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施罗德：我一生都在努力超越自己
作者：格哈德·施罗德 徐静华 李 越
埃贡·巴尔、汉斯·科施尼克一起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飞行中他给我看一封信，是当时东德社民党的创建者之一——我记得是伊普拉希姆·伯梅——写来的。伯梅写道，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其中包括马库斯，梅克尔，在民主德国成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请勃兰特帮忙，让社会党国际吸收他们。他先是开心地笑着说这么个小党竟有这么高的要求，接着变得非常严肃：“得注意观察他们，我们队伍里的一切都始于微小。”
回想自己对勃兰特的感受，也许把当时由维利·勃兰特、赫伯特·魏纳和赫尔穆特·施密特组成的所谓三驾马车放在一起描述更为贴切：勃兰特是受爱戴的，魏纳是受尊重的，施密特是受钦佩的。我想，这是一个最简洁确切的表述，是社民党对这三位重要人物的不同作用所作的各有区别但从未动摇过的评价。
进入总理府的道路是漫长的，1986年显然不是它的开端。尽管社民党在下萨克森州获得的选票增加了不少，但仍没能赢得选举。过了好久，我才打消了“这是一次失败”的想法。是当时的党主席汉斯一约亨，福格尔把我邀请到波恩，说服我可以换一个角度，不要用“不是成功就是失败”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选举结果。我非常感谢与他的这一次谈话。
当下萨克森州州长的希望破灭了，我当然很失望。我们的得票率虽然增加了5.6％，但选民的表决最后还是支持以阿尔布雷希特为首的政府。
我开始把1986年的竞选看做有望成功的第一次尝试。说老实话，我承认当时我还不具备领导一个州的水平，经过四年在野党生涯的艰苦磨练，我有勇气在1990年第二次起跑，这一次，我成功了。
1986年联邦大选期间发生的一个事件影响到了选举结果。那一年的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最严重的事故，这一事故在欧洲引起了恐慌。含放射性物质的雨水降落到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并波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也测到严重超标的数据，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的担忧，加深了对那项只有完人才能掌握的技术的怀疑。儿童游戏场被关闭，沙坑被清空，含放射物的夏雨毁掉了户外活动的兴致。
科尔总理凭直觉知道，必须立即有所行动，为那些习惯于他家长式政治的选民消除恐惧，于是他任命了第一个环保部长，兼管核安全，任职的是后来的黑森州州长瓦尔特·瓦尔曼。估计科尔本人并不熟悉能源政策问题，他曾把核能视为电力生产的天然组成部分，现在则从一个完全的赞同者变成了一个有保留的支持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科尔任命一个环保部长这一招，足以消除选民们刚产生的不安，也再一次保住了阿尔布雷希特的官位。但长远来看，切尔诺贝利事件为一个新的政策成为现实的选择打下了基础，首先帮助年轻的绿党从黑森州和柏林红绿联合州政府学步的失败中成长起来。两个都败在自己不能合理解决纠纷、为继续合作达成妥协上。另外一个原因是，社民党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绿党不像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可以用严厉的手段和惩罚管教它。起初它是一个运动(一种思潮)，其存在的合理性来自被忽视的生态问题，经过激烈的阵痛之后发展成为一个政党，其成员当初同情过六八年运动，它的主张后来越来越被开明的中产阶层所接受。这个阶层不满意自民党现今推行的市场自由主义，绿党成为代表他们的政党。假如绿党一心只想参政而与基民盟联手，那将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那样一来它就失去了自己的魅力。
1986年我被说服在下萨克森不搞红绿联合。当时的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北威州州长约翰内斯，劳希望社民党在联邦单独执政，认为在州政府里再与绿党联合会有所不利。媒体在评论中对这样的布局也是一片否定声。原本一直就很保守的那些下萨克森报刊就更不用说了。我让了步，内心却并不服气。我说绿党还不具备执政能力，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和我的朋友。实际上我已感觉到，假如联合，双方，无论是社民党还是绿党，当时都还承受不了。
