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香梅
44年，中美空军对日本人展开了大规模的空中反击战。中国空军第1大队、第3大队、第5大队，美国第14航空队，以及原“飞虎队”的部分队员，共同组编了中美空军混合团，仍然由陈纳德统一指挥。
中美空军混合团驻扎昆明基地。
10月18日，罗斯福总统下令，立即调回史迪威。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10月19日，斧头砍了下来。马歇尔来电说我‘被调回’。那个土皇帝暂时得逞。魏德迈将指挥美驻华军队。中缅印战区分开。罗斯福就这样后退了。大家都对华盛顿不满。”
陈纳德在昆明获悉这一消息时，却感到很高兴，因为他的对头从此在中国消失了。
事后，陈纳德曾谈到史迪威离开中国时的情景：
“我对史迪威的离开并不感到难过……史迪威的骤然离去为中美开始有效的高级军事合作扫清了道路。变化真不小。史迪威才离开不到6个月，魏德迈和他的主要战地司令官罗伯特·麦克卢尔少将已缔造了一支真正的中美地面部队，史迪威一直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基础。史迪威老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战地司令官。他在干这一行时显得最得意，也最有效率。从个人来说，史迪威是位勇将，喜欢战地打仗的艰苦磨练，而且具有率领部队出生入死的罕有才能。这对一名师长来说倒是很理想的性格，但绝不是一位战地司令官应具有的性格。人们常说史迪威是‘军中最好的四星营长’，此话虽刻薄，但不无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女人，一个中国女人，向陈纳德走来。
她就是陈香梅。
1935年初冬，年仅10岁的陈香梅，和她的姊妹们跟随父母，离别了故都北平。
除夕之夜，陈香梅一家在广州同祖母团聚。
春节一过，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就将妻子女儿送到香港，他自己便启程去美国新墨西哥州赴任。
陈香梅进入香港圣保禄女书院。她只念了两年，便完成了初中学业。
1938年，陈香梅考入真光女中，继续念高中。
这年的圣诞节，陈香梅收到父亲寄自美国的一封长信。
陈应荣在信中谈到一个美国退役上尉陈纳德在中国作战的事。当时美国报纸谣言纷纷，说陈纳德在中国匿名作战，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案”，是不允许的。但是，陈纳德毫不畏惧，写了一封信给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的蒙哥马利广知报。他在信中写道：
“中国一直以为美国和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同情是无私心的。
“中国此时正为太平洋在作战（信不信由你！），而美国的官员和人民，就在日本屠戮上海之始，急切地离开了中国。此种情形，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能了解。
“我很奇怪，我为什么竟会被认为在匿名作战？难道我不敢用我的真名来表示愤恨这场侵略战争吗？对于为什么我20年来如一日地献身于空军，我实无心要再作声明。现在我更毫无犹豫地要负起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对一个和平民族的侵略的反抗责任来。所以，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绝对可以永远直呼我的真名字！”
大概是父亲的这封信，使陈香梅第一次知道了陈纳德这个异国人的名字。
1940年，母亲廖香词因患绝症撒手人寰，之后不久，祖母和二婆相继去世。
1941年圣诞节，香港陷落。
“宝宝，我走了以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妈就仰仗着你帮助照顾这个家了。”
宝宝，这是外公对陈香梅的爱称，母亲也这样唤她。
母亲临终时的嘱咐，又一次在陈香梅的耳边响起。
1942年5月末的一天。陈香梅同姊妹们决定逃离香港。她们在沦陷后的香港苦苦地呆了近半年时间。往事不堪回首。
她们从九龙的天星码头乘船去澳门，再从澳门进入内地，然后去桂林。
一路上风餐露宿，千辛万苦，一个半月后她们终于到了桂林。
