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中注定他的命运多灾多难。
命中注定他领导的斗争有起有伏。
甘地从英国返回印度，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呼。
民众的痛苦，甘地是了解的，但是这位圣雄此时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解其味呢？
就在甘地在英国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期间，印度国内的情况很是不妙。
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明目张胆地撕毁了甘地与欧文协议，对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国内现在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加上英国政府在第二次圆桌会议利用非国大党代表孤立国大党代表的政策，表明英国政府已向世界公开宣称，在印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宪法改革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印度的国大党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就不得不提出一步新的解决方案，即教派自治方案。宪治方案一出笼，英国政府便向国大党发起猛烈进攻，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与此同时，与国大党联盟的、相互同情的、相互支持的进步组织均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平自由又成泡影。
记得在德里那段日子里，他与欧文举行谈判期间，甘地每天早晨都喜欢散步，而尼赫鲁总是相伴左右。他们谈到了许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在谈到国大党的前途时，尼赫鲁曾经设想，祖国获得自由以后，像目前这样的国大党将自行消灭。而甘地则认为，国大党在下列条件下应该继续存在，即：国大党可以通过一项自我约束的条例，规定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如果任何人想在国家机关中获得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职位，必须退出国大党。甘地之所以这样想，意图在于使国大党始终处于超然无私的地位，从而能够对行政机构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施行巨大的监督压力，使他们不致脱离正轨。甘地的思想与现代政党的概念显著不同，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是要夺取政权，以使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去改造政治和经济。尼赫鲁就是这么想的。
甘地也知道，在他前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之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内曾有人联手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就将他开除出党。而事实上，如果开除甘地，就意味着开除二分之一的党员。这样一来，国大党就会分裂。
据尼赫鲁回忆说：“在以往的15年中，甘地先生在国大党内乃至在全国内，是一个比任何国大党主席还要重要的人物。他是内定主席的人，他们的建议一贯得到采纳。他一再拒绝主席职务，而宁愿让他的同事或助手担任。
我做国大党主席完全是由于他的关系。事实上是他当选，是他退让，竭力促成我当选。瓦拉平平·巴特尔被选为主席是由于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我们刚刚出狱，国大党各地方委员会还是非法团体，不能按照一般情况进行工作。因此，工作委员会便做主选举了喀喇嗤大会的主席。整个委员会，包括巴特尔先生在内，请求甘地先生接受主席职位，从而能在未来形势紧急的一年中，成为国大党的名义首脑，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名义首脑。但甘地不同意，坚持要巴特尔当主席。”
这一两年，关于甘地的谣言也不少。有的谣言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有一次的谣言是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甘地在某地或许在德里，未经通报便富有戏剧性地突然闯到副王面前跪下来，抱着副王的脚，泪如雨下地恳求副王把和平赐给这个不幸的国家。这是一名英国记者编的故事。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甘地只不过觉得这人有点滑稽。另一个故事说的是甘地接受了一笔巨款，约有几万英镑，秘密地将它保存在朋友家里，而国大党正在追查此事。
国大党惟恐甘地从国大党退出来以后，失掉这笔巨款。这个故事就有点荒唐了。
甘地也清楚，国大党对这次圆桌会议并不抱什么希望，甘地自己也是这么看。但是甘地从不绝望，决心要努力到底。然而努力的结果却到了今天这步田地。现在连尼赫鲁在去孟买迎接甘地的路上也被捕两天了。圣雄说：“这是惠灵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大煞风景。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召开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这之前，甘地仍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企图和惠灵顿勋爵进行一次会谈。但是对方提出应该是有条件的谈判。这些条件是：
