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施罗德：我一生都在努力超越自己
作者：格哈德·施罗德 徐静华 李 越
一个名叫帕瑞·马松的律师。他总是风度翩翩地巧妙解决那些扑朔迷离的案子。我想成为帕瑞那样的人。
法学始终令我着迷，至今不变。与其说把它看做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门手艺。这种观点大概也是导致我在上大学期间最多只当个工作半天的助理的原因，那时我已是哥廷根社民党青年团的积极分子了。学业结束前，在克里斯蒂安·施塔克教授手下工作。施塔克教授是个保守但十分友善的人，他建议我试试从政而不是先去治学，他肯定感觉到了我真正的兴趣不在那儿。后来我当州长时，向他颁发了任命他为下萨克森州宪法法院成员的证书。
1978年我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联邦主席，在这个位置上干到1980年年初。1976年至1990年我在汉诺威当律师，在这期间接手过几个从政治意义上来讲比较有意思的案件。
1978年我负责为狱中的霍斯特·马勒提供司法帮助。我感觉那时他已经与红军旅分道扬镐了。当时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争取保外休假，然后是争取在服刑超过三分之二后减刑释放。作为对刑法感兴趣的年轻律师，这个案子对我无疑是个挑战。由于我时任社民党青年团联邦主席，这个案子的曝光率就比较高，其实我并不愿意这样。《明镜》周刊的大牌记者约尔根·莱纳曼报道了这事，因此以勃兰特为首的社民党主席团也讨论了这事和年轻律师的问题。主席团里有人想对我施压，要我放弃这个案子。最后勃兰特说了话，以他那无法效仿的特有方式表明，只要我按法律规定和律师职业规则行事，接这个案子无可指摘，而我正是这样做的。
几乎同时，我也接受了两位同性恋牧师的诉讼委托。他俩公开生活在一起，因而被汉诺威州教会解除了职务。因媒体详细报道过此事，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写到它而不违反我的职业道德。像柏林市长这样的政治家公开表明自己性取向的事情在当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根深蒂固。我承认，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偏见。一开始，我也得克服心理障碍，见面时强令自己把他们当做常人一样对待。通过两场最后都是州教会获胜的官司以及与当事人的谈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如今我为之感到高兴的是，在我执政期间能够促成同性恋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这是既公正又完全合理的。很多人，尤其是不享有社会知名度的人，可以由此走出孤立甚至绝望的困境。
1986年我首次尝试竞选下萨克森州州长。竞选前的几周内，我驾驶着那辆破旧的大众牌汽车在州内各地奔波。我想作为候选人与时任州长的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一争高低，于是像个客串演员似地造访社民党各个地方组织，由此也真正认识了这个政党。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在后屋，在吧台旁，通过谈话和争论我不断地学到新东西，也清楚地认识到，党的生存靠的就是党员们的希望、诉求和信任。不少党员都还记得担任青年团联邦主席时的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获胜机会的增加，前面提到的我们早年进行的争论，对很多党员来说是他们背负的一座沉重的十字架。
在很多地方支部我都遭遇到不信任。有的人觉得我在党内地位上升得太快。1980年我当选为联邦议员，1983年，在谁来挑战阿尔布雷希特的争论爆发前一年，我接替无意连任的彼得·冯·厄尔岑成为社民党汉诺威区主席，这样我就成了下萨克森州社民党最大一个区的新任主席。这足以构成一个充分的理由来反对波恩社民党联邦理事会提名安克·富克斯为州长候选人的建议，这位候选人后来担任了党的总干事。
之后我所面对的党内竞争者是安克，富克斯，她极富斗争精神但始终行事公正。她来自工会系统，很快成为知名的社会政治家。
那是1983年，社民党下萨克森州议会党团主席卡尔，拉文斯已两次竞选州长败北，他声明将退出州政治舞台。于是我就在一次报纸采访中并未多加考虑地提议自己为拉文斯的继任。
消息一出就炸开了锅。马上就有人想说服汉斯·阿佩尔，施密特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出来竞选。听到我坚持己见，他不久就放弃了，剩下来的还有安克和我，到底谁上，由下萨克森州社民党在一次党代会上决定，因此我才到各个地方组织宣传游说。
就是那时候起我接触到东弗里斯兰地区的社民党党员，从那以后一直对他们深怀好感。那是些何等脚踏实地、开明又特别的人啊!我试着说服这些生活在利尔和埃姆登、威悉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人来支持我，当时的区主席，后来当了州主席的约克，布伦斯，答应支持我。最后我在威悉一埃姆斯区能够领先是因为蒂森北海厂企业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格尔福斯站在我一边。我永远也忘不了与他和他的企业委员会见面时的情景。安克和我先后受邀去那儿演讲，介绍我们对州政府工作的打算。我讲完后简单讨论了一会儿，瓦尔特便操着低地德语说：“各位同事，这儿站着的是施罗德，你们先听了安克说的，现在也听了施罗德说的，我告诉你们我的意见，下萨克森不需要穿裙子的当头儿。”埃姆登的会变成了支持我的活动，后来的选举也同样。瓦尔特现已去世多年，安克想必也原谅他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工人领袖。
接着在居姆泽举行了竞选开场活动，这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第一次聚到一起以对我表示支持。对一个社会的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是，一定要给文化、艺术以足够的空间并使其不断扩大，使它们能不受干扰地自由发展，这个认识就是那天活动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那一次，我这个来自东威斯特法伦塔勒的无产者的儿子开始知道，还有怎样神秘而动人的世界在等待我去发现。
尤其让我觉得荣耀的是维利·勃兰特的到来。三年前我到波恩找过他，主要是谈候选人的事，很多人请他出面说服我放弃参选。他问我：“你还坚持吗?”我的回答：“是的，我要这样做。”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微笑，他对我说“你知道，作为党的主席我不能支持你”这话时，我感觉到他对我的同情与好感。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必须按照党理事会的提议支持安克参选。但我说：“如果可能，不要倾力支持。”他没有说什么。候选人确定之后的竞选期间，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在我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我都曾与勃兰特相遇。最早见到他时我还是青年党员，我从没想过能从近处看到备受崇敬的党主席，更不用说结识他了。第一次见他是1969年，当时我是他在哥廷根的竞选助手，他是外交部部长。
在为数不多但对我很重要的几次交谈中我感到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有时他几乎难以接近，甚至蔑视对方，但他又能带着幽默去倾听和理解。最使我着迷的是他对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感觉和把握。他的名言“中间往左就是多数”便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统一前夕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插曲：1989年10月，我以下萨克森州在野党领袖的身份陪同勃兰特去莫斯科，参加他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