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战争。
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战火遍及40多个国家的国土。交战双方共出兵1.16亿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战争中死亡者达5000万至5500万人。
这场罪恶的战争始于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三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号召全印度人民准备应战，负起对人类的责任。面对这场毁灭人性的政局大动乱，作为彻头彻尾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领袖，他不可能不卷入这场战争，人民的生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祖国的神圣也面临着更大的危机，圣雄不可能袖手旁观。
这一次他既不是到庙宇教堂去寻找上帝，也不是独自行走于百村千乡向北方教徒进行演说，而是要直接面对硝烟弥漫的战场去发挥他的力量。他要用自己的主张和威望去扑灭战火。
早在1937年，圣雄在西迦昂偏远小村过隐居生活时，他就曾接待过一名来自纳粹报纸的特派员，向他阐明了他对武力征服的观点。他非常严肃而激昂地对来人说：“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的观点。但我们之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是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然代替野心的残暴。”
甘地只笃信非暴力学说，认为只有它才是拯救人类免遭毁灭的惟一出路。
还是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妄图凭借他的优势兵力，不宣而战，一举入侵埃塞俄比亚。
甘地当时发表声明，按照他的一贯主张，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因为“无论如何，墨索里尼总不会占领一片荒凉的沙漠”。但是，埃塞俄比亚人民正在惨遭战祸，他们不畏强暴，奋勇抵抗，以落后的武器同以飞机、大炮、坦克等武装起来的意大利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才挫败了意大利速胜的企图。
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法西斯得寸进尺，次年3月便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甘地这时又劝告捷克人要“徒手在希特勒面前死去，但不能屈服于它的意志”。直到面对犹太人大规模被屠杀的现实，甘地才大为震惊，大声疾呼：“如果人类史上有正义战争的话，那么对德国的战争将是一场正义战争，以阻止疯狂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不过，他接着又在声明中补充说：“我不相信战争。手无寸铁的男女进行默默的、坚决的反抗，从‘吾主’身上汲取力量，勇于忍受痛苦，这将迫使德国人尊重人的尊严。”然而，纳粹分子始终是不会讲仁慈的，他们野蛮的暴行有增无减，数年之后，600万犹太人无可奈何地被送进毒气房，无情地将甘地的幻想打入地牢。
种种无情的现实，对圣雄都是无情的打击。这个时候他在思想上虽仍坚持非暴力的主张，但也偶然出现了一些灵活性。在宣传非暴力时他也这么说：
“如果在胆怯和暴力之间只有一种选择的话，我建议使用暴力。”正是因为 这种灵活性，使他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很多人都感到这位圣雄有时的确捉摸不透。本来他一直坚持认为，“非屠杀致死，是勇敢的最高形式”，他却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招募官的身份为大英帝国招募战斗人员。他在访问西北边省骁勇好斗的帕坦人地区时，又在演讲中这样说：“如果你们理解非暴力运动的力量，将武器收起来，你们就会感到更强大；但是如果未能理解这种力量的奥秘，如果你们因放弃武器而感到没有比以前更强大，而是缺乏战斗力，那么你们最好放弃非暴力运动的声明。”
现在战事正在不断扩大，战火正在蔓延。甘地指出，“我完全同情同盟国”，“但是一切战争统统是邪恶的”。甘地祷告苍天，希望苍天做主，为人类输送一位英雄人物如冉冉升起的朝阳，从熊熊燃烧的燔祭品中飘然而起，为非暴力学说洁身牺牲，照亮人类前途的道路，拯救人类免于自相毁灭。
国大党党内和党外许多人士感到现在正是印度向英国进攻的时候，因为英国的困难，就是印度争取自治独立的良机。甘地极不同意这种乘人之危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做，有悖印度的传统道德，与国大党的纲领也不一致。他说：“我们不应寻求从英国的毁灭中得到独立。这绝不是非暴力运动所采取的办法。”
丘吉尔正在伦敦鼓励他们同胞们奋起抵抗，不惜“流血流汗、承受艰难，牺牲生命”。甘地再次发表了荒唐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呼吁，他希望在英国人民身上实施自己的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建议他们走另一条路。他说：“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
德国人的炮火在伦敦上空隆隆作响，甘地这位糊涂的先知想到的却仍是非暴力抵抗可以起到堵住德国人的炮眼的作用。
印度总督召见甘地，希望他能动员国大党支持英国。因为在这之前，尼赫鲁曾表示，印度是否参战，要由人民决定，他表示坚决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国大党一些人反对他去见总督，但是甘地执意要去。他对总督说，他个人的意见是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是出于人道，他同情英法。
之后他发表《我的同情》一文，阐明自己的观念。
甘地的声明发表后，一些党派团体也纷纷表示自己的态度。