他不得谈论最近在孟加拉、联合省和边省发生的事变，以及新的法令和根据法令全面进行的逮捕。甘地当即给总督发去电报，要求无条件会见。政府的答复是把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加以逮捕，并令全国开始严厉镇压。
1月4日，这个曾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一起品茶的人，再次成为国王陛下的客人，不过这次是在监狱里。他和国大党主席巴特尔一同被捕，并未经审讯就被关押到浦那的耶拉维达监狱。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圣雄多次被捕监禁，与此同时，丘吉尔在伦敦多次雷霆震怒地叫嚣，必须“剪除甘地，摧毁他所代表的一切”。诗云：“让你暂时离开幸福，在局促不安的日子里受些痛苦。”
也是1月4日，关在内尼监狱的尼赫鲁被判处两年严厉监禁和500卢比罚款，如不交纳另加六个月徒刑。
还是在同一天，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事变，示威群众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群众死伤多人，监狱充满了和平抵抗的囚犯，人满为患。
甘地这一次就没有先前坐牢那样乐观地把它称为“修炼的日子”了。他预感到国大党领袖人的大面积被捕，群众运动的普遍被镇压，一定包藏着英国政府更险恶的用心。
这个时期，英国政府正在抓紧酝酿教派自治问题，企图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维持不可接触制度。
甘地闻知此事，于3月11日从狱中致信殖民大臣，信中说：“你也许能回想起，在圆桌会议上，当少数派的要求被提出来，我在发言的结尾曾说过，我将誓死反对贱民实行单独制。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情绪，也不是说得好听。我的意见是，它是一项严肃的声明。”
1932年8月，英国政府将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宣布，仍然将“不可接触者”划出单独选举区。
解救贱民！甘地响亮地提出了这个口号。甘地称这次斗争为哈里真运动。
哈里真是神之子民之意，这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他给英国首相寄去一封信，指出他将终身抵制任何“贱民永为贱民”的措施和制度。并且声明，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肯改变这种态度和决定，他将绝食至死。
信，如石沉大海，英国人不把他当回事。
9月20日，甘地正式宣布从当日起绝食。那天凌晨，他从床上爬起，用土布围住下身，便开始给泰戈尔写信，信中说：“现在是星期二的凌晨三点钟，我将于今天中午走进炽热的洞穴。我的斗争很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一位耿直的朋友，一位真正的朋友。”
信还尚未发出，泰戈尔便向狱中的甘地发来电报，电文说：“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牺牲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满怀尊重和敬爱，伴随着你崇高的苦行。”
当天，许多印度记者前来监狱采访。甘地对他的这次绝食“苦行”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说：“我虽然出身高贵，但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百分之十的上层，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要的是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所有可怜大众，与他们生死与共。我想要提高他们的地位，光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是不够的，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提倡为他们服务，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我坚决反对。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绝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和对他们的限制。”
如果说甘地的绝食在全印度引起极大震动的话，那么甘地的这番动之以情的话则唤醒了民众。无数的人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自己也曾诅咒贱民，以他们为鄙视，与甘地的态度相比，真是自惭形秽。现在甘地决心以绝食至死的勇气来维护贱民权益，才是伟大的壮举和高洁的灵魂。假如甘地在这次绝食中丧生，那么过去诅咒过贱民的人也和政府一样有逃脱不了的罪过，法律不予制裁，就是上帝也不会放过。于是各方人士都纷纷参与解救贱民的斗争，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经过社会各界同心同德的呼吁和抗争，种姓印度教首领与贱民首领签定了一些协议，拟取消单独为贱民区划定选举区的做法，并给贱民的席位增加一倍，同时取消阶级一说。甘地绝食五天之后，正在让医生作健康检查之时，传来消息说，英国政府同意这个新方案。
