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
作者：杜润生
第二，平均承包土地的问题。我们原想按劳动力分包土地，这是从效益原则着眼的。但为什么各地农民、连土地较多的东北地区的农民，都愿意平均分包？经过调查再次证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人多地少，工商就业机会缺乏，人们靠土地为生。特别是刚刚从集体经济体制走出来，口粮是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1978年，全国仅产6000亿斤粮食，人均口粮只有318市斤。此外，土地还是农业社会中的保险品，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养老自救，都靠土地。农村改革不能不关注分配上的起点“公平”，团结绝大多数，稳定绝大多数。土地的规模经营要不要搞呢？当然要搞，但是它必须和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非农产业就业的人增多了，农民减少了，才能谈到扩大家庭经营规模。在中国，即便有了这种新条件，也不一定形成过大规模，并因此而改变家庭经营。人多地少的格局是注定的。
第三，为什么先进地区也要搞包干到户的问题。这与我们原来的估计也不一致。从调查资料来看，主要是由于农民要自主、要自由。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
记得有一次，我到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个大村庄调查，那是一个先进大队，却实行了包干到户。我问：你们为什么愿意包干到户？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给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地配置生产要素，生产出产品，增加所得，办那些主管人和上级领导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又能耕地，又能运输，能赚不少钱。闲置的庭院土地，可以寸土千金，妇女、老人、工人早晚工余点滴空闲时间均可高度利用。可见，自主、自由是一种制度因素，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
显而易见的是，包干到户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并形成一个公私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出单一型所有制不具备的功能。几千个集体农场，也进行了改革，大多是一场多制，发展二三产业，制度上也有创新。
凡事要别人明白，先要自己明白；要别人坚定，先要自己坚定。这是从调查中获得的一条教益。
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198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准备起草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我，出席国务院会议发言。我原以为只是十来个人的会议，也没有写发言稿。到会一看有一两百人，各部的部长、非国务院系统的也都来了，实际上是个扩大会议，给了我一个“突然袭击”。既然来了，只好放开讲。我在会上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第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因为担心出现差别、两极分化，结果搞了绝对平均主义。第三，包产到户实际是公有土地、家庭经营。这种制度有什么利弊？
中国地少人多，家庭经营规模太小。生产队剩余劳动力超过1／3。家庭承包土地不论按户、按人、按劳计算，都是细小的规模，没有规模效益，影响科学进步、技术提高。家庭成了经济主体以后，可以避免瞎指挥，也可以阻止正确的指挥，会对政府的指令造成诸多不便，还会滋长一点资本主义因素。这是弊!
但是人多地少的格局，并不会因实行集体化而改变。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上述矛盾，导致公私两困。权衡利弊，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
在我讲话之后，第一个发言的是薄一波。他表示：这个介绍很好，说清了问题。农民要搞包产到户、我们要集体化，这个矛盾反反复复多少年。许多干部，包括邓子恢、润生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受了多年的冤枉。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全国供销合作社主任程子华说：我们听说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已达4次，如果再拒绝、打击，还会有第5次。会后，他还要我去供销总社讲了一次。接着，为了取得广泛支持，我又应邀在部队、机关、党校，讲了几次。随后，各省区也都普遍发动宣讲党的农村政策，逐步解决中间层的思想问题，全党逐步统一认识。
1981年冬，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
这个文件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了以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个文件我已看了，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他还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说明，最后说：文件好，说明也好，所提问题，我赞成。
最后应该指出，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集体化二十多年当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只要多购1／10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紧接着，劳动力从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加之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形成一大块非国有经济，矫正公有制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化的弱点，并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了新的巨大的来源。这些，为推动全国经济改革起到了鼓舞信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