然而，桂林也并非和平的绿洲，不久便遭到日机的大轰炸。
经过种种艰难的跋涉后，陈香梅姊妹们又辗转到了昆明。此时，大姐陈静宜已经在第14航空队当上了护士。一日，陈静宜告诉陈香梅说，父亲从美国来信要她们全都去美国。
陈香梅接过信，匆匆浏览了一遍后对她的姐姐说，她宁愿留在中国吃苦，也不想去美国她们的父亲那里，因为她已经18岁了，她相信自己能独立生活。
不久，陈香梅的4个妹妹先搭乘班机到加尔各答，然后再飞往美国。
陈香梅和大姐仍然留在昆明。
这时，岭南大学的一部分已迁至昆明，陈香梅在这里紧张地完成大学最后的学业。
同时，由于大姐的朋友帮忙，陈香梅在课余给一家富商做家庭教师。
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陈香梅大学毕业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香梅迈入了中央通讯社的大门，成为中央社第一个女记者。中央通讯社的总部设在重庆，社长是萧同兹先生。中央社昆明分社的主任是陈叔同先生，总编辑是邵翼之先生。
陈香梅上班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人工译码。
那时所有的中文新闻稿件都是以电码传达，每个字都有相应的电码，愈是复杂的字，数目愈大，新闻词汇大约有9000字。这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
起初，陈香梅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以后经过反复训练，废寝忘食地强记，到第三周，她便能熟练地掌握3000左右电码，使译稿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往后，在子夜时分就可以完成全部工作。
电码译成中文后，还得校对文稿的内容，校毕再给每则新闻加上标题。
几个月下来，陈香梅对这项工作已经娴熟自如了，而且做得津津有味。
忽然有一天，总编邵翼之先生通知陈香梅说；
“从明天起，你接受采访任务。第一项任务嘛，你去采访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他明天在总部开个新闻发布会——”
2. 第一次采访
1944年初冬的一天。天气温暖，晴朗。
古城昆明。
这个中国最西南角落的城市，林荫大道上，拥满了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木轮马车，自行车，人力车，汽车……还有成群的猪和牛，在牧人的驱使下，悠闲漫步；木轮车发出的吱嘎声，汽车的喇叭声，锣鼓声，叫卖声……仿佛组成了一首交响曲。
“我希望你将陈纳德少将和他的部下们，亲切地予以人性化的姿态出现。人们都称他为‘飞虎’，他有一张倔强的面孔，但他却是仁慈而勇敢的。他曾击毁了很多日本轰炸机，而拯救了万千中国人的生命。我要你采访第14航空队和全队工作人员的新闻，让我们的人民对他们和他们正在做的一切，有所了解，有所赏识。你的英文已够好了，我想你将不致遭受任何困难。”
坐在人力车上的陈香梅，一直在琢磨着邵总编昨天对她说的话。
人力车夫的脚步放慢了，车子停在一幢泥土色的、古老的石头建筑物前。
第14航空队总部到了。
陈香梅跳下车子，掏出崭新的记者证，递给门口的中国卫兵，旋即被准许进入。
会议室里，中外记者围着一张长形的疤痕累累的木桌，舒适地斜靠在椅子里。他们全都是男性，似乎正在谈论着什么。
“安娜，请进。”一位瘦长的男子面露笑容地喊她。
原来是中央社的一位同事，鲍勃冯。
“先生们，这是安娜·陈香梅小姐，我们新来的女记者。你们看，我刚才没有扯谎吧！”他一面向大家介绍，一面让陈香梅就座。
陈香梅觉得一阵耳热，颇有几分忐忑不安。
大家刚坐定，会议室尽头的一扇门轻轻旋开。一个高挑瘦削、满头黑发的美国军官，昂首阔步走了进来。
“老板！”鲍勃低声对陈香梅说。
“将军！”陈香梅喃喃道。
陈纳德身着飞行皮夹克，两颗少将级银星在肩头闪闪发亮。紧随他身后进来的还有一位中国上校，两个美国军官，一位上校，一位中校。
将军和他的随员们在主位就座。
霎时，会议室里寂静无声。
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周，开始用美国南方腔调的男中音，慢吞吞地向大家致意：
“午安，先生们！”——
“以及女士！”他似乎发现了在场的陈香梅，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