感到焦躁不安的甘地，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26日下午，甘地恢复进食。
几乎在甘地刚恢复进食的同天下午，被甘地称为真正的朋友的泰戈尔特意赶到监狱，为甘地咏唱了一首赞美诗。这首诗选自《吉檀·迦利》。诗云：
当生命枯萎之时，应该洒以同情的慈霖；
当整个甜美消失时，应该携带甘露的歌声。
这次斗争初战告捷。从此，在很多城市的大街上，种姓印度教徒与哈里真开始公开互相来往，不分彼此贵贱，许多庙宇也为那些“神之子民”敞开了大门。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等方面，过去的贱民已与印度教徒享受平等待遇。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同年年底，契拉诺邦的一所印度教庙宇就仍然不准许贱民入内朝拜。一些印度教徒保守势力，全然不顾什么协议和方案，他们只承认历史事实和教派法典。甘地知道此事以后，严厉指责了那些顽固派的行动，强调要立即改正这种错误行为，并声称，如果不改正，他将再次在监狱里绝食。谁知那些顽固派反而指责甘地，动不动就拿绝食相威胁，老是危言耸听。甘地说，绝食是只有宗教教养好的人才能掌握的武器，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只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但是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顽固派们依然不听，认为甘地是印度教的离经叛道者，如果甘地果然绝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将同时绝食，奉陪到底。甘地与他们展开了公开论战。最后，经过公民投票，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赞成甘地意见，同意贱民入庙，从此消除一切歧视。
甘地认定，这一时期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贱民，少问其他。到了1933年1月4日不合作运动纪念日的那天，几位领导人前往监狱请示甘地，是否重新组织不合作运动。甘地告诉他们请他们自己做主，他说：“我现在精力和时间有限，而印度还有4000多万贱民等待着有人去拯救他们。我要从事解救贱民工作。”对于甘地来说，思考便是决定，决定便意味着行动。他创办了一个新周刊《哈里真》，自任主编。先前自己主持的《青年印度》已经被迫停刊。甘地要掀起一个哈里真运动，非要一块舆论阵地不可。而这时的政府似乎也希望他在狱中从事这项改革活动，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注意力从政治骚动转移到社会改革上来。甘地亲自为《哈里真》周刊撰写发言词。
这段时间，国大党与非国大党领袖，包括贱民领袖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协议，对贱民的教派自治决定通过了一个修正案。
由于协议中有一条规定：为取消不可接触诫条和改善贱民的情况，举行一次全国性运动，英方当局允许甘地在监狱中进行有关哈里真的工作。这就使得监狱以外的国大党人把精力从组织不合作运动的工作上，转移到组织哈里真福利上去了。
到1933年4月，甘地仍对全国解救贱民工作不满意，所以他又一次想到了绝食。29日深夜，他告诉随侍人员，到深夜12点时，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指示他绝食。他试图进行体能反抗，但是无效果，所以迫不得已，只得遵命。30日他即宣布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
他就此发表声明时强调，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而是自己自洁的措施，通过这次绝食，纯化自己的清心和灵魂，使自己与上帝和真理更加接近。第二天，他又给总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这次绝食与政府无关，请不要误会，完全是内心的趋动和自省。尽管如此，甘地已是年迈的老者，又宣布绝食21天，使政府当局很感头痛。原定5月8日上午10点开始绝食，结果上午9点就将甘地释放了。大概政府认为，如甘地要绝食以自洁，别死在监狱，死在监狱就有说不清的麻烦，至于在外面还绝不绝食，绝食带来什么后果，那将由他自己负责了。但是甘地出狱后，仍不改决定，照常绝食21天，同时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一个月，要求政府释放非暴力政治犯。
接着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根据甘地的意见，拟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斗争形式改为个别不合作运动。甘地为这个决议作出解释说，群众性斗争风险太大，受迫害的受镇压的人太多，这是不合算的，而个别斗争，灵活性强，既可以前仆后继，又可以把战线拉长，保持斗争的持续发展。甘地致总督一信要求见面通报这一意见，总督表示这一意见不能接受，因而不予会见。国大党立即宣布实施这个意见。甘地首先将自己花了18年心血组织起来的真理学院解散，动员学员奔向各地开展个别不合作运动，自己则率领33名真理学院学员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他包括解救贱民在内的建设性方案。
