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仍旧同维也纳的贝多芬保持着关系。1797年，他的堂兄朗堡到这座奥地利的首都来拜访他，跟他住在一起，共同参加音乐会的演出，然后相互讨论。
兰兹·冯·勃朗宁也一同到达维也纳城。兰兹和司蒂芬一直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离去。贝多芬对他俩的依赖颇多。1798年，兰兹的去世对贝多芬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刺激。
朋友们发现贝多芬的自大情绪比外间传说的更厉害了，不过，还是比较容易亲近。
贝多芬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在宫廷中尤其受到尊敬。他几乎从不肯安静下来，也不肯让自己的心宁静片刻。司蒂芬·冯·勃朗宁在1796年也到了维也纳，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发现贝多芬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这恐怕是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吧！自从他旅行以后，他赢得了大量的朋友。”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害羞了，能与各方面的人交往，而且很容易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并周旋于维也纳的很多音乐家之间，学习一些处世之道，又用于个人的生活之中。”
司蒂芬所说的贝多芬具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他有了敌对的对手。维也纳人士那种温文尔雅和殷勤的态度于他是有益的。他对于素质良好的优秀艺术家十分尊重。但是，若有些一般的音乐家自以为处于重要的地位，无疑就会遭到他的公开攻击。
贝多芬和知己的朋友在一起时，会将一切礼仪都丢之脑后。大多数朋友对他这种亲热和随和的处世方式都持一种欢迎的态度。贝多芬与劳勃高维、里区诺斯基、休本柴是最要好的朋友。宫廷秘书柴姆斯加尔很热心地帮助他们。有这么一件密友间的趣事：柴姆斯加尔并不是贵族的一员，而贝多芬却别出心裁地给他冠以“光荣的男爵”、或“音乐的伯爵”之名，使他自己也感到迷糊起来。
忠诚的柴姆斯加尔不但没有一点脾气地接受了那些潦草的乐谱而从不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很小心地将其保存下来，使其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他有“公爵中的普通人”、“最高贵而性情最好的人”、“可爱的公爵”等好名称。
贝多芬有时用一种高傲的举止让自己感到非常的伟大。他在给柴姆斯加尔的信中写道：“昨天听到你的喋喋不休的话语，我非常悲伤。魔鬼好像抓住了你，我不再要你的修身之道。力量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它笼罩一切，而这力量也就是我。”这种高傲的态度，就是一个艺术家凭借自己的魄力，创造出的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声望的外在表现。
贝多芬相信自身内在的力量。他很自信地说：即使在陌生人面前，我也没有必要像普通人那样保持一种虚假的谦虚态度。
一次，他在里区诺斯基家中对一个陌生人说：我希望找一个永久性的出版商，有一定数额的收入；那么，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曲了。他曾一度相信，歌德和亨德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安排。
曾有一位年老的陌生人握着贝多芬的手说：“亲爱的年轻人，你没有必要诉苦，你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尔，也不必妄想成为两者中的一位。因为如此伟大的人物是不会再出现第二个了。”
贝多芬听了之后，变得严肃起来，以他那特有的高傲神态沉默着。过了一阵，里区诺斯基安慰他说：“我是这样看的，往往有些人只知道眼前，却无法预测远大的将来。”
“人家说了我这么多坏话。”贝多芬说道，“他们不相信我，都是因为我还没有成名。我现在当然没有什么话可说。”他说得如此自负。这实际上是贝多芬单纯的真诚：他深信伟大的音乐离自己已经不远了。有了这种坚定、自信的直觉，他终于崛起了，成功了，与老人的预言恰好相反。