结果是，我没能胜利，基民盟和自民党表明了联合执政的意愿。在参选比例只有36％的情况下，想在下萨克森取得绝对多数是不太可能成功的，在联邦大选中亦是如此，1986年劳在联邦的竞选同样未果。我从中学到的一点是，没有明确的联合意向就无法赢得选举。
1989年铁幕落下时，我作为在野党成员已经在下萨克森干了三年。望着铁幕后的世界，感觉竟是那么沉闷僵化。在我这一代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认真想到过，统一能这么和平、不放一枪一炮地实现。即使到了它真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时候，也是怀疑多于肯定。
东部有东部的错误，西部有西部的毛病，加在一起几乎形成了两德之间一道新的墙。我不能说，社民党对待统一比别人表现得更明智、更清楚，对未来更有把握。不是的，它和其他政党一样，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统一最终只会是负担，另一派有强烈的爱国心或民族感。全德政治阵营中没有一个能站到时代的高度。科尔信口开河地侈谈“繁荣的风景”，他的财政部长以为靠口袋里的小钱(现有预算)就能应付了。持续了很久，西德无边的优越感才消失殆尽。西部扮演了富亲戚的角色，没有他的资助那些穷哥们想修复破落的老城似乎还得长久地等待。当然，复兴共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相互接近的过程，毕竟有45年的疏远需要克服。
2002年我在第一个任期届满时，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过于高估了内心统一的速度。当时联邦和各州要谈判援助东部二期协议，这意味着在一期协议结束之后继续向新的各州提供15年的建设援助，总额为1565亿欧元。南德的几个州毫不隐讳地试图逃脱责任，谈判相当艰难，但最后还是成功地把所有的州都留在了船上，并满意地看到联邦宪法法院驳回黑森、巴符和巴伐利亚几个州反对东西部医疗保险援助平衡的请求。
统一还带来了另一个挑战：两个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反对国家政治机构的表现不同，民主德国声称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国家，而莱茵共和国里则是时刻提防共产主义。西部的反对派自定义为左派，东部在民德时期包藏于内、未经处理的新纳粹呼声在统一以后突然演变成了日益猖獗的叫嚣。新纳粹人数的增多也与经济结构的崩溃和东欧市场的丧失有关。年轻的新成员对西部已被摧毁的残渣余孽感兴趣，德国国家民主党一下子不再是个空架子，连转向右翼的原红军旅积极分子霍斯特·马勒也在那儿找到了归宿。来自西部的右翼领头人在东部遇到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部分确实愿意追随排外反犹的任何口号。分裂对我们来说已是严重的考验，现在我们又面临统一后互相融合的任务。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能够应对来自右翼的挑战。
1989年只有统一的欢呼声，人们对上述一切毫无察觉。但不久就能看清的一点是，拥有8000万人口的统一的德国不可能继续是外交上的矮子。德国作为一个整体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我们不太习惯的局面，国人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个人与文化的渊源不是与生俱来的，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了解均来自后天学习。小时候既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也不知道音乐家的名字，当时听的是收音机里《卡布里渔夫》之类的流行歌曲，听后恨不得跟随他去海上航行。家里没有画挂在墙上，哲学从不是话题。我与文化的亲近得归功于朋友们的引导。后来在总理府举行的文化之夜不是必做的功课，而是由衷的兴趣。创造艺术的人向我展示了一个我未知的世界，与他们的交往开阔了我的视野。我终于下决心在联邦设立一个负责文化的国务部长，虽遭州政治家们反对，但对全国的文化政策至关重要。所有在我当总理期间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干得很好，但是如果我说这个职务是为米夏埃尔·瑙曼量身定做的，我想大家都会谅解的。
从贝克斯滕，经过塔勒、哥廷根到汉诺威的道路是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它造就了我，也确定了我对人的认识。在这条路上，我学会了不盲从，学会了跟随被某些人称为“内心的声音”、被另一些人叫做“直觉”的东西。
回想自己的身世和母亲，这个被我们称为“狮子”的女人，我更深切地感受到对我始终至关重要的一条：永不忘记这个源头。清贫的童年以及对它的清醒认识是我的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