这时，陈香梅发现，过去在新闻照片上看到的陈纳德，只是他的若干形貌，并无传神之处。而此时她看到的是一张遍布深刻皱纹的脸孔，一对深沉的棕色眸子流露出坚忍的神色，一个倔强的下颚，看来强韧而果决。她对他的瞬间印象是：这个人具有伟大的意志、力量和勇气，兼有高超的智慧。陈香梅被陈纳德深深地吸引了。
她记起来了，最近有一张报纸在谈到陈纳德时说：丘吉尔第一次看见陈纳德时便问他的随从副官：“那个美国准将是谁？”
副官告诉丘吉尔，那是“中国的”陈纳德。
丘吉尔惊叫道：“这样的一张面孔！感谢上帝，幸亏他在我们这边！”陈纳德开始介绍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在中国战场的战况。接着，回答中外记者的各种提问。新闻发布会结束了，陈香梅还痴痴地坐着，笔记本上的记录却寥寥无几。
“安娜，你的笔录并不多。如果你写稿时需要帮忙，请来找我。”鲍勃冯说。
“谢谢你，鲍勃。”神不守舍的陈香梅答道。
陈香梅起身，正要离开桌子。
陈纳德将军大步流星地向着她走来。
“是陈小姐？陈香梅小姐？”将军一边问，一边伸出他的右手。
“是的，将军。”陈香梅连忙伸出小手，紧紧握着将军温暖的大手。
“刚才何登中校告诉了我你的名字。你父亲陈应荣先生最近来信给我，问及你姐姐静宜的近况，他还提到我可能不久就会看见他另一位千金。”
陈香梅一颗紧张的心，慢慢放松了。
“我真高兴见到你，将军。静宜姐曾告诉我不少有关你和第14航空队的事。”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
“假如你不急于赶回去写稿，跟我们一同吃杯茶好吗？”“我准备写篇特稿，我有时间的，我很喜欢喝点茶。”于是，他们离开会议室，进入隔壁一间较小的房间。小房间里，已经坐了几位中国和美国军官。陈纳德一一加以介绍：
何登中校，新闻官；金特莱上校，第14航空队的军医；
舒伯炎上校，将军的翻译；
“陈小姐的父亲，我在旧金山时认识的，曾托我照应他的女儿，”将军解释说。
“听来仿佛是件战时最佳任务嘛，”何登中校调侃道。众人哄笑。将军也笑了。
“我请陈小姐来喝茶，是为了使她明了，我们是友善可亲的，正如我们有工作能力一样。我认为，倘若她喜欢我们，她必会为我们写出一些好故事，而且都是事实，”陈纳德说。“我要尽力为之，将军，我十分满意我的工作，而且，我还相当年轻，又是晚辈，新闻从业员似乎无需太拘泥形式，请叫我安娜吧。”
陈香梅刚说完，何登中校就接上话茬，打趣地说：“我想要喊你‘亲爱的安娜’。”
众人又一次哄笑。
回到办公室，陈香梅一下子难以平静下来。直到下午5点半钟，她才写好第一篇新闻稿。
当她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一缕奇异的情绪油然而生。他，仿佛一个挥不去的影子，不时闪现在她的面前；又仿佛春天走进了19岁姑娘的心房，吹来了崭新的希望与期待。
3. “将军，您找我？”
邵总编过来告诉她，说她姐姐静宜来电话让她去一下。来到静宜的住所，陈香梅便兴冲冲地告诉姐姐说：“静宜，我今天见到他啦。”
“谁？”静宜睁着圆圆的大眼问。
“陈纳德将军。”
“啊！他人很好，是不是？”静宜漫不经心地答应着。这时，陈香梅察觉出气氛有点不对头。
静宜的宿舍似乎很乱。衣橱敞开着，地毯上放着两只皮箱，一只橄榄木做的褐色军用箱，像是在收拾行装。“告诉你吧，爹地来信也希望你到加州去，你考虑过这件事吗？”静宜右手举着一只浅蓝色的信封说。
陈香梅接过信，仔细读了起来。
父亲在信中几乎是在下“最后通牒”，如果她执意不去美国，父亲将会断绝对她的任何经济援助。
陈香梅果断地摇了摇头说；
“我想过去美国这件事，但是我现在不想去，我愿意留在这里，为战争稍作贡献。”
静宜没有开口。陈香梅接着说：
“再说，我到底学的是新闻，也被训练成一个女记者。同时很幸运获得一份很好的工作，并被派到一个很吸引人的部门——陈纳德将军和第14航空队。如果为了在美国那个不可预知的前途，而骤离此地，对我而言，乃是一桩愚蠢的事，因为在那儿的新闻界中，我需要与当地的美国人竞争。”静宜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我了解，我一点也不责备你。我也希望你不要怨我。人，常常要作出妥协和让步，我不想太伤爹地的心。唉，因为你一定不会走，所以我一定得走，懂吗？”姊妹俩说到离别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
“陈纳德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安娜。”
