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
作者：杜润生
在本文中，作者回忆了上世纪70年代底、80年代初中央高层关于农业包产到户政策从禁止到全面推行的决策过程。由于作者亲身参与了这场大争论的全过程，其回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现实的参考意义。
与胡耀邦谈农业和责任制问题
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副主任最初只有张平化、张秀山和我，后来又加上李瑞山、何康，共6个人，其他委员多是兼职。农委从1979年2月开始工作。
华国锋和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的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他们办了几件好事。如：让农民休养生息，贫困区减免了各种税收，进口了将近200亿公斤粮食；重视“社队企业”，同意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投资，搞水利、化肥、机械等。这对农村群众情绪的转变是有帮助的。但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初到农委工作，一些关心我的同志也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另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体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华国锋和李先念召集开会，我和水利部长钱正英参加。结果很容易地争取到几十亿元投资，主要是搞水利。会后起草了一个文件，重点讲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解决粮食问题。先念看后表示同意，但让我去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耀邦任党中央的秘书长。
耀邦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并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内蒙古的书记周惠，也请中央同意把土地借给农民，让他们包种。我批复周让小农经济再恢复是不利的。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毕竟是个思想开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内蒙古不能借地，后来就搞“口粮田”。1979年6月，农业部张根生、余国耀等人去内蒙古、甘肃、宁夏考察，回来向李先念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我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他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1979年初，七省三县座谈会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会议由我主持。
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年初，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的试点，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县很快就推广开来，已占生产队总数的11％。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
除安徽外，广东、四川等地也反映有包产到户的，具体数量不详，只知道办法很多。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
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从农村形势讲起，说：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2个小时，按常规是不多见的。3月22日，王任重又到会讲话，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他们两位的态度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
最后，华国锋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时我做了发言，说一些重大问题会议讨论不充分，只能求同存异。《纪要》按华、王的讲话精神修改，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责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但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责任制的不再动了，“包产到户”也不同于单干，要纠正，不可上纲，更不可搞批斗。
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对林业政策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他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七省三县座谈会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从结果来看，满意的解决尚需时日；但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
1980年初，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突破阻碍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
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让大家放开思想。我安排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一些地方，特别是占1／4比例的后进地区，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周曰礼讲了两个多小时。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在华东小组几乎等于围攻安徽，让我很为难。周曰礼对我说：安徽包产到户，是万里书记主张试验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试验结果有利生产，就继续试。其他小组也争论激烈，赞成任重讲话的人占多数。轮到我在大会讲话，我讲了对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