1939年9月10日，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支持英国作战保卫印度，并且积极动员印度青年入伍参军，准备作战。
18日，穆斯林联盟召开会议，作出决议，提出只要给穆斯林以公平的待遇或征询穆斯林联盟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穆斯林将会不遗余力地支持英国，与英国合作。
在这同时，国大党召开工作委员会会议，发表长篇声明，大致内容如下：
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但是如果英国仍然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国作战。决议还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承诺：是否战后即同意印度独立。
就在这几天，甘地再次发表自己的声明，表示：“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是反对战争只有在非暴力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时，他又声称，尼赫鲁等所采取的态度是值得称赞的，国大党的声明不反对大不列颠政府和人民，也是对自己同胞，对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希望党内党外都应该支持国大党的立场，采取不同措施，要求英国政府承认印度独立。
他的这个观点与前不久的不同意国大党以危难为条件逼英国就范的立场有了较大变化。接着他又在他主编的《哈里真》周刊上发表《我的难题》文章，充分将自己的观点抖出来。他认为，不管战争怎么残酷可怕，不管战火烧到哪里，他都决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去招兵买马、支持英国作战了。他反复强调，如果印度要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作用，也只能使用非暴力的武器。
虽然他对英国人民深表同情和尊重，但他表示已对大英帝国完全失去了尊重与爱戴。因此，国大党要求印度只能作为英国的同等伙伴参战的主张，他是赞成的。他很明白，危险迫在眉睫，国大党不能没有他。如果他坚持己见，他们除了同意他的主张之外别无选择。在目前这种紧迫的形势下，甘地不见得如何自负了，他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与国大党发生更大的分歧，甚至分道扬镳。于是在《我的难题》一文中，他又写道：“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
这时，他想再次在全国开展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运动，并挑选支持者到全国各地进行广泛宣传：“出人出钱打仗帮助英国打仗是错误的，惟一值得做的事是用非暴力抵抗去反对一切战争。”
甘地的反复无常，引起一片反对声。甘地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其实种种责备非暴力的观点是不应该的，“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求在某一特定问题上与我以前所作的声明始终如一，而是要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与呈现在我面前的真理相一致，其结果是我在真理中成长起来。”
不久，甘地召见国大党领袖，与他们谈起用什么方法对待未来的战争。
国大党领袖们表示不可能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于是他再次发表声明，声称：
“如果印度完全放弃非暴力，那整个世界将暗淡无光，失去希望。我有不变 的信心，任何时候宁可死去也还是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他希望那些坚持非暴力抵抗的人，要“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英国政府决定放弃对甘地和国大党的争取，他们认为甘地的“无稽之谈”
和国大党的筹码对他们没有多少益处。林利兹戈总督在伦敦发表《白皮书》，公开表示不排除可能采纳穆斯林联盟的主张，大大地帮了穆斯林联盟的忙。
不过，这位总督来到印度之后，又在孟买发表一次演讲，试图又想给国大党妥协派一线希望，让他们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他说：“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的时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并表示愿与甘地见面。1940年2月5日，甘地与总督会谈。失败。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特拉开会，宣称国大党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力争印度独立。而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要求成立巴基斯坦。
战局在发展。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尔组成战时临时政府。6月中旬，德国入侵俄国，国际形势突然转变。7月，英国当局宣布扩大总督行政会议，并成立国防会议。
甘地与国大党分歧越来越大。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主席阿萨德在会上作报告说：“国大党是个政治组织，不是争取和平的机构，甘地的主张在党内无法实施。”甘地当即宣布引退。
9月16日，全印度委员会又通过决议，请求甘地重新领导国大党。当时的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紧急会议上说：“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我们决定再度要求甘地任国大党的实际领导工作。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他已经同意这样做，因为目前他和工作委员会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分歧了。”
