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无为天下功




  说庄子学说还不纯粹属于放弃社会责任、独善其身的范畴,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它提出了关于各国的一套理论。如果独善其身而不管天下,那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庄子关于治国的理论,是沿着顺物自然的思路建造起来的。在他看来,天地人世都有一个自然的秩序。顺应着这个自然的秩序,天地人世就和谐;违背这个自然的秩序,天地人物就混乱。因此,肩负维护天下和谐责任的帝王,主要的职责是维护天地人世的原本秩序,不必有什么个人的建树,也不可有什么个人的作为。说得通俗一点,他只起一个监护作用,发现那些破坏自然和谐的东西而剔除之,没有破坏自然和谐的东西则垂手而观。只要他做到了这一点,天下自然大治。

  庄子将这一理论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帝王无为天下功”。其意是说,帝王只要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天下,天下自然和谐,自然功成。

  与此相对应,天下之所以出现大乱,原因不在别处,关键在于帝王超越了自己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主观建树,将自己的主观建树强加于天下。

  《徐无鬼》中讲了一个“黄帝问童”的故事,其中点明了帝王治理天下的主要责任,故事说:

  黄帝要去具茨山拜见大隗神仙,方明当他的驭手,昌寓做他的骖乘,张若、?朋为他管理前马,昆阍、滑稽为他管理后车。当车马行至襄城郊外的时候,七位圣人迷了路。

  此时恰好有一个小童在那里牧马,于是黄帝上前问路说:“小娃娃,你知道具茨山吗?”

  小童回答说:“知道。”

  黄帝感到很惊奇,说:“你这个小孩子真奇怪,不仅知道具茨山,而且还知道大隗的住处。那么我来问你,你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吗?”

  小童说:“治理天下,也不过像我这样罢了,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我从小就在天地四方游玩,有一次犯了头晕目眩的毛病,碰到一位老人告诉我:‘你乘上时光的车子,到襄城的郊外去游玩吧。’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现在我的病稍有好转,又要去天地四方游玩了。治理天下也就像我这样游玩观赏罢了,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黄帝说:“流通量天下,的确不是我们这些人的事情。虽然如此,我还是想请你谈谈治理天下的道理。”

  小童不愿说,黄帝一再问。小童无奈,只好回答说:“治理天下,与我牧马有什么两样呢?不过是将那些害马的东西剔除出去也就是了。”

  故事以黄帝与小童的对话为背景,本身就有很深的寓意。其意是说,治理天下,说到本上是不以连一个无知无能的小童也可胜任。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竟然连黄帝这样的圣人都不知道,不但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道理,而且七个圣人在一起都迷失了道路,可见他们这些所谓圣人是多么无知。这些圣人之所以陷于无知,原因在于他们要寻找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本来就在眼前,本来不用寻找,而他们却偏偏不信,偏偏要找,鬼迷心窍,哪能不迷路呢?

  因为黄帝坚持要问,所以小童不得已而回答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他说这个道理就是将那些害马的东西剔除出去。其意也是维护天下原本的自然本性,不要将其自然本性之外的东西强加其身。要说治国者的责任,也不过是维护天下的自然而已。这就是本故事的核心意义。

  《天道》篇中对治天下的道理做了正面的论述。其文说:

  帝王的品格,是以天地为根基,以道德为主导,以无为为常规。

  实行无为,支配天下都还有余;实施有为,被天下支配都还不够。正因为这样,所以古人都很珍惜无为。在上的无为,在下的也无为,是在上的与在下的同样品格;上下具有同样品格,那是在下的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在下的有为,在上的也有为,是在上的与在下的走着同一条路;上下走着同一条路,是在上的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在上的必须无为而支配天下,在下的必须有为而服务于天下,这才是不可更改的治国道理。所以,古代的那些圣王,智慧虽然能包容天下,也不去自己计谋;辩才虽然能驳倒万物,也不自己开口;力虽然在海内无双,也不自己作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永远遵循着天地的法则。上天从来不生产什么,可是万物却在那里不断孕育。按照这样的法则,帝王从来不做什么事情,而天下自然成就各自的功课。所以说,神秘莫测,谁也超不过上天;宏大富有,谁也超不过大地;地位尊高,谁也超不过帝王。从这个角度来说,帝王的品格与天地相匹配。这也正是所以能驾御天地、驱使万物、支配人群的根本道理呀。

  世上的事物,根本的东西掌握在上面人的手里,末梢的东西才掌握在下面人的手里;关键的东西掌握在君主的手里,琐细东西掌握在为臣的手里。号令三军,调动五兵,这是职权中的细事;赏利罚害,使用五刑,这是政教中的细事;赏利罚害,使用五刑,这是政教中的细事;礼法度数,形名辩别,这是管理跌久细事;钟鼓之音,旗帜色彩,这是乐礼中的细带 ;哭泣程度,服饰样式,这是哀礼中的细事。以上五种细事,必须运用精神,精心思虑,然后才能使人们遵从。

