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与泰戈尔在性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却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年逾古稀的泰戈尔被问到他的最大优点是什么时，他答道：“自相矛盾。”当问他的缺点是什么时，他也答道：“仍是它。”他这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这也难怪，大诗人的感情和心绪都缺乏应有的固定性。感情容易涨，也容易落；心绪容易起，也容易平。
甘地从来没有这么以明快的态度承认过。他觉得他平生没有别的，有的只是自己体验真理的无数经历，几十年来，他们致力和争取的达到的自我实现，面对面地看着上帝，达到“莫克萨”（摆脱生与死的自由）。他为此目的而生，为此目的而行。他虽然不敢说他的体验就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承认他的体验像科学工作者一样，贯以极端的准确、远见和细致。他的整个性格凸现出的执拗、固执、义无反顾的色彩。惟独从来没有出现过犹豫、动摇、彷徨和徘徊。其实他的思想深处也同样充满着自相矛盾。尼赫鲁说：“甘地本人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矛盾。”只是甘地本人并没有意识到。
他与泰戈尔同样都认为，他们是按照神明的旨意和召唤坚持他们的心目中的真理。
今年甘地应该是65岁，因为这年是1934年。
他在继续为解救贱民进行呼吁，募捐基金。一年之中，行走富有成效，长途跋涉12500英里，募得基金数额高达80万卢比。行程中，由于发生了连甘地都无法作出科学解释的意外，又导致了甘地与泰戈尔的一场争论。
原来，当年3月，比哈尔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甘地正好来到此地开展解救贱民的宣传。地震发生后，他仍然不顾生命安危要坚持赶到灾区现场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那里他进行了演讲，借题发挥，说：“贱民制引起了上帝的愤怒，因而带来了这场灭顶之灾的苦难，这是神明的惩罚。像我这样的人不能不相信，神明是为了惩罚我们的罪过才引发地震的。”
地震灾区损失惨重，人们流离失所。泰戈尔认为面对这种情景，甘地不应该在灾民之中唤起不必要的恐惧。针对甘地的演讲，他立即发表一个声明，指出甘地的不是。
泰戈尔说：“圣雄指责社会保守主义的盲目追随者，他们那种接触和不可接触的思想的罪过在比哈尔的地方召来了神明的狂怒，仿佛神明为了表示不满，特意选择了它。我以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更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同胞里为数不少的人，刹那间就接受了这种不科学的观点。如果我们把道德原则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的本性远比神明高尚，因为神明为了教诲人们行善，竟采用了下贱的手段。我们不可能想像，任何文明人的统治者，居住在遥远的地方，为了教训比它更值得谴责的罪行，竟进行了如此盲目的毁灭。不仅孩童，连不可接触者也被卷入。实际上，令人痛心的是，圣雄经常利用大自然的不测事件，为自己的某个观点服务，比他的反对者更甚；如果他们也在这个神明发怒的时候幸灾乐祸，把过错推诿给圣雄甘地及其追随者，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吃惊。甘地以上帝的惩罚为藉口，造成毫无根据的迷信和恐慌，实在毫无价值。”
甘地并不认为自己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他和别的老人有着相同的特点，除了能接受他人的感情之外，一般都只认为自己的观点对，特别是作为圣雄般的人物，要使他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比登天还难。他撰写了《比哈尔接触与不可接触思想》一文，在他自己主持的《哈里真》周刊上发表，进一步捍卫自己的观点。
甘地在文中说：“我承认我对自然法则一窍不通，但我信奉上帝。尽管我无法向无神论者证实上帝的存在，同样我也无法证实贱民制的罪恶与比哈尔省的天灾人祸之间是否有何种联系，但我确实感到了这种联系的存在。我认为，这次地震的触发不是神明随心所欲的旨意，不是任何盲目力量相遇的结果。我们既然理解不了神明的法则，又不理解他的手段，那么最高明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知识犹如一粒尘埃。我坚信自然活动和人的行为之间联系的信念。这个信念不断使我接近神明，使我谦和，使我获得神明的亲证。如果我的信仰证明站不住脚的话，它仍然给我和相信我的人带来益处。它将鞭策我们，使我们精力充沛，更加努力地进行自我净化，证明贱民制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恶。”
也许甘地真的就是这么认为，也许他有意这样将不平等制度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以调动人们用救灾一样的精神来粉碎不平等制度的激情。这我们且不去管它。圣雄与命名圣雄诗人之间的争论，各自站的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不同，实在难以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正误。但是，尼赫鲁是站在泰戈尔观点一边的。他甚至由此联想到18世纪美国波士顿的宗教狂热者还断定马萨诸塞的地震是由于避雷针亵渎神明而引起的。
