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刷盘子，还是读书？
作者：钟 庆
刷盘子，还是读书？
中国目前的状况充满了矛盾，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耳闻目睹的留学生活，与中国目前的现实颇有相像之处。
学生是应该刷盘子还是读书？对于大部分的国内学生而言，这根本就不是问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何况刷盘子打工也赚不了多少钱。但对于留学生来说，这却是一个时刻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刷盘子的诱惑很大，以日本的标准，刷一个小时的盘子，折合成人民币大约60元，那么一天是多少，1个月是多少，1年又是多少，可以很清楚地计算出来。读书其实要比刷盘子辛苦得多，学费高不说，课程也不轻松，还要加班加点地学习，还有拿不到学位的可能。即使读出来了，也不一定能找到称心的工作。所以很多留学生干脆选择以刷盘子为生。
其次，选择读书的留学生也必须刷盘子，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付学费。这样一来又有了新问题，即用多长时间刷盘子？多长时间读书？刷盘子的收入是用于读书还是改善生活？比如说买辆车耍耍。读书的留学生要时刻抵御刷盘子的诱惑，因为自己的生活比全心全意刷盘子的留学生要差不少。一旦抵御不住眼下的诱惑，松懈下来，原来所读的书全都白费，还要从头刷盘子。当然，拿到了学位，找到好工作，收入远非刷盘子可比，而且很轻松。但这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潜心读书。
之所以从中国经济现状扯到刷盘子，是因为国际社会其实与一个国家内部差不多，也分三六九等，平等只是理想，而不是现实。有的国家是读过书的白领（制造技术文化产品），有的国家只能刷盘子（出卖简单劳动和资源）。成为白领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家道殷实，则生下来就能上大学当白领，但这种国家就那么几个。如果中了彩票，一夜之间也能变成白领，但这种概率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其余的国家要成为白领只能靠自己努力。
日本就是个模范生。日本人祖上的遗产不多，既缺土地也缺资源，手工业还不发达，刷盘子是刷不好的，只有读书这一条路。日本也赶上了好时代，当时通信和交通不发达，有个收音机就不错了，国民很难受到物质诱惑，只能一门心思读书，即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准。用了不到一个世纪，掌握了全套先进工业技术。由于技术水平高，少量的技术产品就从世界市场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平民生活水平还与中国持平，40年代打仗，平民没有饭吃，但是50—60年代家电就普及起来，70年代汽车进入普通家庭。日本成为富裕的国家，以前的书没有白读。
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可能是祖上还留有家业，有些土地和资源，虽然不多。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这段时间，总是在想：是不是卖卖地（也就是卖粮食）、卖卖资源，就可以了。就这样走过来，这种“刷盘子式”的收入一时也不少，于是社会精英们惬意地改善生活，比如买烟抽，比如到十里洋场去耍耍，就这样蹉跎了约一百年。其间虽然也想学些本事，但太辛苦，光交学费没产出，也就放弃了。到了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还只能仿造汉阳造，日本已经可以建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日本不打你打谁？既没本事又空守着一份家业!
到了50年代，毛泽东让中国人安心“读书”，而不是“刷盘子”享受生活。所有“刷盘子”——卖粮食和卖资源的收入，由国家统一管理，充做“学费”，在国家主导下进行工业化，而不急于购买彩电、冰箱等消费品。由于心无杂念，不攀比邻居的幸福生活，“学习成绩”自然很显著，从零开始，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造出了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颗卫星……创造了无数“中国第一”，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近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历程。创造这些第一，培养了无数人才，培育了工业人口和市场。等到80—90年代，家电开始普及，汽车也逐步进入家庭，复现了日本的历程。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读”了近百年的“书”，中国只用了30年。但是，现在的中国被看作“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出卖简单劳动，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关心GDP的增长，计算着多少年后会达到什么水准，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算法，就像计算靠“刷盘子”的收入多少年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一样可笑。现在的GDP增长率固然很高，但经济学家也许没想过，靠“刷盘子”，就是再干100年，也还是二流国家。如果继续“读书”深造，不追求一时的GDP增长率，那么只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成为一流国家，人均GDP也会赶上发达国家。
中日两国的战后再出发
日本虽是模范生，但最终不敌工业化的“先生”——美国，二战后沦为战败国。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殖民地纷纷独立，积累了几十年的工业不是毁于轰炸就是被战胜国收缴，剩余的军事物资，和正在研制的先进武器，如喷气战斗机、导弹、洲际轰炸机等，从样机、图纸到实验设备等都被美国拆除运走。从明治开始经历了约百年，日本从物质上又回到了原点。
不过，大和战舰虽然沉没，但曾经建造了大和战舰的大量技术工人，钢铁、航空、机械、电子、光学、化学等各门类的技术及技术人才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日本本就一无所有，惟一的资源也就是人，物质财富可以被收缴，但近百年工业化历程积攒的人力资源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剥夺的。
战争刚刚结束，政府的经济安定本部（现在经济企画厅的前身）就开始运作，规划和协调未来的发展。飞机工厂改造汽车，造舰厂改造轮船，造瞄准镜的工厂就改造照相机。这是日本战后的再出发。
转型需要时间，国际市场开拓也需要时间，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在家，会消磨掉技术力，尤其是大工业所必需的组织纪律性。于是政府一声令下，失业工人被组织去种树，演绎日本版的“上山下乡”。今天，日本各地都能看到那高耸入云的水杉，就是当年的杰作。战后日本食品供应困难，政府集中有限的粮食给学校发放免费午餐，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被称作“团块世代”（战后初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作者注），是日本高度成长期的主力，也是现在日本经济的脊梁。
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地劳动，以厂为家，不计报酬，完成了艰难的工业转型。工厂没钱，政府也没钱，只能保障基本的食品配给。但国家生死未卜，怎能计较个人得失？无数人默默地奉献，终于让日本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进入50年代，日本逐步打开国际市场，大量输入原料，工业重新运转起来，原来的产业大军又成建制地回到岗位。进入60年代，“团块世代”开始推动日本进入黄金时代。
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战争废墟。从工业化的人才角度看，当时的日本已经领先中国近百年。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没有参与过实际的工程实践。现代工业技术几乎为零，按历史最高产值计算的重工业还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而是满口的“之乎者也”。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占有量也不见得比日本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惟一的依靠其实与日本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