静宜试图改换话题。她接着说：
“因为有他，整个团体变得生气勃勃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和勇气，决定了一切。我非常钦慕第14航空队的每一个队员，而陈纳德却是一朵火花，一份感召。”
“正是如此，我也被他震住了，险些写不出一个字！”陈香梅抑制不住地插了一句。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爱上他了。”静宜狐疑地看着她说。
陈香梅两颊绯红，喃喃说道：
“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不知道……”
冬去春来。
陈香梅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出席社交活动。她在这些非正式的场合，同陈纳德将军有了更多的接触，彼此间有了更多的了解。
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里写道：
这些简短的谈话，在一种社交的气氛中，常使将军表现得更为轻松。为适应这种场合，我们并不局限于谈论本行，而是一般性的事物。他的学识、理解及智慧给予我深刻的印象，我一直珍惜我们的接触。但从1944年至1945年，我与陈纳德将军从无“约会”一类的事。
4月的一天。倾盆大雨。也许是天意，中午时分，陈纳德收到了陈应荣从美国寄给他的一封信。
原来，陈应荣在信中恳请陈纳德，说服他的女儿陈香梅去美国。
信的结尾写道：
“说来惭愧，对生性倔强的小女，为父的是一筹莫展了。我从静宜处得知，她崇敬您，而且一定会听您的。在此，让我先谢谢您。”
陈纳德看完最后一个字，他笑了。
难道陈香梅真的会听他的？
他有些冲动。
立即接通昆明分社的电话，邵总编告诉他，陈香梅外出采访了。
他忙问去哪采访了。
邵总编说，这时间大概采访完了，上老城墙根排档茶铺吃过桥米线呢，记者的中饭多是这样打发的。
他放下电话，连忙吩咐司机，开车去老城墙根寻找陈小姐。
雨不停地在下。此刻他的心却怦怦乱跳。他又燃着了一支“骆驼牌”香烟。
“将军，您找我？”陈香梅已冲进了办公室，不安地问。陈纳德怔了一下，指指桌上的信，说：
“喏，你父亲给我来了信，你先看看，坐呀！”陈香梅急忙抓起信就读。原来却是老调重弹！她凝视着窗外。
窗外是一片茫茫烟雨。
良久，她转过身来。
一只猎犬跟随陈纳德的身后，摇晃而行。
“乔，这是安娜。”陈纳德俯视着他的小猎犬。这只狡黠可爱的小动物，走到陈香梅的跟前，带有近似人的表情，抬头望着她，同时用一种试探性的友情，摆动着它的小尾巴。
“陈香梅小姐，你如果不想去美国，就不要去，”将军对她说。“你已不是小孩了，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啰，我的境况跟你一样，家里人都希望我回美国，可是，自己的事自己抉择，我不违心。我想，我懂得你。”将军继续说道。陈香梅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
她边啜泣边说：
“可是……父亲不懂得我……更不懂得母亲……母亲去世的情景……我永远无法忘记……”
将军微微弯下腰聆听着，时而点点头，说：
“我也一样。5岁时，我的生母吐血而殁，呵，我忘不了那悲惨而鲜明的一幕。15岁时，我的继母又弃我而去，她是那样地健康、开朗，可是疾病也夺走了她。安娜，我历经了两次丧母的苦痛，人生，有时是怨不得谁的……”“你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将军改换了话题，问陈香梅。“屈指算算，整整六年半呢，从1936年到香港，1942年逃离香港止。”她答道。
“我自从1937年来华后，曾多次到过香港，嗳，为什么我在香港总没遇到你？”他说。
“也许遇到过，可我们相见不相识。”她笑着答道。
窗外的雨还在下个不停。
4. 离别
自从史迪威离开中国后，罗斯福总统任命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的职务。魏德迈于1944年10月31日到任。
魏德迈不像史迪威那样对人冷嘲热讽，关系紧张。他既讲策略，又注意小节，待人坦诚，也很公正。因此，他和陈纳德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当魏德迈和陈纳德在1944年11月向日军发动攻势，以便夺回在中国的主动权的时候，陈纳德领导的第14航空队，一共拥有17473名人员，535架战斗机，109架中型轰炸机，47架B—24重型轰炸机。下辖36个战斗中队，分属第68混合联队、第69混合联队、中美混合联队、第312战斗机联队。