甘地当即与总督举行会谈。总督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说：“我不会让你向任何人进行反战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反战宣传既危害印度利益，也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
甘地也毫不示弱地说：“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
谈判破裂。
甘地接着开始组织个别民事非暴力抵抗运动。精心挑选了一名忠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骨干巴维走南闯北宣传，反对出钱出人帮英国作战，主张非暴力抵抗战争。结果被捕。《哈里真》周刊被迫停止。之后，尼赫鲁亲自出马举行集会并进行反战演讲被捕。从此接二连三，大批国大党领袖和非暴力抵抗运动者被捕入狱。据资料统计，到1941年初，被捕入狱者达2500多人。
直到1941年底，尼赫鲁等领袖人物才被释放。
事实上，印度被看成是英国附属，它的真正利益对统治者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丘吉尔关心的是战争的进行，他要不择手段去哄骗印度去为英国的利益打仗卖命、流血牺牲。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直抵印度国门。
英国正逐步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无法阻止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以势不可挡的挺进趋势，动员印度的大量资源和人力已成为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丘吉尔在社会敦促下，最后终于同意对德里作出重大让步。虽然他拒绝承认印度立即独立，但英国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为了把日本烧到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战火扑灭，不得不作出保证，待日本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位，换言之，印度可在英联邦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力。谁都知道，丘吉尔从来就不掩饰他对甘地和国大党的蔑视，早些时候曾狂妄地宣称：“出任国王陛下的首相，决非主张肢解大英帝国。”
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国大党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12月23日，国大党发表声明，表示同情一切遭受侵略的国家，同时号召印度人民与国大党合作，为争取印度的自由而战，拿起刀枪，赶走侵略者。
但是甘地仍然固执己见。他认为丘吉尔的态度“是件有毒的礼物”，因为他的目的是在于争取印度立即予以合作，以暴力抵抗日本法西斯。圣雄对国大党的态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做违背了非暴力信条，要抵抗日本，惟一有效的反抗武器乃是非暴力，“只有非暴力才能免于印度的灭绝”。圣雄的眼帘中总是闪现出这样的动人画面：“一排排印度人，手无寸铁，用瘦弱的血肉之躯，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和烧红的枪口扑去；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堆成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残暴的敌人心慈手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在他非暴力原则指导下出现的奇迹，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他向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写信，表示，如果国大党决定与政府合作，坚持暴力抵抗，那就请解除孟买决议托付给自己的责任。他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在重读孟买决议案时，我发现各位委员是正确的，我却把它误解为一种原 文中不可能具有的意义。国大党抵制作战行动的斗争，所根据的理由并不以非暴力原则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上述错误的发现使我不可能领导国大党进行斗争了……因此，请你们解除孟买议案加在我身上的责任。”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考虑到与甘地之间分歧太大，根据甘地意愿，免除甘地继续领导国大党至高无上的虚有职务。
1942年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再次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领袖。
3月7日，仰光陷落，看来日本侵略的浪潮很快就要席卷孟加拉和马德拉斯。情况十分危急。丘吉尔授权战时内阁中的社会党同僚温斯顿·克里普斯作为他的特使前往印度处理有关事务，调解印度各种派别之间的冲突，“促进全印度人民思想和力量的集中”，动员一切力量以服从于英国战争计划压倒一切的要求。
在这个时候到印度，的确克里普斯是个最佳人选。他是位反对帝国主义者，对印度的要求他曾公开表示过同情，与尼赫鲁等国大党领袖熟悉，还与真纳在处理律师应处理的案件中有过交往。而且他又笃信基督教，生活简朴，与甘地也应该可以打一番交道。他自己也感到自己善言能干，机敏过人，这次出使印度不会有太多的困难。
3月下旬他一到德里就公布了他从英国带来的丘吉尔战时政府认为“合理而切实可行的”立法草案，即“克里普斯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大致是：
1.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自治领地位。
