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音乐家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他健康、快乐，从朋友处得到了充分的鼓励，因而作品甚丰。贝多芬到维也纳时所带的草稿本都是一些作品的构想，如第1号作品《三首钢琴三重奏》就可能是从波恩带来的；否则，第2号作品《三首奏鸣曲》为何来得如此之快？当他对某种新学习的东西作出适当的安排后，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其写在纸上了。他在1796年送给劳欣的一首奏鸣曲就只有两个乐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贝多芬那时还没有达到那种自以为是的地步，但是，必须承认，这两个乐章也还是优美而轻松的。应当看到，这个奏鸣曲一半像海顿，一半像作者自己，若将它放在第1号作品旁，它就显得夸张、轻薄而分量不足了。
辛姆洛克在波恩从事出版事业。他接到过几首贝多芬所作的变奏曲，但直到1795年才在维也纳接到他的真正的第1号作品，以后也陆续收到了一些，到1798年，作品号数已增加到第9了。
从1798年到1801年，贝多芬将作品交给了阿尔泰利亚，并委托更多的出版商，如玛罗、艾达、脱拉格，在莱比锡也有两家——克恩、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贝多芬在那一年中写着：“我有6个或是7个出版商，若我愿意的话，还可以多选几个。”他的这些话无疑是真实的。
贝多芬的乐谱出版后，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贝多芬在维也纳头十年（1792—1802年）的创作，处于一种起步的探索的时期，比较著名的作品有《悲怆奏鸣曲》（作品第13号，别名为《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1799年正式出版时，作曲家将其定名为《激情的大奏鸣曲》）、《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又名《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克鲁采尔奏鸣曲》（作品第47号，别名为《A大调第九小提琴奏鸣曲》）及《C小调钢琴曲协奏曲》（作品第37号）等。
在这一时期内，贝多芬对社会与政治等诸多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能逐步在个人意识中寻找努力奋斗的目标。
新的转变正在酝酿中。
贝多芬在1796年所作的歌曲中充满了情感的表述，1797年的钢琴和管乐五重奏中出现了缓慢的乐章。《田园奏鸣曲》的抒情气氛极浓，富于田园色彩，首末两个乐章更是如此；而慢板则发展得更富于伸缩性——这些作品掀开了音乐史上新的一页。
贝多芬那渴求创新的手指在钢琴琴键上按自己的愿望、意志，并服从他心灵的指挥，弹奏出了动人的乐章。他找到了新鲜的、引人入胜的、富于表现力的和弦，松弛了几乎断裂的弦线和曲辞过长的紧张程度，令人回肠荡气的谐谑曲替代了旧的韵律。贝多芬致力于创作，就在179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曲》、第18号作品《六首四重奏》，尽管都还带有海顿的风格。
贝多芬的谨慎是基于对莫扎特和海顿的尊重；对他俩所作的交响曲和四重奏的高度成就，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作曲家心存敬畏。
贝多芬不做不能实现的事，也就不可能有凌乱的思想。那时，他不过是在耐心地等候着。舒怀顿的催促并不能让他匆忙地完成一首交响曲，在没有得到灵感之前，他连一首四重奏也作不出来；而灵感一至，他立刻就写成了6首。《六首四重奏》（作品第18号）问世以后，贝多芬的奇异革新被认为是一种天赋的特性，评论界认为他能立即抓到音乐的主题和宗旨，但还没有充分的自信心。
人们都知道，莫扎特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且富于音乐创作的经验。他的《G小调交响曲》缓慢乐章是如此动人，使人深受感动。莫扎特像贝多芬一样具有极强的判断力，而敢作敢为却是海顿所缺少的。
海顿被人们称之为“交响曲之父”，从不轻易地越出自己所熟悉的范围一步，有时如同一只驯服的绵羊；有时，他又好像去掉了这些缺点，热情高扬起来，如《惊愕交响曲》（作品第94号）和《军队交响曲》（作品第100号），作曲家的激情被极富冲击力地表现出来，既令人振奋而又妙趣横生。这也就是贝多芬日后与海顿直接联系的情感因素。海顿的出发点常常是以这种力量到达高潮。他犹如一个宴会中的总监，经常地让人知道他的在场。当然，他的作品是美丽的，而且用纯熟的作曲手法来进行处理。贝多芬早年时也学习他的这种方式，但贝多芬却弄得很紊乱，而海顿却从不会如此。贝多芬学不到他所崇拜的大师的方法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海顿的主题，如音乐的结尾常喜欢用少数的弦乐器，以得到直爽而动人的结尾。
贝多芬一心一意地学习着。他从没有失去对海顿崇拜的信心，但也没有放弃主要乐章的形式，甚至日后他还以丰富的想象力，大大地拓展了范围。他那极为熟练的技巧，以及新颖的特点，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他的作曲也步入了新的道路，各种乐器已经有了它一定的任务，颤声的弹奏已不再只是作装饰之用了，它可以支持整部乐曲；愉快的音乐旋律在乐曲中也占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有了这些新特色，旧的东西就被淘汰了。除了音乐之外，贝多芬的信念是直率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在他的乐曲中有一种理想化的、感情上的经验比音乐更明确，因而他的比较重要的作品被人们描述为直接的、纯洁的、崇高的、诱人的、自然的、可爱的、自由的。
对此，贝多芬也深信不疑，他的深信不疑是以他对音乐的热爱为出发点的。人们知道，他的生活一度非常完美、良好，并且将一切不重要的和痛苦的思想压缩到了最小的程度。
除了音乐之外，贝多芬似乎不需要其他的知识。他的哲学理念或许是属于柏拉图哲学范围的。他能理解文艺作品的意境，而这些东西正是他所需要的，也能增强他的音乐表现能力。文学稍稍震动了贝多芬，让他知道要做什么。