截至1945年5月15日，第14航空队在半年的空战中就歼灭日机1634架，我方仅损失16架飞机。
到了6月，敌方已处于全面撤退的状态。
然而，陈纳德所面临的困扰，除了正面的日本人以外，还有背后来自华盛顿的。
史迪威回到华盛顿以后，他便竭力说服马歇尔将军，他和中国官方之间的摩擦，皆应归咎于陈纳德。
陈纳德此时已得悉有人正在活动，想要调动他。而他却忙于战事，无法予以置辩。
6月20日，魏德迈在成都召集所有在华的美国将军参加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很严格，规定“只能耳听”，不能作记录。
魏德迈将军宣读了阿诺德的特别信件。
信中说：
“陈纳德将军在中国已呆了很长的时间，以最少的资源打一场防御战。补给不足和由此产生的游击式战争应变成一场现代化的打击风格和进攻性的空中力量。我坚信，彻底改变你们战区的作战方法并转而采用现代化的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你若同意陈纳德将军及早从中国战区撤出，我将不胜感激。他应利用现在给身体上不合格的军官的退休优待（即他们的薪金不必交所得税），否则，他会回到退休军官的行列之中，其军衔将保持退休时原封不动的状况。”
原来这次秘密会议的目的就是请陈纳德走路。
在此之前，马歇尔已于6月8日寄了一封信给魏德迈。马歇尔在信中明确表示，让斯特拉特迈耶领导中国战区的空军。
魏德迈只得执行命令，别无选择余地。
陈纳德此时对这场把戏已毫无兴趣。7月6日，他提出了辞职请求。斯特拉特迈耶立即批准，同时任命斯通将军接替陈纳德指挥第14航空队。
陈纳德辞职的消息，如同晴天一声霹雳，震惊了中国朝野。
告别仪式在重庆举行。
陈香梅在《一千个春天》中记叙了这次告别仪式：
“陈纳德将军在重庆所接受的告别仪式，是过去甚至以后所无法比拟的。估计约有两百万的人民塞满战时首都的街道。他们在窗前，在凉台向将军挥手欢呼。将军的座车无法穿过群众拥阻的街道，司机关闭了引擎，由人们用手来推动车子。“这一天，重庆疮痕累累的建筑物上都饰以五光十色的旗帜——丝制的，鲜亮的，书有口号或标语的旗帜，许多绣有飞虎的徽标。
“群众将汽车推到一处广场前。那儿有一搭好的木制高台，缀满了旗帜及飞虎徽标。将军穿过松柏树枝和鲜花扎成的拱门，从善意的拥挤里走上高台。
“整个早上直到黄昏，千千万万的人群行经将军前。许多人送他中国卷轴、绣花锦旗以及其他礼品。大家都循外国习惯与他握手。
“晚间，官方酬谢饯别宴上，蒋委员长以青天白日大勋章授赠陈纳德将军，这项授勋对外国人士而言，尚属首次。魏德迈在陈纳德将军胸前的殊勋金十字勋章旁，别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
告别重庆后，陈纳德访问了第14航空队的主要基地，白市驿、西安、成都、陆良，最后是昆明。
在昆明，黄仁霖对陈纳德说：
“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那么博得中国人的人心。”
黄仁霖还告诉陈纳德，从昆明到机场的路已正式改名为“陈纳德路”。
7月31日，陈纳德接到了美国空军司令部发来的命令：
事由：命令
致：陈纳德01090USA第14航空队司令部APO627
1.从1945年8月1日起，你被解除中国战区第14航空队APO627的职责以及不再担任中国战区的职务。你将按第14航空队所颁发的旅行命令回到美国。抵美后，向美国空军司令部报到。
2.EDCMR1945年8月10日
3.你回美时，可优先搭乘CI—US－I—10623—AAF。
魏德迈将军
在第14航空队的驻地，最后一个送别晚会还在进行。队员们一个个争取时间，向陈纳德倾吐惜别之情。晚会临近结束时，陈香梅起身同将军告别。
“我请王司机送你回家。”将军边说边陪她去停车场。“将军，明天我到机场给你送行。”陈香梅说。“好的，可是那里也许不是最好的道别处。”陈香梅望着将军，信任地走上前去。将军伸开两只手臂，拥抱她，柔情地吻她。
将军告诉她说：
“我要回来的。”
第二天，8月1日。陈纳德登上C－47运输机，向前来欢送的人群挥手致意。
飞机在碎石跑道上疾驶，不一会就腾空而起，飞向远方。
5. 重逢
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8月9日，美国又在长崎扔了第二颗原子弹。