2.大战结束后，成立省和土邦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
3.不愿加入联邦的省和土邦，仍可继续保持与英国现存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4.大战中，各党派支持政府作战，所有国际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
克里普斯到达德里的第三天，约见国大党领袖阿萨德。阿萨德认为这个问题太重大了，自己不便表态，要在党内进行讨论。
克里普斯的确很聪明，他觉得虽然甘地已不再处在国大党领袖位置之上，但是他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具有比任何人都重要的影响力。因此，他请求与甘地面谈。
一见面，甘地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这份草案是“破产银行的一张过时支票，假如你的草案就是这么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那么你还不如今天就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仅有的一次见面不欢而散。圣雄对克里普斯的出使非常失望。
接着国大党在党内充分讨论了克里普斯草案，同样感到大失所望，并通知克里普斯，这份草案没有人会接受。
这是一次注定要失败的使命。因为英国缺乏诚意，又不肯作出重大的让步。克里普斯同样也被英国政府糊弄了。
1942年4月13日。星期一。
这天正是甘地的静默日。在静默之中，上帝给他的“心灵之光”突然使他产生了灵感，启发了这位圣雄考虑多日的问题。这个启示的成果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退出印度”。
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场新的反英运动的口号，同时也给甘地带来一场灾难。
这一天，他顾不得许多禁忌了。他操起笔，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认为，退出印度，这是我对英国的最终看法，这个看法将不会改变；要取得战争胜利，惟一途径只有非暴力，这个看法我也不会改变。”接着他又会见了英国记者路易·费舍尔，将这封信的内容重复一遍以后接着说，英国人必须立即放弃印度的统治。“他们必须把印度交给上帝，或者使它处于无政府状态”。
甘地暗中盘算，如果英国人撤离印度，那么日本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再进攻该国了。
这时的甘地似乎与英国记者谈得有些兴奋了，他脱口朗诵了泰戈尔的一首诗：
别让我为免遭危难而祈祷，而让我无所畏惧地面对危难。
别让我止息痛苦而恳求，而让我能有一颗征服痛苦的心。
别让我在生命的战场寻找盟友，而让我竭尽全力地奋斗。
别让我在焦虑恐惧中渴望拯救，而我让希求耐心来赢得自由。
答应我吧，别让我成为懦夫，只在成功之时感知到你的恩典；而让我在失败之时发觉你双手的握力。
甘地虽然被免除了领导国大党的职务，但是他实际上作为笼罩一切的精神领袖的地位，是永远不能有形地改变的。国大党仍然少不了他。正如尼赫鲁早在十年前说的：“甘地是印度最典型的代表，他表现了这个受难古老国家的真正精神，他本人几乎就是印度，他自身的缺点也正是印度的缺点。对他的轻视不能看作是对他个人的事情，而是对这个国家的侮辱。”当甘地提出“退出印度”这一重大主张后，国大党领导再次登门拜访这位已过古稀之年的圣雄。请求他为准备即将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议起草一份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甘地欣然接受。这位倔强的老人，只要不违背他所定的原则，什么事都好商量。他多次与国大党领袖发生分歧，但他却从不因为这些分歧而排除新的统一，对国大党，他总是有求必应。而国大党的领袖们，也从来没有因为甘地的古怪与固执降低他的威望和对他的崇敬。
关于这一点，连当时仅只24岁的英迪拉都十分清楚。记得1941年3月，她在欧洲生活六年之后回国，刚在孟买登岸，她就收到甘地的电报，要她去看他，这时恰恰又接到了父亲来信说十分想念，尽快见面。但是英迪拉却仍然赶到偏僻的西迦昂拜见半裸的圣雄。
她在后来的自述中这样写道：“他还是我熟悉的老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她却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气氛，她继续说：“如谁该给他送吃的，谁该给他送报纸，都有严格分工，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有一次，他的围身土布洗好后晒在外面，突然下起雨来，我跑过去把神圣的土布收下来，我这只是帮个忙，因为当时我正闲着。没想到这里的人却认为我这样是乱插手。大概他们认为，圣雄的东西别人是不好乱动的。到了晚上，事情更糟，圣雄叫我参加祈祷会，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女孩。我们随便找了一个位子坐下，这时有人窃窃私语，等到看见有人扶着我们时，才恍然大悟，原来问题出在我们的身上。我站起来问： ‘我们做错了什么吗？’他们说：‘是的，你们坐的 是人家的位子。’我们说： ‘我们不知道这个规矩。’我们只得另择位子坐 下。圣雄在这里培养了如此严谨的习惯，我实在感到惊讶。”
这位未来的印度总理，5岁开始就在甘地身边跳来跳去。十三四岁时，正遇甘地发起行走丹迪抗议盐法的活动，为了表示对甘地的声援，她曾组织了“猴子旅”，像猴子一样行动，负责张贴标语，书写通知，寄发邮件，以及在毫不怀疑的警察鼻子底下传递消息。她的爷爷老尼赫鲁去世之后，她就把对爷爷的感情转移到甘地身上。
从英迪拉自述和她的经历片断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甘地对晚辈国大党领导人的所遗存下来的巨大影响。
圣雄不可能与国大党、与印度截然分开的。
正如伊斯兰教《古兰经》所说：
“公道的天平，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冤枉；他们的行为虽微如芥子，……
也要报酬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