甘地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要为解救贱民做一切努力。只是地震发生一个月后甘地关于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个人来从事这份工作的主张，也在国大党内掀起了波澜。不久，在国大党领袖会议上，甘地不得不做出进一步解释，一再强调，他不是要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而是由他代表国大党从事这项具有危险性的工作。他公开表示，如果国大党做出决定完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他本人只有退出国大党。同事们一再劝告，待10月的全印委员会议再作决定。
甘地清楚地记得，他是从1919年参加阿姆里察会议，才算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在这之前，他出席过几届年会，在每次年会上“只不过为了重申我对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如果从那时算党龄的话，现在也有15个年头了。
10月份就要召开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上将讨论他要求退党的请求。现在已是9月初，甘地觉得应该赶在会议之前发表一个声明，阐明自己退党的动机和理由，一方面以稳定党心和民心，另一方面也要澄清别人对自己举动的误解。9月17日，他宣布了他的长篇声明。这项声明，明确地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其理由是，第一，使自己能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花在建设性纲领上，比如发展土纺土织事业，解救贱民的事业，农村办教育的事业等；第二，能使国大党内的左派能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他们的活动，而不致受到他“行使道德压力的威胁”。他一再表示，他这样做的动机是试图达到“完全 的超然地位和行动的绝对自由”的境界，以毕生精力去实现自己“真理的体验”。当然，在声明中，他也不忘指出了他与国大党内的分歧，他说，他是把他的非暴力原则只作为信条和信仰，而不像国大党把它作为一种政策。他说，他把土纺土织当作实现自治的有效途径，而有人则把这项建设性工作看成没有意义；他说，他把解救贱民当作宗教与道德问题的大事，党内则认为他抓的只是枝节问题；他说，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他认为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在党内设议会代表团以实现党的政策是必要的，但是遭到多人反对等等。
声明发表的同时，甘地又给巴特尔写了一封信，再次说明他退党的理由。
信中说：
“此外还有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尼赫鲁就是他们的当然领袖。我相当了解他希望什么和主张什么。这个社会主义团体或多或少地代表他的看法，虽然他们的实行方式也许不完全是他们主张的方式。这个团体的势力和重要性当然会发展。我的见解和他们发表在权威性的小册子上的政纲，有根本分歧。但是我不愿意使用我能行使的道德压力，来压制他们传播自己书刊中所提出的意见。我留在国大党内就等于行使这种压力。”
从此，他决心不在任何引起争议的政治问题上，发表公开的声明和演说。
在他经常发表文章的《哈里真》周刊上，在全国范围内旅行所作的无数次演讲中，在与各类记者的谈话中，在他的大量信件中，全部只谈他关心的土布、农村工业、解救贱民、提倡办学和卫生、保护耕牛、节育，以及其他许多与政治无关的事情。
1934年10月26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在孟买召开。
大会讨论甘地提出的退党议案时，引起激烈的讨论。代表们似乎感到其他的议案这时都不显得重要了，甘地要退党的信息布满了他们的脑海，惋惜的、担忧的、激动的，各种表情都只书写了一种心迹，那就是：这个问题太重大了！
会议形成一致意见，再三挽留甘地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但是甘地表示不改变主意。
10月28日，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对“甘地领导的信心”。决议指出：“大会坚决认为，他应该重新考虑退出国大党的决定。但为此事而作劝说的努力既已失败，本大会勉强地接受了他的决定，同时，在记录中载明我们对于他为民众所作出的独特贡献的深厚谢意。此外，大会又欣然获悉，他表示在有必要时将对国大党提出建议和指导。”
决议宣读之后，甘地进入会场与代表们告别，全场八万代表站立起来，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向圣雄致敬。他笑容可掬，精神饱满，他的愉快的心情感染了会场的人们。他那天真烂漫的神态使他富于惊人的魅力。当他走进会场的时候，便带来了一阵新鲜的气息，活跃了场内的空气。
在热烈火爆的气氛中，甘地向代表们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以后他与国大党将保持一定距离，他只关注国大党所坚守的原则。后来，果然如此，甘地总是强调他不是国大党党员，甚至连四分之一的党员都不是了。
但是事实上做不到。他放弃了国大党党员资格，但国大党却不能对他置之不理。正如尼赫鲁在监狱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所说的那样：“对甘地是无法摆脱的。由于印度的客观环境，他的人格感召着人们，不容你忽视。”