陈纳德是在路易斯安那州金德老家，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他感到非常兴奋。
几天后，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陈纳德想到自己不能参与最后的胜利，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在《一个战士的道路》中写道：
“我满怀怒火和失望离开中国。8年来，我的惟一的抱负是打败日本人。可现在，我被剥夺了参与最后胜利的权利。在战胜日本那一天，我多么渴望能登上停泊在东京湾里的‘米苏里号’，观看日本人正式承认他们的失败。”
回到家里不久，陈纳德就感到很空虚，无所事事，坐卧不安。
他的几个儿子都在部队。他的妻子内尔，差不多独自一人守着老屋，只有大儿媳与她在一起。她的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教堂和慈善事业上。
陈纳德回到家时，总觉得内尔对他很冷漠，而且话不投机，甚至格格不入。想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很少写信。起初，内尔的来信多半是谈论孩子的事。等到孩子一个接一个离开学校，参加工作之后，即使连这样的消息也没有了。而陈纳德在中国呆得愈久，给内尔写的信也愈少了。
时间一久，他俩都感到在一起生活挺别扭的。
一日，内尔探了一下陈纳德的口气，问他是否有离婚的可能。陈纳德表示同意这个想法，同时建议她去询问他们的家庭律师，看看能否让律师起草一份令双方都满意的文件。
过了一段时间。
内尔告诉陈纳德，他们的离婚问题可望得到解决，家庭律师要他俩出席法院的裁决。
解决的办法是，每月从陈纳德的退休薪金中付给内尔250美元。此外，位于康科迪亚教区拉文林区和康苏洛种植园内的几块土地、建筑物及其设施，均归于内尔。陈纳德则保留了拉蒙别墅的一半利益及建筑物，内尔在有生之年仍可使用该建筑物，除非她再嫁人。他同意不修改他的退伍军人人寿保险金（1万美元）的得益者（内尔），还给了她1万美元现钞和两张2年内可兑换的5000美元的期票。对于他俩共有的存款、股票、债券、一些额外的人寿保险，全都归内尔所有。
他在文件上签完字。之后，他坐上一架去华盛顿的飞机。此时，他感到一身轻松，因为他又成了一个单身汉，虽然穷了许多。
在华盛顿，陈纳德探望了不少熟悉中国、来自中国的朋友。他打算重返中国，成立一家航空公司。
正好，这时他的老朋友惠廷·威劳尔从菲律宾回来。俩人一拍即合。
原来威劳尔曾经是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职员，他在这个公司里与宋子文和其他美国人一起，为创建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做了不少工作，后被派到中国，又帮了陈纳德和第14航空队很大的忙。因此，这次他们重新合作到中国搞空运，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1945年12月，陈纳德和威劳尔一起离美赴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话分两头。
自从陈纳德将军离开昆明后，陈香梅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
8月末的一天，昆明分社陈叔同主任突然把她叫进办公室。
“你喜欢到上海去吗？”
“喜欢，我当然喜欢这趟旅行。”
“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长期的调职，总社准备在那边成立分社，要我在昆明分社选择一位记者，我已经选了你。而且你也晋级了。”
“谢谢，我很高兴，太谢谢您了。”
自从陈纳德将军离开后，陈香梅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抗日战争业已过去，静宜姐去了美国，陈纳德也远在美国，昆明已无可留恋。陈香梅多年未谋面的外祖父母也都在上海，这下又可以见到他们，或许可以与他们同住。陈香梅越想越高兴。
3天后，她搭乘第14航空队的一架C－47运输机，向东飞去。夜幕深垂时，飞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1945年，圣诞节的第二天。
陈香梅正在翻阅报纸时，一条简短的美联社电讯突然映入她的眼帘：