这种力量的感觉一天天地变成了真正的事实。贝多芬能够随心所欲地调配音乐世界里的一切，但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地应付世界。他觉得人的世界要比音符的世界复杂得多。他不像一般人那样穷于应付各种小事，并对此非常的耐心，所以，他有时看上去是一付恶狠狠的样子。有钱人总是看不起艺术，他们以为没有他们艺术就难以生存下去；而普通人因为理解力的迟缓，所以看起来他们好像又忽视艺术。对别人说好话，在贝多芬看来是一种虚伪的行为，因而，奴才们也就等于虚伪的流氓；他并不指望在奴才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所以那些人也就尽可能地给他以不公正的、最差的待遇。
似乎是贝多芬在自己四周筑起来了猜疑的墙，但那些喜好环绕在“名人”周围的、无知的人们却常常干扰他的独立生活。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比较粗鲁的态度和言行来阻止这类干扰。他不像一般的名人那样擅长使用“小礼貌”来作为防御物；至于如何取悦于他人，如何使用缓和的语调，他也从来不会。
贝多芬认为音乐是从这世界上的人类的感情冲动中流淌出来的。当然，作曲家应是人类情感中的善良者。他看得很明白，对巨大的成功抱有莫大的期望，甚至就如同放在了他的面前，只待他伸手去抓住它、握紧它一样。
贝多芬赢得了朋友的热情，并从其中获得了许多安慰，从而得到一些短暂的休息。朋友们变成了他音乐激流的“出海口”。
人们知道，在贝多芬的性情中，仇恨代替了平静，如汹涌的怒潮冲破了他感情上的控制能力；皱眉的动作流露出他内心的痛苦，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侵犯者的一种挑战。他那紧握的手和下垂的嘴唇是不会流露出一丝笑容的，但他一定会突然地狂笑。这种纵情的笑也只有当音乐这个精灵有如他的心脏般搏动时，才能使贝多芬笑出来。盲目的发怒、发疯般的狂欢、精神的沮丧——这些都是他常遇到的。他的朋友都知道，在贝多芬那奇怪的、丑陋的外表下隐藏着的是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感。他们看到的是他坦白而毫无做作的举止。这是一种对艺术的忠诚，以及一种博大的胸怀。能看到他这些优秀品质的人都能理解他、同情他、尊重他、热爱他。当他们之中的某一位挚友被贝多芬指责时，他们知道，事后贝多芬又会为自己失礼的行为而追悔莫及。
有几封信可以间接地证明他的发怒和懊悔常是连接在一起的。
1799年的某一天，17岁的钢琴家赫梅尔收到贝多芬的两封信，是在同一时刻收到的。第一封信写的是：“你不会再到我这里来了。你简直是一只叛逆的狗，希望有人将叛逆的狗丢掉。”而第二封信的内容却为：
“赫梅尔，你是一个忠诚的伙伴，现在我知道你是对的，请你于今天下午到我这里来；在这里你可以见到休本柴，我们两人将使你的心感到愉快和明亮。吻你，你的朋友贝多芬。”
贝多芬写给韦格勒的信（大约在1795年）中说：
最亲爱的！最可爱的！你在我的面前所发出的光彩是多么让人讨厌啊！我承认我没有好好保持我们的友谊，你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合乎理想，当我第一次和你作比较时，我觉得跟你差得太远了！啊，我几乎让我的朋友感到不快足足有一个星期之久！你可以想象得出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失意。但我得感谢上天，幸而我不是故意做了对你不应该做的事，那是因为我缺乏必要的判断力，使我不能看清楚一件事的真实的那一面。啊，我在你的面前感到多么惭愧啊！不但是在你那一方，同时也在我这一方。在此，我恳求你，让我们重新恢复我们的友谊。啊，韦格勒，我最可信赖的靠山，你基本上从幼年时代就了解我，一直到现在你都了如指掌。哎，让我为自己辩白几句，我有很善良的一面，而且常想使我的行为正直而忠诚，否则，你怎么会爱我呢？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我会不会变得如此的可怕？不可能，这种善良的感觉和真实的爱好，在这一刹那间几乎让我失去自我。不，决不，韦格勒，我最亲爱的，请你再冒一次险，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信任你所发现的、那个有善良品质的‘他’。我可以保证神圣而纯洁的友谊之塔，犹如用你的手所建立起来的丰碑，将永久地保存下去，决不会有任何意外，暴风雨动摇不了它的基石，——坚固——永久——我们的友谊；一个枯萎了、消沉了的友谊之树又将重新鲜活起来。啊，韦格勒，请你不要拒绝我的修好要求。啊，上帝！我将重新和你拥抱，请接受我这个朋友，你的宽宏大量将使我永远不会遗忘！
——贝多芬
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贝多芬在维也纳的影响有如此之大，就连卡尔·阿蒙达也不能例外。阿蒙达于1798年到达维也纳。当时他是一个26岁的、刚毕业的神学院学生。尽管忠实于上帝，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极佳的小提琴手，也不会减弱他对音乐的爱好。他忠诚地希望能和贝多芬接触并了解其人，所以，他在筹划着如何结识贝多芬，然而，在他的个性中有着明显的害羞心理。他知道，只有音乐才能使自己和贝多芬聚集在一起。