甘地离开会场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议继续开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选举。
甘地从此在离瓦德哈不远的塞瓦格拉姆村建立了自己的住宅，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年。在这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和发展哈里真的道德和发展乡村经济，包括他心爱的土布事业以及普及教育等工作上。他在《哈里真》周刊上经常发表文章，阐述他当前的主张。在一篇文章中他曾这样说：“印度社会只有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我能成功地使农村摆脱贫困，我就赢得了自治。”
甘地默默无闻地在乡村工作，但是政府对他极其不放心，以为甘地又在建立真理学院或者正在暗中组织农民进行大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于是老是派暗探到乡村打听消息，了解甘地的活动情况，监视甘地的行动。甘地知道后笑着说：“我现在只关心我向农民们推广土布、粗米和土面，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印度农村的乡村工业，如果政府不光是打探，也发点善心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其实，我在这里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政府应该做的。我替他们做了事，他们还应该给我报酬才是哩！”
当然，甘地虽然说已经远离了政治中心，离开了国大党退休，但是他在乡村随时都准备接受国大党人的咨询，工作委员会的重要委员们，在所有重要政治问题上，几乎都要跑到他这里伴随鸡和狗的叫声向甘地请教。显然，他退出了国大党，也难以等同于他退出政治活动，在政治上他仍然对国大党产生影响；他还要经常向那些写信来求教的青年复信开导他们；总是要不厌其烦地向那些连绵不断前来向他求教的人晓之以理。甘地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从来都是胸襟坦荡，不掩掩饰饰、吞吞吐吐。久而久之，这个乡村，又变成了政治朝圣的中心。
不仅如此，甘地还经常对国大党的领导机构提出自己的建议。有一次，一名自称社会主义者的青年写信给甘地，甘地在复信中告诉对方，要他去请教尼赫鲁，说尼赫鲁完全可以做他们的领袖，尽管这时他还在蹲监。他继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他在我们中间，他就会稳步地急速地前进。我建议你们向国家提出符合印度国情的切乎实际的社会主义，而不要提出如你们纲领所称呼的好高骛远的假设。我感到高兴的是，你们送给我的纲领不过是一份草案，虽然它是由一个有力的专门委员会拟定的。如果你们在最后确定政纲的时候，能够邀请具有社会主义常识，同时对实际情况又有丰富经验的人参加意见，那便是很明智的。”甘地时刻惦记着尼赫鲁，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他人推荐他，他总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当家。
同时，他还经常应国大党的邀请，出席国大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并发表一些演讲。1935年12月28日，他参加了国大党50周年纪念大会，根据大会主席的安排，他讲了话。从这次讲话中，人们可能看出他退休一年后的思想和他关心、思考的问题。他说，凡是能够担负起伟大事业重担的人，往往也都是从小的工作做起，而且做得很好。他希望大家不要光只顾喊些空头政治口号，只把大目标挂在嘴上，而不愿从实际工作做起，这样做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如果事事只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
这一两年，局势仍然动荡不已，广大人民群众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剥削看得越来越清楚。“印度人民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新世界”
（马克思语）。经过这些年的斗争，风风雨雨锻炼了民众，大家早已丢掉了 麻木的状态，对政治越来越关心，投入反帝斗争的积极性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自觉程度。尽管现在斗争处于低潮，但对广大民众来说，他们时刻在等待着，只要圣雄一声呐喊，他们又会跟随而上，决不后退，为印度的民族和民族的自由而效犬马之劳。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甘地却过起隐居生活，不再站在政治斗争的顶尖领导大家，这不能不使许多人猜疑，有些人认为他逃避斗争逃避现实，是一个退缩了的躯壳。
现在甘地慢慢又露面了，而且他的话中明明深藏着一种人们似乎又听得懂又只能心会的东西。从表面上看，甘地从活跃的政治舞台上引退下来，而实际上，这样做确实包含着重大策略意义。这种间歇的退却，使他能够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活动机会，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便需要时，能立即拉出自己的队伍进行不屈的斗争。这一点，慢慢地已被很多人看出。