陈纳德少将已在旧金山搭机，首途上海。他拒绝向新闻记者透露此行的任务。
“他终于回来了！”陈香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3天后，陈香梅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江湾机场，准备迎接陈纳德的到来。
陈纳德缓步走下飞机，一眼就发现了记者群里的陈香梅。他俯身向前，在陈香梅的耳边低语道：
“安娜，今晚同我一起吃饭，我打电话给你。”国际饭店，14层楼。
灯光矇眬。管弦乐队正在演奏流行歌曲：《追忆当年》。“我真想你，小东西。”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第一次陈纳德这样喊她，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而且专属于她。
“哦，我有很重要的事得告诉你。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要回来，现在我已经回来了，我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很慎重。
侍者端来两杯鸡尾酒。
陈纳德接着坚定地说：
“我们离婚了。就某方面说，我最早来中国时，真正的离婚似乎已经发生了。是8年前，安娜。战争中的8年，远离家乡一万二千里，此时我已了然，我的工作将在中国。而我的妻子再度表示不愿意离开她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家、她的朋友、她的邻居，而和我一起来到此地。我不责备她。多年前她没有来，我也不责备她。我们有着不同的兴趣，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陈香梅静静地听着，默然无语。
“小东西，过去我不能告诉你，但我感觉你必然会知道，我爱你，而且已爱你很久了。”他再次握住她的双手，说。她的心跳在加速。
“我要你嫁给我。”他频频发起进攻。
她感到有点昏眩。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中外联姻，世俗观念，舆论压力，年龄悬殊……她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呢。
她没有轻率地点头。
“你给我一点时间，将军。我需要时间来考虑。”她最后说。
6. 民航空运队
在上海稍事停留后，陈纳德继续北上，到南京、汉口、重庆等地考察。他看到战后的中国，到处是饥荒，满目疮痍，交通运输更是陷于瘫痪状态，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在中国搞空运的决心。
他事后写道：
“在几周内，我旧地重游，重新踏足于前三年所走过的路，溯长江而上，从上海经过南京、汉口到重庆。我所见到的中国所遭受的破坏和饥谨对一个十分了解中国惨痛史的观察家来说也是十分可怕的。在以前
日本占领的走廊地区——汉口以南，除长沙外，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遭摧毁。长沙市一半是废墟。桂林、柳州、零陵和衡阳只剩下了焦土——是中国人烧的，后来又挨过我们的炸弹，之后又遭日本人撤退时的破坏。一些极小的城镇也都夷为平地。
“这不是一个由于年成不好而引起的普遍饥荒。这是一场持久性的灾难，尚看不到任何救济。日本人在撤退时把乡下的所有食物全都弄走。现在，中国人只好剥树皮，吃野草。稻草被视作珍馐。市场上出售观音土，因为在这毫无营养的东西里加上了一些东西可作充饥之用。这些废城里根本看不到野狗和老鼠，因为它们早被饥饿的人吃掉了。日本人杀黄牛和水牛充饥，吞食了大批粮种，使中国农民无法播种新的谷物。一家人脖子上套着水牛的桎梏，力图拖动笨重的木犁、耙子耕耘稻田，可他们半饥不饱的身子无法经受得住这种劳力。这都发生在一个正常情况下可以生产足够稻米，供一半中国人吃饱的地区内。
“不论我到哪里，我听到同样的事，交通是最燃眉之急的事。战前内河航运的一半船舶吨位在战争期间被击沉。要进口木材才能造船，而中国没有东西出口，就不可能进口。铁路所遭到的破坏需要三五年的齐心协力，不打内战，才能恢复正常运输。公路也是连年失修，没有几辆卡车在服务。空运少得可怜。全中国只有40架商业用的运输机。战后给中国空军的120架运输机正忙于给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提供补给，不可能用于救济工作。
