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悲情农民工
作者：聂 茂 厉 雷 李华军
农民工来了，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然而，农民工来到城市，却只能行走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在城市从事着最脏、最重的活儿，那是城市人所不想不愿或不屑于做的。在嘈杂的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运沙子、搬砖头、建网架；在斗大的小卖店里做搬运工；在繁忙的纺织厂，手脚麻利却又机械地剪接线头；丢下自己的孩子去别人家里照顾孩子；在污水横流的深巷里，帮小吃店涮洗盘子，端碗端菜。
高高的大楼下，一片空地，炎热的夏季里，突然就用油毡搭建了一个大棚，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农民工在此施工。那段时间，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农民工忙碌的身影。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拉砖、拉水泥、挑白灰，很少见到他们闲着。中午的时候，从楼顶看下去，他们都坐在树阴里，端着饭盆吃饭，偶尔还能看到农民工赤裸着上身，站在水龙头旁，用毛巾接水，擦洗身子，而水龙头的水常常时断时续。有一次，一个农民工在身上涂好了肥皂，却没水了，他就用毛巾把身上的肥皂沫擦干净，穿上满是泥浆的衣服走了。有一次加班，大概是接近晚上11点钟，我们从下面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光着上身，在风口乘凉。我们特别留意了他们住的棚子，站在棚门口我们就闻到一阵浓浓的汗臭味道。棚子里有几张用木板搭的床铺，没有蚊帐，床板上放着又脏又旧的褥子和衣服，棚子一角是脏兮兮的灶台，上面坐着水壶，水壶正吐着热气。一盏昏黄的灯挂在棚子里，灯光下面几个年轻人，正把头凑在一起，眼睛对着一台七英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没有电扇，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停地扇动着一张报纸，而蚊虫太多，他们不得不在头上裹一块大大的黑布。
那一刻，我们的心很酸。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生活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别。更让我们吃惊的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苦，而是那么长时间，每一次见到我们，他们都用一种怯怯的目光迅速地扫一眼，然后立即朝向别处，木然地垂下头。他们没和楼上的人说过一句干活以外的话。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两种存在。
的确是这样，他们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忘不了也改不了的是：他们是农民。而大部分城市人始终都无法接受他们，就因为他们是泥土里长大的。这些城里人忘记了他们原本也来自农村，至少他们的爷爷或他们的祖先原本也是农民。泥土本来是农民的高贵，现在却成了他们的伤口!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处于封闭和落后环境中的农民的落差越来越大。泥土赋予他们的淳朴、厚道、本分，在城市里变成彻底的粗俗、无知、愚昧、丑陋、肮脏，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那是农村与城市的碰撞，是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他们落到城市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沧桑的脸庞，粗糙的手掌，深沉的眼睛，凡是泥土烙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成了城市人看低他们的原因。随地吐浓浓的痰，随处抽劣质的烟，满口脏话，有些恶心的笑声，散发着汗臭的体味，盲流一样的神态，成群结队地出行，指指点点的动作，口无遮拦的恶搞，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大白天在城市的立交桥下、体育场边撒尿。
他们只是看着城市的汽车和美女而两眼迷茫的老牛。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为城市默默地付出，他们的身躯和肌肉已经成为城市的骨架。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中国的农民也是最老实的，这是真的。中国农民这个骨架坚硬、忠诚，能吃得苦，能耐得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群体，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因此，请城市的人们多宽容一些，也请城市对他们仁慈一些，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或言语上的，更多的我们要从心灵上，从城市的文化上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
2006年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利用闲暇的时间和楼下的农民工聊过天。我们了解到，他们是长沙市近郊宁乡县农村来的，工期大概四个月，完成后，他们每人可以拿到3000元钱。我问到一个中年男人。问他为什么出来打工。他的回答很简单：赚钱。问其他的人，他们也都是同样的回答：赚钱!多么实在的一些人，实在得有些沉重。我追问他们赚钱为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中年男人说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年轻人说为了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娶老婆；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干脆回答赚钱就是为了赚钱，这个世界“有钱就是大爷”。
我们和那个中年男人聊得更多，知道他的老婆也在工地上，每天负责做饭。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这个农民工朋友说，两个孩子跟着老母亲生活。我问他出来以后家里怎么办?他只是笑，显得很无奈，他妻子的眼睛却红了。
农民工已经走出来很多年，社会也关注了很多年。从最早的全国关注城市流浪人员的“孙志刚事件”，到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着实让人揪心。农民工问题是长久的历史过程，需要关注，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在“农民工带来了什么”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这个问题似乎长久地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
“农民工走了，农民工留下了什么?”
事实上，农民走出去了，农村好起来了。好起来的农村却同样伤了。
农民工走后的农村发出了另一声更加沉重的叹息!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农民走后农村的现状，那么最好去农村走走!
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最好去安徽的农村。安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标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运动，到90年代风风火火的“减轻农民负担”，在每一次农村的变革中，安徽农村都站在风口浪尖上，浓缩了全局的特征，走得深、行得远。
同样，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迁徙运动中，安徽依然是全国的典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为了调查中青年农民走后的农村状况，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2005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同事组成调查小组奔赴安徽。之所以选择春节，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回家的情况。中国人的传统是“回家过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结，无论穷人、富人，甚至流浪汉，都会成群结队，像候鸟一样，赶在春节回家。而远远在外漂泊打工的农民们，也终于可以暂时逃离城市，回归乡土，此时的农村才是完整的农村。这个特殊的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2005年2月8日，大年二十九，从长沙开往郑州的2154次列车，我们买了几张座位票。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首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徽北部的萧县，那里离中国的交通枢纽江苏省徐州市很近。而从长沙到徐州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