这一点从阿蒙达家庭所记载的事实中可以得知：有一次，阿蒙达在一位朋友家举办的四重奏音乐会中充任第一小提琴手；当一个陌生人走近他，为他翻乐谱时，他惊慌失措，因为此人就是贝多芬。次日，他们的主人就去问阿蒙达：“你到底演奏了什么？你已赢得了贝多芬的注意了！他说你和你的演奏使他感到高兴！”
阿蒙达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匆匆赶到贝多芬的住处，立刻请求贝多芬与自己一同演奏。过了几小时，阿蒙达回家去，贝多芬又一直陪送他回家。而在阿蒙达的家，音乐又再度响了起来。末了，贝多芬打算回家时，又对阿蒙达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到我那儿去吗？”阿蒙达答应了。两人一直在贝多芬住所呆到傍晚。贝多芬再次将阿蒙达送回家。他俩就时常像这样相聚，并时不时地互相访问。以至于朋友们在街上或某个场所只见到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时，便会有人问：“哎呀，另一个人在哪儿呢？”
他们相互信任对方，彼此倾吐衷心之言；对于贝多芬而言，很少有人能赢得他的这份友情。一年之后，卡尔·阿蒙达离开了维也纳，回到了他的故乡——巴尔底海岸的考尔兰特。
魏什尔·克伦福尔兹曾一度是海顿的学生，他教给了贝多芬许多小提琴方面的学识。贝多芬很想在这种乐器的演奏上掌握更多的东西，但他却并没有精通。
阿蒙达也讲过一些劝说贝多芬来拉小提琴的话，谈来谈去，两人一阵哈哈大笑而不了了之。
当然不能忘记休本柴和他的老搭档里区诺斯基的四重奏。辛德勒告诉大家，音乐家法拉特罗斯基、约翰·威尔士·斯特舒、卡尔·史高尔都教过贝多芬，让他研习簧箫、铜号和笛子的结构、特色以及乐谱的书写方法。如此一来，贝多芬就将他在波恩所学到知识更进一步地完整起来。
贝多芬与低音提琴家特拉格莱蒂也有过多次交往。特拉格莱蒂在他面前演奏了一两个曲子。听完之后，贝多芬狂喜得将演奏者和他的乐器一起拥抱了起来。从那以后，贝多芬对低音提琴的演奏部分也就谱写得更生动了。
贝多芬在维也纳的第一年中，因为没有得到女性的崇拜而深感不满。
“贝多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一个女性对自己表示的崇敬，”兰兹写道：“有一次，我与他谈及征服一个漂亮女人的事，他认为可以维特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结果呢，却只有7个月。”
他宁可没有一个听众，但却不愿意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只肯为他付出一半的爱。他常用缓和的慢板来表现自己的某种情绪。贝多芬的感情比他的心愿要清晰得多。他不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导师，因为他常对自己的学生漠不关心，厌恶有人来打扰他的音乐思绪，更不愿意亲手去纠正学生们迟钝的手指和回答在他看来是愚蠢的问题。
伯蓓拉·凯格丽维克丝是一位匈牙利公爵夫人，美丽动人。她接受了贝多芬的题赠曲——《降E大调奏鸣曲》（作品第7号）和《C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15号）。对于吉丽达·瓜茜阿蒂，贝多芬总觉得她只是一个温存的女孩子，她还只有16岁，1800年第一次从里阿斯德来到了维也纳，经她堂兄冯·勃朗斯维克的介绍，贝多芬认识了她。她也是第一个引起他注意的女性。她们一家人于3个月之前才从玛东伐沙搬到维也纳来。他们住在祖先留下来的、匈牙利式的别墅里。那里是贝多芬经常去拜访的地方。
勃朗斯维克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养成了他机敏的性格和聪明的头脑，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而他的某些怪癖也是在幼年的时候就养成了的。
茜丽莎是奥地利皇帝最宠爱的、最大的妹妹。她的个性比起兄弟姐妹来更稳定、更温顺。18岁时，她的父皇就去世了。她从父皇身上学到了对音乐、诗歌和文学的爱好，而母后又非常关心她们的上进；1799年5月，母后将她们姐妹、两兄弟送到了维也纳的一家大旅馆里居住。这一年，茜丽莎正满24岁，约瑟芬22岁，弟弟弗朗兹20岁，卡洛林17岁，都是音乐爱好者；特别是两个年长的姐姐贝比和泰茜都是钢琴家。她们的演奏才能在维也纳也得到了极好的证明。她们听到了有关贝多芬的许多轶闻。然而，他却不是那种公爵夫人一招即来的音乐大师。
遵照公爵夫人的旨意，三姐妹召开了一个音乐会，茜丽莎、贝比、泰茜选了贝多芬作的一个曲子，边走边演奏着，进入了音乐厅。“像一个小孩刚开始学习似的，”她这样写了下来，“亲爱的，伟大的贝多芬是多么友好啊！他如此彬彬有礼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将我带到钢琴前，我立刻开始弹奏，弹得非常的猛烈，由大提琴和小提琴伴奏着。”