“剩下的一点运输也如同老牛拉车。现代化运输缺乏使商业瘫痪，救济活动无法奏效。中国的经济生活在迅速倒退。只在少数沿海城市才有一点贸易。联合国的救济品横渡太平洋后遇到了中国港口的薄弱环节。重要物资在沿海的仓库内堆积如山！无法运到内地，而内地却有千百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到1946年1月底，陈纳德几乎接触了所有该接触的人。
他打算在中国组建航空公司的想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不仅有政府内的要人，还有在华的美国顾问。
当时在中国，已经有两家航空公司在运作。一家是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政府和泛美航空公司共同所有，拥有30架C－47和几架C—46运输机。另一家是中央航空公司，全由政府所有，它有12架C－47运输机。
2月份，联合国救济总署突然要求陈纳德提出一个空运计划，将堆积在中国各港口码头的救济物资，运送到中国内地的灾区去。
原来陈纳德在美国时，曾经就在华建航空公司一事，同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计议过。拉瓜地亚以前也是一位飞行员，他在1946年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后，还没有忘记他同陈纳德的谈话。于是，他很快将此事通知了驻中国的分支机构。
经过多方奔走、筹措，陈纳德和威劳尔终于在1946年10月25日，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签约，成立了行总航空运输公司。这家新航空公司，又称为民航空运队。
1947年1月30日，民航空运队的首次航班开通了。
一架C—47运输机，载着货物和一辆吉普车，从上海飞往广州。陈纳德也坐在这架首航的班机上，亲自压阵。
战后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机场，也没有导航设施，甚至连地对空的通讯也不存在。因此，飞越没有航标的中国上空，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几周前，中国航空公司的3架飞机就在圣诞节那天坠毁在上海的浓雾中，72名乘客不幸遇难。1947年1月5日，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C—46机撞在青岛的一座山上，机上46人全部罹难。以后几周内，2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相继坠毁。于是，中国航空公司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所有客运航班。
虽然在中国上空飞行困难重重，但对陈纳德来说却是驾轻就熟的事。
2月初，陈纳德决定将航空公司的经营业务放在广州，因为广州最接近内地的灾区。民航空运队开始在广州天河机场建立永久性设施。
陈纳德喜欢上海甚于广州。他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拥有一处寓所。他的“小东西”——陈香梅，这时还在上海分社上班呢。
民航空运队在外滩17号设了一个办事处。陈纳德把办事处当作他的大本营。
以前担任过陈纳德的翻译的舒伯炎，也从中国空军退役，到了民航空运队工作，当陈纳德的私人助理。陈纳德的勤务人员，还是在昆明用过的那些人。再加上一条忠实的小狗，陈纳德叫它“乔”的那条小狗。这一切，使陈纳德感到像是回到了老家。
3月间，民航空运队已飞了91343吨/英里救济物资和14589吨/英里信件。
此间，飞机还将药品运到南昌的麻风病院，把种籽运到长江三角洲用于春播，让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人回到故土，将羊群运到西北的甘肃省。
5月运输量猛增到386343吨/英里，6月达322820吨/英里。到7月1日，民航空运队已拥有职员385人，并且开始赢利了。
陈纳德感到很兴奋。他写道：
“在经过那么多年将飞机作为一种破坏性手段之后，我能将它用于建设性目的，用它来建设一个国家，而不是将它夷为平地，对此我真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