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沈从文：２０年代的“京漂族”
作者：金介甫 符家钦
中，也许最关紧要的是《京报》副刊的编辑：胡也频和项拙。两位编辑跟沈从文一样年轻。所以接到沈一篇投稿后，就到沈住的公寓小房间里拜访作者。对沈从文来说，胡也频、丁玲夫妇跟他的感情远远超过了知己的范畴，三个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野心勃勃要打进中国文坛。他们三人全是渴望升大学而都名落孙山的人，因而说得上同病相怜。三个人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都跑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出于沈从文介绍，三人常常住在一家公寓。这样一来，特别是他们朝夕与共的出入，20年代末三人还在上海合办杂志的活动，加上经常搬家都住在一块，谣言就传出来了，说三个人之间关系暧昧。这很可能是沈从文早先曾对丁玲产生过柏拉图式的恋情吧，沈还为她写过爱情诗。丁玲是湘西下游的人，总的说来可算沈的同乡。她可谓是沈的同乡中几位解放型的女性之一。她可能对沈从文有过某些亲近的表示。沈从文1931年提到过，他一生遇见过的人中，只有丁玲一人初次见面就夸沈长相俊美。沈从文在回忆跟他们两人的关系时，总说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小两口吵架中老扮演和事佬角色，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他们三人在买书、花钱、计划办杂志上可说是完全不分彼此，似乎大家把一点微薄的收入(沈靠稿酬、丁玲靠母亲寄钱)都凑集起来，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幸运的是，沈从文发现北京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是湘西之后又一本历史的大书。某些街道都是“过去600年间两个朝代古典文化的博物馆”，而参观这些博物馆并不用买门票。在沈来京时住的会馆西边，便是有名的文物之街琉璃厂。那时候，故宫流出来的东西不用多少钱就能买到手。沈从文却没有成为收藏家，因为到30年代他才有固定工作。
是黄村生不愿表兄玩古董，才想尽办法把他拉回现实生活中来，把他安顿在大学周围居住，沈从文在这里自然找到最大的自由。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比率最高达到三比一。沈和丁玲、胡也频都在日文班听课，三人当时都梦想去日本留学。他们还听过保皇派大师辜鸿铭讲课，学校的讲义谁都能买来互相传看。校规一点也不严。沈从文曾经假装另一系学生正经八百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得过三角五分钱奖金，原规定是发给正式生的。京师图书馆是他读书的地方——那里有茶水，还能取暖。北京当时穷学生到处皆是，人们在街上见到衣衫褴褛的人一点也不奇怪，该付房租了不用愁，很容易向房主人托辞缓交。这些都是“北京的好习惯”，沈从文回忆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生活来，还无限激动。他认为北京继承了中国古代那种地道的、非商业性的伦理道德，上海则正好是它的反面。沈从文后来将两者对比时，曾作出这样的判断。
但北京的某些方面对沈从文也是很不利的。在北京文人集会上，他那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举上，在文人绅士中令人侧目而视。他特别看不起要小费这种城市陋规，把它作为讽刺靶子。这并不奇怪；他每个月到《晨报》馆去领四元到十二元的稿费时，都得给门房两角到三角钱，才让他进去。沈从文憎恨这种“关系”，而北京当时社会是全仗有关系才走得通的。社会关系包括同乡、同学，或者沾亲带故。郁达夫说过，要是没有人介绍，沈不但当不上校对、图书馆员、家庭教师、护士，甚至打铃、跑腿的听差也混不上一个。时隔55年之后；沈还悲叹说，“当时连叫化子也结成帮，有帮的规矩。这个街道归我管，你想进也进不去。”他给那些素未谋面的名人写信(他把这种信叫“撞大运的信”)，说明关系之网怎样把他关在大门之外。
沈从文伤脑筋的不单是缺乏关系使他进不了清华大学考场，他最受不了的还在于，关系网还决定了他的作品会不会被采用。沈从文相信，中国文坛真正数得上的流派，都是根据籍贯或其他个人派系结成的，而不是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组合。其他条件全是不足道的。他认为，他自己写作初期稿子难于刊出，原因正在于此。他举出一个实例，《语丝》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办的杂志，颇有名气，沈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完全靠胡也频把稿子亲自送给了周作人，经过这层关系小说才得刊出。沈和胡也频当然也想自己办杂志，使自家作品能够问世，不因别人偏见而告吹。同样，胡也频写的诗也通过沈从文与徐志摩和《现代评论》的关系，才找到出路发表。
当然，沈从文能够成为作家，不是因为事情还不如他上面说的那样糟，而是由于他作品本身的价值，得到新文化运动一些心地开阔人士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