贝多芬并没有感到惊奇，但很高兴与这几位年轻而美丽的匈牙利小姐交往，并平静地听完了三姐妹演奏的自己创作的三重奏。
“他用愉快的语调答应我们，每天到我们住的旅馆去一次。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他时常在我们这儿逗留四五个小时……有一天，已是下午5点了，我们都觉得有些肚子饿了，我们就请他同母亲一起进膳，但旅馆里的人都发脾气了。”
贝多芬每天都来替她们安排功课，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好呢？她们住在维也纳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促了，而且还有许多社交活动要参加——赴约、乘车、去舞会、晚上的晚宴，真是让人进退维谷。如果她们去参加那些活动的话，岂不是把贝多芬扔在旅馆里无人理睬？
贝多芬对这种情形大为不满，狂怒地将乐谱撕成了纸片，并抛在地上。泰茜是她们姊妹中比较细心的一个。她也就不再外出，努力地练琴，以解决这一难题。
后来的一次，却是旅馆中的住客发怒了。大家的愤怒都集中在贝多芬一人身上。这样不愉快的事引发的痛苦，简直使贝多芬无法忍受下去。
除了贝比和泰茜两人最崇拜贝多芬之外，她们的弟弟弗朗兹也是一个热情的崇拜者。他们一家都喜欢和贝多芬接近，而贝多芬也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热爱和温情，并在冯·勃朗宁夫人家里享受着欢乐。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起来，一年后，他们一齐跨进了情爱的圈子。
但在1800年，终于出现了风波。急性子的母亲要将贝比嫁给年已50岁的冯·但姆伯爵。这下可苦了贝比。她知道自己和伯爵毫无情感可言，内心中意的是贝多芬。她的眼睛里流露出她的无可奈何和对贝多芬的渴望。
就在年底的时候，吉丽达插入了一出小戏。她只有16岁，是一个颇令人心醉的、却训练有素的“小姑娘”：娇嫩而俊美的外表、细长而卷曲的黑发（这一点颇具有意大利姑娘俊俏）。茜丽莎的外表也很悦目动人，但有点驼背，美中不足。约瑟芬是一个美人，长得娇小玲珑，使人产生一种亲密的快慰之感，围巾很随意地系在颈上，但她还是不能与美丽的吉丽达相比。
就在此时，贝多芬被吉丽达的美丽迷住了，虽然他新收的几个学生都深爱着他；但吉丽达的美却是贝比和泰茜所没有的。教师成了谈爱者，他向吉丽达献出了自己的心，她对他深为同情，至少贝多芬是这样认为的。
贝多芬在1801年11月写给韦格勒的信中泄露了自己沉浸在爱河中的秘密，这是关于吉丽达的内容：
“我的生命又显得快乐了，更为充实……因为我混入了社会，这个变化是一个可爱的、富于魅力的女孩子带给我的；她爱我，我也爱她。”
贝多芬认为结婚“是快乐的道路”，但他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吉丽达不是他生命中所应得到的。
假使吉丽达的亲人中意别的年轻男子，并以那个人来抵御这个30岁的粗野的音乐大师的话，人们也许是会认可那个人的。而女孩子碰到这种情形往往只能用垂泪来代替她所要说的话。
贝多芬在1802年献给吉丽达《升C小调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后被错称，即为人们所熟悉的《月光奏鸣曲》。本来，贝多芬是献给她一首G调慢板曲的，后来又收了回来，换成了这首。此曲又称《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优美的旋律有如轻舟荡漾在月夜的琉森湖上，景色迷人，令人陶醉。
往后，吉丽达碰到了加伦堡伯爵，立刻就将贝多芬忘记了，并于1803年嫁给了伯爵。伯爵的年龄和地位都与她相称，他又自称为音乐家、作曲家。但他同贝多芬比起来又是多么渺小啊！
在吉丽达结婚的那个晚上，贝多芬写下了如此悲伤的句子：“啊！这是生命中多么可怕的时刻！但我却不得不接受它！”
这场婚姻是不愉快的。到1823年，贝多芬在与辛德勒的交谈中还谈及：“吉丽达非常爱我，甚至超过了对她丈夫的爱。”辛德勒写道：“他显然不是故意谈及这些的。”
不久之后，吉丽达回到了贝多芬的身边，哭泣着，向他倾诉，但他拒绝了她。
贝多芬去世后，人们找到了一块刻有吉丽达肖像的金牌——贝多芬一生中所保存的仅有的一幅女性像。尽管日后，贝多芬在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的油画上也题赠着这样的句子：“此致无比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上帝的女儿——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
许多证据表明，在贝多芬的心目中，吉丽达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她的美丽深深地扎根在贝多芬的脑海中，比他日后爱上茜丽莎·冯·勃朗斯维克伯爵夫人的情感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