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
作者：杜润生
会前，王任重将他和我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认为王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但指出王、杜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任重把先念所讲“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我的讲话里，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勾掉了。王任重要求两个讲话一起送中央批转。这时，我和刚从四川省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商量，怎么处理。他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把问题淡化了。好在会议纪要中仍保留了：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王任重、李先念也有变化
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抓住要点。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和他争论，不歧视我们这些观点不同的人，平等对待，一如往昔。
1979年，有一个时期王任重在上海养病，把张平化叫去，说：包产到户，你们为什么不纠正？张赶紧回来传达，让农委纠正。
我说：七省三县会议的文件，是中央通过的，讲了群众要包产到户，不要批，不要斗。
张说：但不能放任自流，不做工作。
我说：做工作可以嘛，但不宜硬纠。
还有一次，是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在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变化。
以后，王任重调离农委，改任中宣部部长。离任前夕，我俩恳谈了2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
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80年代，有一次先念同志约我谈武汉市一个老案子（纪凯夫事件），然后转到闲谈。
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他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还有很多同志持不赞成态度，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仍然不合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
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长期规划会议：小平讲话了
1979年底，包产到户虽然在全国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由于一些地方自发仿效，其数量在逐步增加。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尚需有个过程。
到1980年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这一年的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
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主持会议。他先召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
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
这次征求意见的会（4月2日）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
姚依林提到这个问题，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
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就在同一个月，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会后，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
邓小平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我此时又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邓说，看三年，那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办。
组织再调查
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讲话精神，决定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
以前曾组织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一次是1982年由国家农委组织的大学生暑期百村调查，另一次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安徽调查。这次是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性定点取样调查。
出发前再三讲不要带“框框”下去，不是找材料来为某种定论做注解。要把“如实反映民意，自由表示见解”，作为共同信守的准则。
全部调查主要搞清了如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重新发现家庭经营。在不误农时，呵护有生命的动植物方面，家庭经营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它同样可用现代农艺耕作，提高生产力。家庭经济和社会主义可以相容，党的政策是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的自发趋势。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大批转业，家庭小规模经营可相对扩大规模，并在家庭条件下学会独立经营，发展交往，懂得投资于教育，培养人才，促进技术进步，取得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联合，为更高的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肯定家庭经济，既照顾了农民的要求，农民也相应地接受了土地的公有制，这有利于防止非耕者对土地的垄断。包产到户既继承而又跨越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