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宽舒物自融 　　谈及治天下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治理天下。明确了这个问题，才好说用什么方法去治理。在庄子看来，说到天下，人们都会想到是为了使天下和谐美好。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要使天下和谐美好，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人为地去干扰，让人类物事都保留自己的原本性能，都自然而然地存在，都自然而然地变化。如果非要人为地改变人类物事的原本性能，结果只能引起混乱，起到与治天下相反的作用。所以说，所谓治天下，最好的方法是不治，最坏的方法是人治。不治，则天下自在宽松，人类物事和谐融通；人治，则人受其害，物受其害，天下不得安宁，万事不得有终。 　　《在宥》篇中有一大段论述是在讲这样的道理。其文说： 　　只听说过让天下自在、宽松，没有听说过让天下受治、受控。使天下自在，那是为了不使天下的事物脱离自己的本性。天下的事物不过分拘于本性，不脱离自己的本性，难道还用得着人来治理天下吗？过去帝治理天下，使天下的人民欢天喜地，那是失去了恬淡；夏桀治理天下，使天下的人民悲痛受苦，那是失了愉快。失去了恬淡，失去了愉快，就不再是人们原有的本性了。脱离人们本笥而想要天长地久，那是天下没有的事情。 　　人如果过分喜悦，那就会伤害阳气；过分生气，那就会伤害阴气。阴阳二气受到伤害，四季就不能循环，寒暑就不能和谐，那么它们反过来就会损害人的形体。正因为人们失去了常态，举止失去了常规，思虑不能自如，和洽不能形成，所以天下才出现了刁钻古怪的事物，才有了像盗跖、曾参和史鱼这些或恶或状况的人物，才有了他们的或恶或状况的行为。既然关头理发师上因为人们失了本性而造成的，那么，把天下所有的好东西都用来奖赏那些行状况的人，也是不够的，把天下所有的刑罚都用来惩罚那些做恶的人，也是不足的。所以说，天下虽然很大，但却不足以用来赏罚远离本笥而造成的善恶。可是从三代以来，人们总是嚷嚷着，把赏罚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哪里还顾得上保存人们原本的性情呢？ 　　进一步说，喜欢眼睛明亮，那一定会迷恋色彩；喜欢耳聪敏，那一定会溺于音声；喜欢仁德说教，那一定是离了本性；喜欢行侠伏义，那一定会有悖事理；喜欢礼节仪式，那一定会助长巧技；喜欢音乐歌，工。那一定会助长放荡；喜欢圣贤之行，那一定会助长炫耀，喜欢智能才华，那一定会助长诈，天下人物如果都能安于自己的本性，以上八个方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天下人物如果不能安于自己的本性，以上八个方面就会扭曲人心，鼓动邪行，扰乱天下。可是天下却那样地尊重它，珍惜它，可见天下的人们糊涂到了什么程度了呀！而且不只是作为一种表面形式做做样子，那简直是把它们奉为神明，在斋戒的时候念的是它闪，在跪坐的时候尊行的是它们，在歌舞的时候表现是它们，真是叫人没有办法。 　　正因为这样，所以君子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君临天下，即使是如此，那也要记住，有为不如无为。只有无为，之后才能使天下人物各自安于自己的本性。所以说，方便能够像珍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珍惜天下万物各自的本笥，就可以把天下委托给他；谁能够像受护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天下万物各自的本性，就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因此，君子能够做到不放纵自己的情欲，不炫耀自己的聪明，坐在那里的时候像一具死尸，起身活动的时候像一条活龙，安静的时候像处在深渊的一样，说话的时候像天上响起了雷声，精神游动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从容无为让万物的生灭像世上的灰尘一样上下飞动。到了这样的时候，还用得着我们去治下天下吗？ 　　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一位叫做崔瞿的人想不通，所以前去请教老子。