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谁来为中国农民的医疗保险埋单

作者:蒋泽先




  过去,欠费可以打报告请主管部门补偿,也可以派人去乡下催账。后来补偿没有了,完全靠催账。
  我催过两次账,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医院选择了冬闲的日子里,组织我们下乡去收回欠费。
  我的任务是到赣州市湖边公社(现改湖边乡),按照病历上填写的地址,有的病人已经死了,有的患儿治病时五六岁,如今已是十多岁的大孩子,我们不得不挨家询问。下乡前医院都分配了任务,我的任务是2千到5千元。那次,我不仅没完成任务,所收的费用连路费都不够,我无法去完成这个任务,我的收费热情和力量被他的贫困彻底击败了,我落荒而逃。
  湖边公社就位于赣州市郊,靠近105国道,从市区骑自行车40分可达,耕地1.6万亩,1983年人均收入为318元。20世纪70年代末是多少,我尚未查到确切数据。我是从市区骑自行车到湖边的,那时湖边乡仅一条乡级公路,与105国道垂直,到梨芫背、到石灰山,去其他的小村都靠步行。
  我先到涌泉村,在村口找到第一家,门微开着;我敲门。里面说:“进来!”屋内光线很暗,窗户上都垂吊着几片麻袋,那是为了遮风。靠里间两个老人睡在床上,大概是年轻人的父母;一对年轻人也半躺在床上,被子盖着下半身。我走近看,床上没有棉絮,一张床单,下面是厚厚的稻草,青年人动一下发出吱吱嚓嚓的响声。这是冬天,他们没有穿棉裤,我看清了,是三四件中山装重叠穿在身上。我说明来意,说了病人的姓名,问他们认不认识。他们没有下床接待我,听完了我的叙述后,顿了片刻说:“怕是难收得到,工分算下来,我们这家还只几十块钱,听说队里账上没有钱,工分多的拿不到现钱,用谷子顶账,工分少的连谷子都拿不到。”我不信。在我心中农村是“青山绿水”,是“稻花香里说丰年”,我希望他们领我去找,顺便挨家挨户问。他们说,讨账的事是不会去的,我们走后,村里人会指着他脊梁骨骂的。我反复解释,当初我们医院以治病救人为主,现在你们病好了,药费还是应该还,这不是干什么坏事。最后还是经济杠杆起了作用,我答应,他陪我,我给他1块钱(那时我的工资是53.5元)。他也有条件,他是指路指门,躲在远处。有他领路,少走了不少冤枉路,5户病人都找到了,从这5户出来,我再不敢,也没有胆量和家属提要钱的事了。穷,穷得出乎我的意料。如果不是为了挡风,他们家的门一年四季、一天24小时都可以让任何人出入,没有——样物品可以值得去偷去抢的。连起码的热水瓶都没有,没有一床好棉絮,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灶前的几个红薯,可以拿到市场上,卖几角钱。无法用语言去描述他们的贫穷,他们从哪儿挤出钱给我?太阳过午了,还要走20多里地才能回公社,我希望他帮我找家可以用餐的农产。他领我去了他的朋友家。这家门口有辆载重自行车。那年代,这是稀罕玩意儿,我想小伙子不错,总算找到一家能吃饱饭的。我们在房门口坐着,农妇到厨房里炒菜,我好奇,也来到灶前。这位农妇动作麻利,取来一棵包心菜,洗净切好,点火,烧的是稻草和枝丫。锅红了,该放菜油了,只见她从灶前的墙上取下一块肉皮,在锅里擦了几擦就把菜倒进锅里,三下五除二,放水,煮,煮,熟了,起锅。虽然是白水煮白菜,我饿了,还是吃得很香。大概是同了路,吃了饭,付了劳务费,谈话多了,随便了,我才知道,陪我的小伙子和他老婆春夏秋冬一共就只有6条裤子,天冷不下地,捂在被子里,谁出门谁穿。没钱去做棉裤棉袄。赣南冬天时间不长,他们认为做棉裤棉袄是浪费。一年四季,他们壮劳力每天早晨都要进城挑担粪回村,四五点钟起床,走十几里路,那时城里粪很贵,说是去挑,实际是偷是抢,夏天深更半夜就出村挑粪,一担粪一个工,合10个工分。每个工分是3到4分钱,能挑回一担粪就有3到4角钱。问题不是天天有粪,下地的工分少,一年下来,一家人200到300元的收入。那年代养猪养鸡养鸭统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收入就只靠种田和挑粪。
  走在返回城的路上,天黑了,往回望,烟囱里已冒出了火花,他们开始了晚餐,他们吃得早,睡得早,省点点灯的油。冬日黄昏下的小乡村很宁静很安谧,雾霭中闪着点点火花,很美,照一张相,不也可以题一首诗么?月光下小村睡着了。那夜,我死活睡不着,那5户欠费人家的破旧房屋,那病人呆滞的目光,那躲躲闪闪畏畏缩缩的女人,深深地、深深地嵌在我的记忆里,时间越久,沉淀越浓。他们经得起病吗?他们病了,城里人又会怎样接纳他们呢?回到医院,我甘愿接受批评,我宁愿检讨,我宁愿接受扣工资的处罚。
  第二次下乡是送病人回家,顺带收账,是上世纪90年代末。如果说第一次收费加深了对农民欠费的理解,那么第二次却平添了对农民欠费的许多困惑。一位外伤的病人在我科住了3个月,伤口好了,留下了残疾:右腿拐、右手断,嘴不张。肇事者跑了,家属也不管,欠费达5位数。决定送他回家,病人得知后买了老鼠药,威胁我们说再催他出院就要服老鼠药。请来了保卫人员,科室同事凑了几百块钱送给他,才同意回家。医院派了车,病人家在山区,下午才到。听说他哥哥在村里有点威望,不穷,盖了楼房。
  我想能不能向他说说欠费的事,顺便收收费呢?
  哪知,才和他哥刚刚讲,就见不到人影了。片刻,来了一伙人,要砸车,不让病人下来,要我们把病人带回医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车的尾灯也砸坏了,手机也拨不通,无法和外界联系。一看形势不妙,只好叫司机开车逃跑。刚启动,车胎漏气了,原来他们在胎上钉了一枚钉子。
  最后,由民政部出面,才安顿好这个病人。
  一位院长这样对我说:“说心里话,我们最怕抢救病人,尤其是民警送来的无主病人。救死扶伤是光荣的、责无旁贷的,见死不救,于理于法都不容。而这类病人都是无亲人或是无经济收入,病人救过来了,钱谁付?有时,还要负责他们的生活。
  “我们这儿有家镇医院就只因为全力以赴抢救了几个民工,最后民工未付一分钱医疗费走了,医院连买药的钱都没有,职工工资也发不出。不救,院长医生统统违法,救治结果还是挨了批评,领导指责院长管理不严,管理出效益,管理出形象,没有加强管理让病人跑了嘛,你可以派人去追,去讨嘛!领导一张嘴,找谁讨?民工回家的路费都是找人资助的。”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措施来解决欠费问题。广东省一家县医院因抢救一批爆竹烧伤病人,由于欠费过多,使这家医院濒于困境。医院要发展,要养活职工,所以圈子内流行这样一句话:“救死不扶伤”,医院在救死扶伤与生存发展的夹缝中生存。
  面对无钱的危重病人,医院医生别无选择;面对厚厚一叠的欠费收据,医院医生也无法做出选择。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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