  像上面这些的学问,古代已经有了,不过却不能作为事物的根本。君做主而臣服从,父做主而子服从,兄做主而弟服从,长者做主而少者服从,男子做主而妇女服从,丈夫做主而妻子服从。这些尊卑主从的关系本是天地运行表现出来的,圣人不过是效法天地而把它们移植于人世。天处上而为尊,地处下而为卑,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显示出的地位呀;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是四时的顺序呀。万物的变化,都有萌芽的过程;繁盛和衰败,都是变化的显现呀,像天地这样神圣的东西都有尊卑先后的秩序,那就更不用说人间的世道了。家族之中,崇尚亲近;朝廷之上,崇尚尊贵;乡里之间,尊尚年长;理事处世,崇尚贤德。这就是人间大道的秩序呀。谈论人间之道而不讲秩序,那就不是讲的在这。谈人间之道而所谈的又不是所要谈的道,那还谈它做什么呢?

  所以,古代明了人间大道的人,先明晓天的本性而后再明晓人的本性,明晓了人的本性而后再明晓仁义,明晓了仁义而后再明晓人的规范,明晓了人的规范而后再明晓形名的关系,明晓了形名的关系而后再明晓顺应次序,明晓了顺应次序而后再明晓宽恕原则,明晓了宽恕原则而后再明晓是非标准,明晓了是非标准后再明晓赏罚方法。赏罚分明了,愚蠢的和聪明的都各得其所,尊贵的和卑溅的都各处其位;坚能的和不贤的都按照自己的本性做事,他们的行为结果必定会有所区别,他们的名分必然由此而定。

  按照以上的道理协助在上者,按照以上的道理抚育在下者,按照以上的道理管理事物,以上的道理修养身体,不必使用什么智谋,一定会顺其天然。达到了这个程度,也就实现了天下太平。这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道理。

  可以看出,庄子的治国理论分三个次:第一个层次是治国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无为;第二个层次是无为的依据,这就是天地;第三个层次是无为在人世治理中的具体运用,这就是循序。将这一理论归纳起来,也就是遵循着天地的法则,实行无为的原则,顺应着人世的秩序,任其自然地变化。用《庄子》书中的原话说,那就是“以天地为宗,就是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以天地为宗”,就是以天地为根基,以天地为依据;“以道德为主”,就是以人世自身的本笥为主导,以人世自身的秩序为主导;“以无为为常”,就是以无为为常规,以无为为原则。

  在庄子看来,之所以要以无为为根本原则,那是因为无为是天地的自然法则。天地本来就是无为的。正因为天地是无为的,所以万物者得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长发育,天下才得以和谐相处,如果天地有为,那就会破坏万物自身的本笥,就会打乱天下的和谐。天地无知,本来也就不会作为;人类有知,他是可以作为的。不过人的智能和力量是有限的,天下的事物是无穷的,用有限的能力去做无穷的事情,不但不能做好,而且势必做坏,就像拔苗助长一样,起到与愿望相反的效果。所以计 说:实行无为,支配天下都还有余;实施有为,天下支配都还不够。

  至于无为原则在人世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庄子认为,那就是要遵循人世的自然秩序,在庄子看来,人世是有秩序的。它的秩序既是它自身原本就有的,也是圣人为之制订的。说它原本就有,那是因为人世是天地衍生出来的,它的秩序是天地秩序的遗传。天地有尊卑,四时有先后,所以人世中也有尊卑和先后。说它是圣人制订的,那是因为人世的秩序除了人群自然的表现之外,又通过圣人的举止和宣教再现了出来。天地四时的尊卑先后如日月中天,很是明显,圣人观天地之形象,申尊卑之地位,明亲疏之关系,订仁义之规矩,理形名之主从,是对天地自然秩序的体察,也是对人世本身秩序的再现。所以遵循人世的秩序,既是天地无为法则的运用,也是对人世自然本性的尊从。所以庄子说:谈论人间之道而不讲秩序,那就不是讲的大道。

  文中涉及在上无为而在下有为的观点,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关于无为的学说,有多种理解。在上无为而在下有为是道家无为学说的一种。这种观点认为,人世虽为一体,但却有上有下有主有从。人君为上,人臣为下,人君为主,人臣为从。所以在上与下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职责不同。按照互相补充、和谐相处的自然秩序,有无为的也就有为的。在上者寡,且要统观全局,所以无暇具体操作,因此要无为;在下者众,需要各司其职,将在上者对全局的调度落在实处,因上有为。出于这种观点,曾有人提出“勿代马走,勿代鸟飞”的命题。与此相照应,马应该走而鸟应该飞。将这两方面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上的要无为而在下的要有为。这种观点在庄子学说中并不突出,也就在个别地方有所论及。以上所述正是这种观点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