韦格勒写道：“贝多芬知道要去建立什么。”他那坚强的信念是幼小时培养起来的，并吸取了别人品格上的优点；从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未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具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品格的人。许多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保持了幼时的性格。威逊·巴哈写道：“在我的一生中，从未遇到像他这种个性坚强的人；他又颇为孩子气。他内心所表达出来的，既美好又善良，而其所受的教育就差多了！他的情感易冲动，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轻信的习惯和无能的态度（是指对妇女而言），这些也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
贝多芬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使热爱他的人整整追随了他一个世纪之久——那就是富有原始的、活泼的生气。他的音乐经验是全新的，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十分的了解它。辛德勒有一次称赞他的单纯说：“他遇到了最困难的问题后，突然会心血来潮地将其解决。”这正是贝多芬式的单纯，完全是因为他能直接从自己的园地中取用。
大胆而不按常规发展的贝多芬使那些一生都谨小慎微而又合性狭隘的音乐家迷惑起来；他们极力反对这种“不相称”的体例、程式。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批评贝多芬的钢琴变奏曲在某些方面太粗糙了一些，说他一定要继续研究一些乐器，而慢一些动笔从事作曲。他的单簧管三重奏被认为稍微好一些，然而，要想成名则没有希望，除非他写得更为自然。他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2号）被称为“过分的难于演奏”。这也许是乐曲中使用回旋曲过多的缘故。但贝多芬仍照自己的步子走。
贝多芬不需要别人来提示好或者坏。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想让世人知道贝多芬是一个错误的人。1801年1月，贝多芬写信给莱比锡的地方长官说：“关于莱比锡这件事，让他们说去吧！当然他们不便凭空使每个人都不朽，同时要侵害一个阿波罗所信任的人。”
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在两个月后回答他说：“你一定要当心你自己和你的智慧！”别人的狂妄只不过是让贝多芬暂时地黯淡下去，但他不能发怒，因为“那些人还不能了解自己所做的工作”。
或许，这封信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一个不易弄懂的“暗示”。
贝多芬新出版的两首钢琴协奏曲并没有受到人们的赞誉。他又作了一首新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他感受到了收入短缺的痛苦，不明白自己的危机即将来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首钢琴协奏曲的创作技巧比之《C大调第一首钢琴协奏曲》（作品第15号）则是大大的提高了。
贝多芬最大的仇敌莫过于保持传统习俗的莱比锡和各个城市。那里的人们仇视任何超出他们习惯以外的改变。依格那兹·莫斯谦勒斯是一位年仅10岁的音乐爱好者。他受到韦勒的警告，不许欣赏贝多芬的作品。韦勒就是那位贝多芬在普拉格斯接受训练时的顽固的教师。当莫斯谦勒斯带了一份《悲怆奏鸣曲》的谱子到他老师那里去的时候，韦勒大发脾气，严厉地训斥他，以后不准再有此类情况出现；并告诉他，基本功的训练要从更具体的巴哈和莫扎特或克雷孟特入手。莫斯谦勒斯却暗中收藏了贝多芬的每一首奏鸣曲。每当贝多芬的作品出版之后，若没有钱买，这孩子就将它用手抄了下来。
贝多芬的音乐就是这样获得了如此之多的听众。事实证明，即使官方人士不同意，不喜欢，但这并不影响平民百姓中的热心者；于出版商而言，他们唯利是图，这也就更证明了老百姓的需要。
贝多芬此时已巩固了他的地位和荣誉，一个剧院请他作一首芭蕾舞曲，向玛丽亚·茜丽柴致敬。他就创作了一首《普罗米修斯》，在1801年3月里演出，反映甚佳。这证明了贝多芬有能力为剧院作曲。他想试图再进一步，与其他的作曲家竞争。
假若贝多芬对官方授予的荣誉感到满足而止步不前、只去写一些抒情的歌剧，那么他可以生活得很轻松而惬意；若继续写一些如《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中那种凄婉动人、催人泪下的曲子的话，他可以变得很有钱并成为欧洲每个人心灵中的偶像。但是，他的使命并不是如此。在他的缓慢乐章中又流泻出新的热情来。这显然是深奥而艰难的处理，神经过敏的崇拜者对于贝多芬的固执感到失望。他那自负的精神支柱看起来对他有可能造成某些挫折。然而，这些人又怎么能知道在贝多芬的精神支柱中还有其他的内容呢？
为了艺术的目标，贝多芬站在谦虚的立场上，很善于吸收、消化于他有益的东西。当他的感情发泄到外面时，他就会暴躁起来，并将所有的注意力也转到了那一方面去，仔细地体会心中的感受，并找到更为丰富的音调；同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技巧和展示的程度也更为一致。
贝多芬在1801年秋季写信给韦格勒说：“日复一日，我已接近了我所了解而不能描摹的目的地。就是为了这些，所以你的贝多芬仍要继续生存下去。请不要告诉我其余的事情，我除了睡觉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也不想知道。”
31岁的贝多芬对于音乐力量的把握更为坚定而富于弹性了，大大地增加了对未来的警觉性，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边来，并称赞他所走过的这条道路。他的幸福是不会再继续下去了，他在维也纳第一年平静的生活终于结束了。仇恨、奸诈、阴谋、威胁破坏了他的计划，终于让他受到了攻击和中伤，并一度影响了他的名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