国营或集体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奋斗历程尽管充满艰难险阻，但往往没有前者惨烈和充满血腥。起步阶段因为他们的官方背景，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但不是阻力，反而是一种力量。这时，只要他们头脑灵活、行动快捷、兼具市场意识和管理能力，一般来说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实，对他们最严峻的考验和心灵的折磨是如何在迅速发展的企业与个人逐渐膨胀的野心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对他们生存智慧的极限挑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领域或复杂迷宫中的先行者。
譬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横店集团的徐文荣都是真正意义上“与时俱进”的模范人物。二人创业之时都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支部书记，根正苗红。当邓小平要全国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时，他们自觉自愿地戴起了“红帽子”，乘着政策的春风加大了乡镇企业的改革步伐；当邓小平要大家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不要像小脚女人那样，不要受“姓资姓社”的束缚时，他们纷纷搞起了股份制改革；当政府要求加快产权改革、转变经营机制，国企纷纷易帜、乡企纷纷变姓之时，他们顺理成章地摘掉“小红帽”或者指定接班人，悄悄地实现了“和平演变”。福布斯上的江浙亿万富翁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
以柳传志和李东生为代表的老板属于另一类，他们将古老的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作了淋漓尽致的演绎。这一类人在“忍”字上做足了功夫，耐力之好、目光之远、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而健力宝李经纬的功亏一篑，青春宝冯根生产权改革的流产，皆因没有柳李那样的定力和耐性。
类似联想这样的企业，如果当初在市场中被消灭了，可能也就没人关心了。但不曾想，却做成了行业的一面旗帜，资产升至数百亿，全社会的目光便开始聚焦。尽管当初柳大帅仅仅向老东家借了20多万的开办费，并且这笔款项早就归还，但从根子上讲，联想集团仍属于集体资产。柳传志太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他深知自己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可以让他灰飞烟灭的火山。所以他足足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游走于边缘，与各色人等打起太极拳，最后国家认可，上级满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们高兴，普天之下皆大欢喜。
李东生老谋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外围实验，90年代末期搞了所谓的“授权经营”，这种过渡非常巧妙。当万事俱备，天时和地利都到位后，通过引进所谓的海外战略投资，自然就完成了复杂的产权改革，于是李东生也从一个“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亿万的“资本家”。这种深谋远虑、绵长细腻的功夫不是修炼到相当境界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春兰的改制胎死腹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存量”上下功夫，难免给人留下利用职权之便侵吞国有资产的口实，而李东生的民营化之路却始终锁定企业的“增量”资产，这样他就守住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万科的王石玩的则是另外一种策略。试问，王石为什么仅仅只有区区数百万的家产？要知道他当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门人。为什么许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国股市兴风作浪的汪洋大盗们多把船弄翻了，唯独一个王石不仅把船开得平平稳稳，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进了新时代？
王石说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多数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其实，王石作为一家大型的品牌上市公司董事长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因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的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
《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营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因为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为模式，他与老东家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婆家，准备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相让给北京华润置业，条件非常优惠，但临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既是国有控股企业，他又与老东家长期关系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一点，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惨。既然王石作为老板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怎么可能发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