这是应该早就预料到的。真理学院刚刚宣布解散的第二天，甘地及夫人以及所有学员全部被捕。自从1930年3月甘地离开真理学院开始他的丹地之行时就宣誓，如果他的国家不能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就不再踏进真理学院的大门。三年以后的今天他回来了，可惜是含着宣布这个培训基地不复存在的酸楚心境来的。然而，就是这样，政府也不放过他。他8月1日被捕；8月4日被释放，但是警察当局要求他不准离开浦那。甘地断然拒绝，再次被捕，判刑一年。政府表示，只要甘地表态不再从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将他释放，但甘地不允，他就他不能接受任何有条件的释放，并于8月16日再次宣布绝食至死。监狱对甘地的管制更加严厉，只准读些书报，不准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每天只准接待两名来访的亲友。
与此同时，伟大诗人泰戈尔先生发表一个声明，声援甘地，但是政府当局不准这个声明在报纸上发表。诗人受到沉痛打击，便以诗泄愤，诗曰《问》。
诗人是这样责问上帝的：
我的神，你一次又一次，派遣使者来到这个无情的世界，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
“从心底里驱除仇恨的火焰”。
他们具有一副高贵的心灵，
永远值得人们铭记与怀念。
而在这天的不幸日子，
我却把他们撵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教礼给他们。这位命运坎坷的诗人继续叹道：
今天我的喉咙哽咽，我的芦笛吹不出悠扬的音乐，我的整个世界在漆黑一团的深夜的噩梦里消失。
我因此含泪问你一个问题：
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人，
那些扑灭了你的光亮的人，
你能饶恕他们吗？
你能爱他们吗？
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在他那宁静的别墅里发出了失望的呐喊。这是对甘地强有力的道义上的支持。甘地继续绝食，政府虽然并不让步，但是也深感焦虑不安。甘地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他被送进医院时几乎奄奄一息，他把身边的心爱之物都送给了陪在他身边的人，有气无力的告诉他们：“我可能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身旁的人望着甘地瘦干的身躯，泪似泉涌。甘地强打精神，给他们诵颂了一段 《薄伽梵歌》： 我是大地的清香，
我是众生的生命，
我是火中的光焰，
我是苦行者的苦行。
甘地要身边的人赶快拿笔来记下他的话，他要给在另一个监狱的尼赫鲁发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在这些痛苦地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你。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我多么重视你的意见，这是你所知道的。看到英杜（指英迪拉）和沙鲁普的孩子们，英杜①看来很快活，人长胖了。一切都好。盼回电。”
① 英杜：英迪拉小名，也就是后来印度著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她的父亲是尼赫鲁，她的丈夫甘地与圣雄毫无亲缘关系，仅仅同姓而已。
被关押在内尼监狱中的尼赫鲁，听说甘地再次绝食，度日如年，心急火燎，常对别人发脾气。圣雄怎么这么干呢？他还说这是上帝规定的绝食日子，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尼赫鲁担心如果甘地真正长眠不醒，印度不知该如何。
当他收到甘地的电报以后，他似乎有些放心了。他相信甘地的生命力很强，不会就这么死去。就是在绝食那么痛苦的日子里，在给瓦赫鲁的电报中，突然提出了尼赫鲁的女儿和妹妹的孩子们去看他的事，而且还不无幽默和乐观地谈到女儿长胖了，这真是奇人。当然尼赫鲁也知道，这恰恰是甘地的性格，他总是不会忘记生活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小实际意义重大的事情。
尼赫鲁完全不赞成甘地的绝食，但又不想伤害他，于是他向甘地拍出了一份这样的电报：
“电报收悉。我对于我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能够表示什么意见呢？我急得好像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惟一的人所共识的指路神。我在黑暗中摸索，可是我跌跤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总常常想起你，敬爱你。”
绝食已过一星期，政府看到甘地即将失去生命，便匆匆宣布无条件释放了他。此后甘地开始进食。在静养10天之后，甘地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这一年内，他只从事“解救贱民”的工作。
最近连续两次绝食，两次被捕入狱，有人发现甘地在这期间思想观念发生了细微变化。这一发现是甘地的私人秘书马哈德乌·迪赛，他有幸与甘地一同坐牢，他当时详细地记录了甘地的言行和来往的书信。印度作家克里帕拉尼在他的书中曾经引用了以下几段迪赛的记录。
“甘地大儿子哈里拉尔的女儿摩奴来信告诉甘地，她的舅妈巴莉贝恩打了她那从不干好事的父亲。甘地回信说她干得好，她的行为是一种纯真的爱，而不是暴力行为。”
“甘地原来一直坚持只用印度阴历记时，只要看到有人使用西方日历，就非常动气。但是现在他已放弃使用阴历，他说，欧洲的日历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它怀着仇恨。”