他说：“不治理天下，那怎么才能使人的心地善良呢？” 　　老子说：“你快不要再撩拔人心了！人的心是最不稳定的了。在受到压抑的时候就消沉，在受到抬举的时候就张扬，一会下，一会上，一会拘谨，一会疯狂，一会像水一样柔弱，一会像石一样刚强。处心积虑，雕琢谋计。热的时候犹如烈火，冷的时候犹如寒冰。说它变化疾速，顷记得之间就能跑到四海之外。那真可叫做，停下来寂静得犹如深渊，动起来浮躁得欲飞于天。在天地万物之中，要说矫揉浮躁得欲飞于天。在天地万物之中，要说矫揉造作、不可拘制的，也就数得上是人心了。 　　”古时候，黄帝曾用仁义的说教撩拔人心。为此，唐、虞舜劳累得股上都没了肉，腿上都没了毛，用这来营养天下众民的形体。虽然他们殚精竭虑地实行仁义，呕心沥血地执行法规，却仍然是难以教化好天下，所以才有唐将讙兜流放到崇山、将三苗发配于三峗、将共工驱逐于幽都的事情。这都是用仁义难以教化天下的事例呀！这种仁义的教化一直延续到三王之后，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行为低下的有夏桀、盗跖之类，行为高尚的有曾参、史鱼一类，而儒家与墨家的纷争也随之而来了。于是乎高兴的与恼怒的相互猜疑，愚钝的与聪明的相互瞒欺，善良的与险恶的相互抨击，乖戾的与诚实的开口相讥。从此天下也就衰败了，本性也就扭曲了，性情也就散乱了，天下开始喜好求知，百姓遇事也开始刨极究底。于是乎砍手锯腿的刑具制造出来了，杀人行刑的标准制定出来了，刺骨凿肤的肉刑开始实行了。天下之所以纷纷大乱起来，罪过就出在撩拔人心上。正因为如此，所以贤者都隐匿于大山的岩洞之中，而万乘的君主则战粟于供奉祖先的庙堂之上。 　　“当前，遇祸死亡的人一个压着一个，戴着刑具的人一个跟着一个，走进刑场的人一个等着一个，而儒、墨两侬却在这充满枷锁的世界上大声疾呼要实行仁义。唉！也直是的！这些人不知道羞耻也到了极点了！我还不知道有哪位圣智之人不是在好里制造枷锁，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仁义教化不是在在那里制造镣铐，有谁能知道像曾参、史鱼这样的贤者不是像夏桀、盗跖这类恶者的前奏曲呢？从这个角度说：‘杜绝圣人、抛弃智慧，天下也就井然有序了。’” 　　这长长的一段引述都是在讲一个道理，那就是：天下是不能用人为去治理的。越是用为去治理就越是混乱，越是放任万物之自然就越是平安；越是不去治理就越是和谐，越是强去治理就越是歪邪。究其原因，不外是两条：基全是人的智力不及于治；其二是人的心性不适于治。 　　说人的智力不及于治，是说人的智力是有限的，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的，要想治好天下，首先就要认识天下所有事物的性能和特点，其次又须找出治理每一个事物的有效方法来，而要使有限的智力完成这一无限的任务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舜把自己股上的肉都累没了，把自己腿上的毛都磨光了，也没有把天下治好，想要教化人们仁义，反而自己又要用武力去征服三苗，用强力去流放讙兜。 　　说人的心性不适于治，是说人的心性适宜于静而不适于动。当它平静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随物流转；当它动的时候，便会主观武断背物自专。所谓治理天下，首先是要治理人心，首先是要使人心随和。可是人心的性情却与人的愿望相反:当你不治它的时候，它处于自然平静的状态，这个时候也就是最为随和的时候；当你治它的时候，也就是触动它的时候，它一旦动了起来，便要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按照它自己的认识行动了。由此引起人们的相互猜疑、相互攻击，以至于造刑定罪，触刑犯罪。这样一来，所谓的治天下不但不是在治，反而是在造乱。 　　说到根本上，庄子认为天下和谐是自然而然的，越是自然就越是和谐，人为本身就是违背自然的，而如果将人为的行动强加在事物的身上，就又会强制事物背离自然。因此，庄子主张天地人物都要自在，都要宽松，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人心要自然，因为它是造成违背自然的总根源。正因为如此，所以庄子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