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施罗德：我一生都在努力超越自己
作者：格哈德·施罗德 徐静华 李 越
我的同母异父弟弟洛塔尔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期的牺牲品。他失去了在一家木材公司当程序员的工作，本来在那儿干得好好的。后来他没能再找到其他工作，成了长期失业者，很多人和他命运相同。他哥哥的知名度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想通过我的职位得到些好处，这我能理解。后来他落到一群没有良知、自称是文化中介的人手里，在他们的唆使下提笔写我，这就有问题了。我不得不中断了与他的联系。
我的妹妹梅德罗泽先是在莱姆哥的一家鞋店当售货员，我也曾在那儿的奥古斯特·勃兰特综合商店当过学徒。后来她又继续进修深造，如今仍然从商。她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把他们抚养成人，并让他们都上了大学。
另一个妹妹伊尔莎学的是社会教育学。她有时参加些政治活动，是单身母亲协会的成员，也是我领导的政府所推行的税收政策的激烈批评者。她成功地说服了除了社民党从没选过别的党派的母亲，在一次地方选举中投了绿党的票。我们家的人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不低，有时也不太好相处，包括我在内。
我很想再多写一点有关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我们在贝克斯滕一起度过的日子，但我讲不出什么丰富多彩、紧张冒险的事情，就连相互间的恶作剧也没有。当然我们没有忘记相互负有的责任，这里主要是大姐和我对其他三个弟弟妹妹负有的责任，但年龄差距也使我们没有可能一起胡闹，生活境遇很早就教会我们要考虑和照顾别人。
家里只有两个小房间和一间厨房，没有一堵墙是隔音的，所以毫不奇怪，早晨我们一有机会就溜出屋子，把这种狭隘感和兄弟姐妹一道拋在身后。
在对童年和家庭的回忆中，我一再问自己，我那惊人的升迁在家庭出身方面可以找到哪些原因和背景呢?虽然我很自信，一种建立在实际成绩之上的自信，但我仍然始终为自己的能力和成就感到惊喜。
我反复这样想着，又觉得这只说对了一半。回忆战后最初的岁月时，我发现那些磨难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而主要是母亲经受的。我们以奇怪的方式没有遭遇苦难的折磨。时事艰辛，但我们，出自两次婚姻的孩子们并没有感觉到。
最主要的是母亲拥有难以置信的力量，她是个私生女，很早就开始干活儿，给人帮佣。对她来说，连写在纸上的受保护权或八小时工作制都不存在。与父亲的爱情也是她改变生活境遇的机会。她非常爱他。他在战争中阵亡时，我刚满半岁。
几十年后，姐姐贡希尔德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找到了父亲的墓。一等兵弗里茨，施罗德于1944年10月4日被葬于罗马尼亚的一个小地方。在核实的过程中，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当然想去墓地看看，于是商定在对罗马尼亚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于2001年9月18日那天前往。结果没去成。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情打乱了所有计划。直到2004年，他阵亡60年后，我才来到他的墓前。对他，我知道得很少：母亲只在某些谈话中说起过他。但是，当我站在他最后安息地的那一刻，还是以某种难以言传的方式感觉到与他的亲近。那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士兵墓，父亲和他的十个战友被一起葬在那里。因此，我没有采纳罗马尼亚政府把他移葬到德国的建议。
在很多方面我都很崇敬母亲。她不约束我们，让我们自然成长。教育孩子是要花时间的，而她没有时间，她另外干着一份清洁工的活挣钱，但没有向社会保障局申报这份收入。后来我倣司法实习生的时候，为她在德特莫尔德社会法院打了一场官司，最后以和解告终，我替她承担了应退赔的款项。虽然童年的无拘无束使我具有不守纪律的倾向，但我从没挨过打。这不是什么教育理论指导的结果，而是母亲性格的反映。她毫无偏向地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从她那里得到的只有爱。这话听起来似乎过于动人，但却是事实。在母亲少有的绝望时刻，我曾试着这样安慰她：有朝一日我会用奔驰车来接她。至少这个承诺我是兑现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这些记忆是我的自我认识的源泉。它们是零散的碎片，可以拼贴出我的“自画像”。它与某些文字作家或广播电视记者所描述的相去甚远。在公众看到的对“媒体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这个政治家的描述中，连我本人也并不总能看出自己的动力和动机。而我一生都在努力，不断地超越自己。
回想起来，我要做的事情，都不是命中注定能做到的。我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不足，也不是都能弥补的。我这样安慰自己：你不是也遇见过不少大资产阶级出身而行为举止却让人无法忍受、且本人不认为是什么不足的人吗?那可真是脸皮厚。除了某些特殊场合，我希望自己能避免这种为人方式。因此，律师的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
还有一点对我也是很有影响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曾为我指明道路。一切都不得不经过尝试，走弯路也在所难免。农村人有他自己的法则，什么好什么不好，常常是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我的老师和其他教育我的人都常这么做。如今再来看那些地方，我当然知道，那里其实是保守的传统观念深植人心的地方。人被分成三六九等，壁垒森严，这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是来自底层的，哪怕在再细小的事情上也让我时刻感觉到这一点。上坚信礼课时，我们的牧师只负责家庭条件好的孩子，其余的就让助理牧师去管。我感觉到这里面隐藏着的歧视，知道分配给我的会是个什么样的位置，为此，我恨那个牧师。但他只是那个比帝制和纳粹更长久且影响仍在持续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此类经历是我反对这个制度的根源。
在我认识到该如何摆脱似乎给我安排好的狭小、有时甚至是压抑的生活环境之前，我寻找了很久，不是有目标的寻找，而是试探性的，瞻前顾后的。开始对政治感兴趣时，我已经生活在哥廷根了。1962年到1964年，我在哥廷根的一家五金商行当推销员。赫尔穆特，施密特令当时的我着迷，尤其是他的口才。但我先得摸清情况，对那时活跃着的各个政党做些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当时想在政治中寻找的东西社民党内最多。这个党不甘于社会的阶级现状。也许正是在社民党那里，我才真正明白了当年上坚信礼课程时感觉到的东西：只有受教育才是获得认可的唯一出路。于是我加入了社民党。
我终于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可以上大学了。这是怎样的感觉!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一切似乎都有了可能。我欣喜若狂。在哥廷根上大学!对我来说，大学是通向无边无尽可能性的大门，现在我有了入场的门票。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学法律和当律师的梦想一下子都变得触手可及。这是我年轻时就做过的梦。当时电视里播放了一个美国的连续剧，主要人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