1936年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同样邀请了甘地出席，甘地也毫不谦让地来到了会议上。虽然甘地不参加会议的讨论，但他提出国大党主席应由尼赫鲁担任的推荐方案获得通过。尼赫鲁在会后组成新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了左派，人数近三分之一，但右派仍在国大党机关占绝对优势。这次会上，批准否定1935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
去年由印度颁布的这个组织法，丝毫没有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
它规定，在英属印度11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但是所有权利或称一切权利包括司法权只能由英王陛下实现。这样的方案，必然遭到印度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关于联邦机构部分内部引起的反对声高于其它，就决定先将此作冷处理，选举先从省自治中部分开始实施，选举时间定于1937年初。这时的总督已经换成林利兹戈勋爵。他为了保证英政府的意图的贯彻，极力分裂印度的反帝阵地，对左派实行打击迫害政策，并且号召国大党予以合作。同时主张与政府合作的组织、团体及党派，里外呼应。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则想通过这次竞选，大力宣传国大党的纲领，以壮大自己队伍，组成强有力的反帝运动。国大党提出了明确的竞选纲领，包括争取完全独立，废除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实行男女平等，废除贱民制度，释放政治犯等。
这里是轰轰烈烈的竞选宣传。而甘地这时却搬迁到西迦昂的一个偏僻的小村，住在一座破烂的茅棚里，准备长期在这里过悠闲自得的乡村田园生活。
这里环境恶劣，卫生极差，消息闭塞，交通不便，百姓穷苦不堪。甘地的本意是在这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部落住上几年，更便于了解真实的民情，与穷苦农民交上更深的友情。
但是这种世外桃源生活似乎永远不属于甘地。他刚来这里不久，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子里突然又热闹起来。甘地的到来使百姓们混浊的目光里闪出了光亮，疲倦的精神渗出亢奋。而且，国大党成员一群一群、一路一路在这里进出，社会各界的名流也都一时放下了架子赶到这个地方。他们都来朝见那位弱不禁风而又使所有人崇拜的圣雄，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或者希望得到他的指教，或者希望他就某个重大问题提出更胜一筹的指导性思想。这里终究是塘小鱼大，茅棚容不下一位圣人。仅住五个月，甘地身体不适，不得不转移疗养。直到1937年6月才得以重返此地。
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甘地的四个儿子，有甘地满意的，也有甘地不满意的，有有政治头脑的，也有不关心政治的，有好的，也有坏的。长子就是一个坏的典型。这小子叫哈瑞拉·甘地。他酗酒成性，好逸恶劳，什么偷鸡摸狗、招摇撞骗的事，都能成瘾。甘地在他身上花的心血也最多，在南非真理学院，他总是把几个孩子带在身边，让他们一同与自己从家里走到律师事务所，一路走一路给他们讲 《薄伽梵歌》，讲《摩奴法典》，讲《弥 勒奥义书》，教导他们怎么做人的道理，有段时间甚至把《薄伽梵歌》摘录成一段一段抄在纸上贴在墙上，随时可背可读，但是在几个孩子中，只有长子老是没有兴趣，老是心不在焉。记得《摩奴法典》中有这么一段话：“有坏心思的人，在世成为众矢之的；经常不幸，为疾病所苦，短命。有好习惯、信仰之心纯洁，不诋毁任何人的人，虽无吉祥征兆，也应寿至百岁。”其他孩子只读两遍就记住了，而哈瑞拉始终背不出。
现在就是这个哈瑞拉又来了一个新花招，宣称要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很明显，他是想利用甘地的影响通过这个途径达到什么不正当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真的从信仰出发。知子莫若父。甘地为不致使自己的儿子品行造成不良后果，他撰写了一篇《致穆斯林友人》的文章，坦率地告诉穆斯林友人，要他们对他儿子的行为采取慎重的态度，防止他捞名誉，骗好处。
当国大党积极参加竞选时，甘地却突发奇想，在脑际中浮现出一个并非乌托邦的乡村蓝图，并为此做出了具体方案。这个方案称之为“理想乡村”。
他在方案中写道：“这个理想乡村，应该具备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该取之当地。家家有菜园，有庭院，有畜栏。乡村道路通城，集市繁华。拜神有场所，吃饭有食堂，读书有学校。
另外设立长老会，请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专门在乡村从事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活动。乡村中谷物、蔬菜、水果和土布能自给。”
然而，这个理想乡村目前在他的手上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不可能继续如此洒脱地超越现实。
他必须出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