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沈从文：２０年代的“京漂族”
作者：金介甫 符家钦
编辑扔进字纸篓。有一件他常说起的孙伏园的掌故。孙伏园1920至1923年是《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在编辑部一次会上搬出一大摞沈从文的未用稿件，把它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某某大作家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字纸篓。当时报馆不愿花邮费退稿，而沈从文没有功夫多抄一份留底，所以他估计早期作品大约三分之一都是这样被扔掉的。
但到1925年，《晨报副刊》就开始经常刊登沈从文的文章了。给他的稿费每月从四元到十二元。不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宰平就注意到沈的作品。1925年5月，林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篇书评，赞扬沈的文采，还错把沈当成大学生。这正是沈从文求之不得的机会，跟和郁达夫通信那样，让他这个到处碰壁的人再一次引起社会注意。此后林教授对这位青年异常照顾，请他上自己家去，给了他极大同情、指点。后来林教授把沈从文的困难处境对老一辈政治家梁启超讲了，梁就把沈引荐给他朋友熊希龄。当时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正巧缺一个图书馆员。就这样，沈从文通过一位新认识的林教授和一位完全陌生的梁启超(他同梁后来只在1926年见过一次面)的撮合，开始在他的显赫亲戚熊希龄底下办事。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香山。香山位于北京郊外的西山，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正好与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公馆相邻。双清别墅是乾隆皇帝留住过的地方。熊常常在晚上同沈一起谈时事、哲学等话题。两人有时坐在古松树下，或者坐在经过沈的住所去香山寺废墟途中的石级上面，熊往往向沈考问各种知识，直到午夜。后来沈从文提到这段情景，认为是熊在给他种种“考试”。熊还送沈从文去北京大学图书馆，由袁同礼教授教他编目学、文献学。袁同礼次年就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中，这个馆算是首屈一指的：
沈从文住在西山的日子刘·他个人说来是很有收获的。他可以在香山那些幽静寺院楼阁间随意漫步。此后在他的小说后面注上写作时间、地点的时候，香山的有名地方常常出现。他的朋友胡也频和丁玲正在山中度蜜月，他们为了观赏落日，常常忘了吃饭。20年代那些年头，北京和西山交通靠毛驴，而毛驴得花钱。沈从文如果想到城里书报摊上翻翻书，只好走上四个钟头。沈从文感激那位阔亲戚的帮助，可总觉得他跟熊府的绅士气派格格不入。他跟熊家那帮人之间总有一条说不清楚的鸿沟，这一点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所以等到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社里找到一个录事职位，因而在北京有个糊口的地方时，他就又回到原来的公寓里去了。图书馆这门学问怎么也引不起他的重视。这段时期他一直在写稿。甚至还想和丁玲、胡也频一起办一份文艺杂志。实际上，沈和香山的绅士之间的鸿沟，是沈自己的创作引起的，特别是像《棉鞋》、《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沈不了解这一点，说明他多么天真、不懂事。关于他为什么离开香山，沈从文现在的说法是，他为了取得独立，才离开熊家产业。还说：“也为了其他一些原因。”
在小说《棉鞋》中，讲故事的人因为穿不起一双体面鞋子，在大庭广众中很失体面。他穿双旧布鞋走过去，招来了香山图书馆长的轻蔑，也惹得游客投来挖苦嘲笑的目光。他的老板，香山慈幼院院长也暗暗谴责他。就算这篇小说情节纯属虚构吧，香山的职工看了这篇小说必然也非常反感，因为小说把他们写成了一批势利小人。由于小说写的是真事，小说结尾老板还叫这个讲故事的人姓“沈”，沈从文的上司当然会把这篇小说看成是对他们的粗暴人身攻击。
《用A字记下来的故事》这篇小说更是不能忽视而且难于原谅的，因为他用轻蔑笔调写了香山一次生日大庆。贺客达到3000人，当然算一场盛举，很可能是写熊希龄55岁生辰的大庆吧。小说中那位不按传统品格塑造的主角，正是备受社会歧视的作者自我贬抑性格的体现。盛宴中的男宾全都使他觉得讨厌，可那些满身香气、头发短短的摩登少妇，却敢于和他挨得很近，引起他的遐想，想抚摸她们、拥抱一下……按当时风气标准说，小说中讲故事人对社会上层女士的色情挑逗举动，可算非常失礼。这不能不令人猜测，沈从文离开西山的确有可能真是出于“某些其他原因”——可能真是为了追求那位富家出身的女大学生。他已经碰了钉子，而且此事已经传扬开了。
离开香山之后，沈从文又恢复原来的穷困生活。他的确算得精穷，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写好几篇自伤穷困的小说，哭诉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还说朋友中有些想入非非的人，居然要他苦一点也不要紧，要做正派人。沈从文在常德保靖当过兵，那种窘迫日子他体验过，也尝过失业的滋味，可现在，他连件像样的衣服也穿不起，在北京过冬还生不起炉子(后来丁玲、胡也频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冬天来了朋友时，只好烧些旧书取暖)。他上东城一家好心肠的书摊去读书，假装反复挑选模样赖着不走。有时候接连一两天饿肚子。他常常感冒，鼻孔流血，直到20年代末他去上海，身体一直很差。他一只手拿起笔，另一只手撕块破布来捂着流血的鼻子，就这样他还得赚钱接济母亲和妹妹。在北京时，他连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找不出来。因此，他的自传性小说里便常常提到呼吸系统病，成为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正像西方19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有结核病一样。
据沈从文回忆，1924年、1925年的大部分时间，再就是1926—1927年，沈都住在大学周围潮湿阴暗的公寓小客房里。在一个公寓里，沈从文住的是堆煤仓库，只在墙上开洞当窗户。他不论在哪处都只住了几个月，常常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撵走。沈从文把他住过的房子都取个雅号叫窄而霉斋。这说明不管环境多么困难，他多么为不能上大学实现自己鸿图而愤愤不平，然而却还有着大学生的生活气派。
最大的道义与物质支援来自他的同伴。沈从文广交朋友，常常在开饭时刻去宿舍拜访他们。他的朋友大都是北大、燕京、农业大学学生，大部分读中文系。这些学生并不出色，现在早已默默无闻。虽然很多人都读中文系，但后来也没有出过多少作家。好笑的是，沈从文回报这帮学生盛情的办法是，替他们写作文，答家庭作业考试卷，还代写情书。一个人交朋友总从亲戚同乡中人手，再向外界扩展。黄村生，在小说《棉鞋》里作者叫他“村弟”的，是北京农学院的学生，原是沈的表弟。沈叫他村弟是表示亲切。那双不吉利的鞋是1925年村生送给从文的新年礼物，村生为了买鞋，典当了他的西服，这双鞋象征了人越穷越要患难相扶持的风格。村生虽然比沈小两岁，却在各方面指点表哥怎样适应城市生活，帮他搬到北京大学的附近住下来。沈没有饭吃时招待他吃饭，常常还让沈去他那儿住一两星期。
沈从文这段时期结交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