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

作者:杜润生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决策:就是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会前,王任重将他和我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认为王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但指出王、杜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任重把先念所讲“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我的讲话里,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勾掉了。王任重要求两个讲话一起送中央批转。这时,我和刚从四川省调上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商量,怎么处理。他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把问题淡化了。好在会议纪要中仍保留了: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王任重、李先念也有变化
  
  王任重这个人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为人正派,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工作能抓住要点。在许多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和他争论,不歧视我们这些观点不同的人,平等对待,一如往昔。
  1979年,有一个时期王任重在上海养病,把张平化叫去,说:包产到户,你们为什么不纠正?张赶紧回来传达,让农委纠正。
  我说:七省三县会议的文件,是中央通过的,讲了群众要包产到户,不要批,不要斗。
  张说:但不能放任自流,不做工作。
  我说:做工作可以嘛,但不宜硬纠。
  还有一次,是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在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变化。
  以后,王任重调离农委,改任中宣部部长。离任前夕,我俩恳谈了2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途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
  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要忠于毛泽东思想。
  80年代,有一次先念同志约我谈武汉市一个老案子(纪凯夫事件),然后转到闲谈。
  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户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他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还有很多同志持不赞成态度,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仍然不合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
  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长期规划会议:小平讲话了
  
  1979年底,包产到户虽然在全国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由于一些地方自发仿效,其数量在逐步增加。在党内特别是在高级干部中间统一认识,尚需有个过程。
  到1980年以后,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这一年的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
  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主持会议。他先召集中央几个综合部门的负责人,就会议准备解决的几个问题征求意见。
  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
  这次征求意见的会(4月2日)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
  姚依林提到这个问题,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
  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就在同一个月,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会后,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
  邓小平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我此时又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邓说,看三年,那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办。
  
  组织再调查
  
  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讲话精神,决定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
  以前曾组织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一次是1982年由国家农委组织的大学生暑期百村调查,另一次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安徽调查。这次是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性定点取样调查。
  出发前再三讲不要带“框框”下去,不是找材料来为某种定论做注解。要把“如实反映民意,自由表示见解”,作为共同信守的准则。
  全部调查主要搞清了如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重新发现家庭经营。在不误农时,呵护有生命的动植物方面,家庭经营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它同样可用现代农艺耕作,提高生产力。家庭经济和社会主义可以相容,党的政策是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的自发趋势。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大批转业,家庭小规模经营可相对扩大规模,并在家庭条件下学会独立经营,发展交往,懂得投资于教育,培养人才,促进技术进步,取得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联合,为更高的发展奠定制度基础。肯定家庭经济,既照顾了农民的要求,农民也相应地接受了土地的公有制,这有利于防止非耕者对土地的垄断。包产到户既继承而又跨越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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