“一位麻风病人给甘地去信，询问当生活成为一种负担并非常痛苦时，这人是否有权放弃生命。甘地回信说，我的见解如下：一个人患上了不治之症，要靠其他的帮助才能勉强生存下去，而他自己又确实不能做出任何公益事业予以报答，那他就有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说，绝食而亡要比投水自尽或悬梁自尽更有好处，因为这会考验他的坚强信念，并使他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理想。”
“米拉·贝恩被关在另一座监狱。甘地给她去了一信，信中说，你提到罪犯现在和你已成为同伴。在我们的字典里，应该禁用罪犯这个词，要不然我们都成了罪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起石头打她。’没有人敢用石头打那个犯罪妓女。尽管他半开玩笑地引用这句话，但却道出了意味深长的道理。”
“甘地在贝恩的信中还写道：你不应该责怪自己不信任我和我的智慧，这是因为你没有马上看到我的特性，或者你已经看到了，但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不是一个完人。当我有错时，你为什么要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呢？那只是盲目的崇拜。”
甘地的威望虽然极高，高到像中天的太阳，人们都要沐浴着它的阳光才能生存成长。但是，他从不自恃高明，从不指望有人把他当作什么神一样的跪拜，每当看到人们对他过分的敬仰，他内心就有说不出的味道，他与老尼赫鲁尽管常常打打闹闹，但是仍然不失为生死之交，其感情就是建在相互合乎情理的信任和尊重基础上，并不是谁把谁当作高不可攀的存在。
与尼赫鲁的交往也是如此。他扶植尼赫鲁，相信这位年轻人能够率领国大党干出一番事业。尼赫鲁对他则非常尊重，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大事小事全部请教他，征求他的意见。但是双方如果就某个问题出现不同意见时，完全可以做到各抒己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阳奉阴违。
甘地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往往总是伴随着想不通或者截然相反的态度来与他共事。就说1922年那次，甘地决定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代之以土布生产、改革、教育，似乎对大家是个打击。当时大多数国大党领袖们都在监狱里，对这一决定感到十分惊愕，并且使许多一般党员都感到愤怒。老尼赫鲁还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对他的主张提出愤怒的抗议。信中质问甘地，如果科摩林角上的一个村庄没有遵守非暴力原则，为什么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城市应该受到惩罚呢？
这次与12年前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好像就是历史的重演。这时尼赫鲁同样还在监狱，他对甘地决定和声明与当年他父亲一样表示极为不满。他在狱中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观点。信中说：“当我听到你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虽然我仍然会响应你的号召，但是你提出今后的工作方向，我尤感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觉，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被刺破了，它是我最珍贵的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岂止是尼赫鲁，党内很多人士都不知道这位老人到底要怎么样。党内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了。这时的甘地一边开始从事他的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主要是想为募集解救贱民的基金，另一方面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党内作出他的解释。同时又根据新情况推出了新的策略。1934年4月7日，甘地在旅行途中再次发表一项声明，号召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如果谁想组织非暴力不合作斗争，必须征得他同意。他希望所有国大党员必须学会自制和安贫的艺术及美德；都能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参加土纺土织，推广土布、解救贱民的工作。最后他向国大党人忠告道：“以洁身自好的个人行为同各界人士相处，来扩大教派之间的心灵团结，排除自己身上形形色色的不可接触的肮脏，以亲自接近饮酒和吸毒的人并普遍培养个人纯洁来开展戒酒或戒吸毒品。这些工作可以使得穷人维护最低标准的生活。”
他料到他的这项声明在党内会产生更多更大的麻烦，首先想到的是给尼赫鲁写去一封信。信中说：“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发挥好手段的作用，目的就不难达到。”
现在，该说的话说了，该劝的劝了，该公开声明的已经声明了，他要专心致志地上路，竭尽全力去做解救贱民这份有益的工作。
一直随同他行走的米拉·贝恩记述道：“我们一直走啊走，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满腔热情的爱。这使与人民群众隔离很久的甘地精神大振。”
甘地曾经说过，为了解救贱民，他可以用生命作抵押。这不是一般性豪言壮语。话出之甘地之口，就是誓言。现在他一步步地朝前走，正在逐步实现他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