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对圣雄特别恩赐。
“退出印度”的口号的产生，甘地说这又是上帝给他的启示。
不管怎么说，甘地在危难受命，为国大党起草的《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已于1942年7月15日国大党在瓦尔达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虽然经过长达九天的讨论，但毕竟还是接受了圣雄的主张。
这个决议实际上是对殖民当局施加压力，或者说是最后通牒。
甘地在决议中写上了这样强硬的话：“本党主张英国退出印度，并无意和英国为难，妨碍联合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更加鼓动侵略者来到印度。如果这一要求不能接受，本党将不惜一切牺牲，运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来达到目的。”
一个月之后。午夜。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灯光黯淡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他讲话的声音清晰而威严，他那皱纹重叠的脸上，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激动与兴奋，细小的眼睛射出炯炯有神的光亮。他抑扬顿挫说：“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如有可能，我要求在今晚黎明来临之前就取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者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下去。”
这个赌注下得过严。从子夜到黎明，既是近时目标，也是长远目标。
黎明终究要来。黎明等到了，圣雄等到的不是自由，而是镣铐和牢房。
英国人面对庞大的凶恶的德国人和日本人无计可施，然而对付一个弱不禁风的老人，他们的智慧和武力显得轻松自如。在不到一个时辰，甘地和国大党所有负责人全部被捕入狱，英国当局指示要对这批“不听话的政治犯”关押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据英迪拉回忆说，她也同他父亲尼赫鲁一同打入地牢。
甘地从牢房高高的窗口眺望诡谧的繁星，心里嘀嘀地唤道：“上帝啊，你是不是也睡着了？”以往的被捕他都有心理准备，这次却完全在意料之外。
昨晚讲话后，他曾很有把握地称言说，这次讲话影响太大，英国政府不敢把他们怎么样，更不敢蛮干抓人。可是，现在偏偏被英国人抓了，又能怎么样呢？
甘地被囚禁在黑暗的牢房无力回天。但是人民却不肯就此罢休。甘地与国大党领袖们被捕，导致了全国性群众反英运动的爆发。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到处是抗议的声音，哪里有警察哪里就有反抗的搏杀。这场运动持续将近一月余，才被全副武装的军警制服。
有两名外国作家对甘地这次讲话所导致的结果作了如下评述：
“甘地的讲话导致国大党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大大地帮了穆斯林联盟的忙。穆斯林联盟领导人支持英国关于参战的努力，因而英国人对他们感激不尽。甘地的呼吁不但未能迫使英国人立即撤离印度，同时将来英国人撤退后，加剧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分治的危险。”
这话不可当真，也不可不信，且不必管它。
现在甘地坐在牢房里无事可干，只有掰着手指回忆囚禁生涯的时间。现在算来，在牢房里大概度过了五个春秋，共计1688天，其中南非249天，印度1439天。其实，他只算了过去，算不出未来。尽管有人称他为“先知”，但他深为遗憾，连这次该坐多长时间牢都算不出来，哪里有“先知”的灵性。
他哪里知道这次一进牢房，就是一年九个月又 15天呢？如果把这个数加起来，应该说，甘地的囚徒生涯为2338天，其中在印度就坐了2089天的牢房，一生整整在牢房里待了六个年头。
甘地被囚禁在邦拉维达监狱。这里是他几次光顾的地方。过去关押在此地，他还有耐心进行纺纱，一边口里喃喃地念着“吾主啊吾主”，一边把破旧的纺车摇得吱吱嘎嘎地响。今天不行了，年事已高，精力和底气都不允许这样做了。
他不断地给政府写信，有时一天一封，有时是几天一封。政府如此横蛮无理地关押他和国大党领袖，他不能不气愤，不能就这么认输，他要抗议到底。信一封封寄出去了，就是没有回音，政府对他置之不理。
禁锢的第五个月，甘地宣布绝食21天。这天是1943年2月8日。
即便是如此，英国人也同样执意不肯妥协让步。丘吉尔在给副王的指示中说，如果甘地打算绝食至死，那只好悉听尊便。
已是迟暮之年的老人，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摧残。这一点英国人也是知道的。2月10日甘地开始绝食，政府即发布声明，声称甘地自己决定绝食21天，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与英国毫无关系。舆论控制在他们手里，话就随他们说了。
绝食一开始，甘地就显得极大的不适应。到第四天，他便不能起床，到12天，健康严重恶化，心跳微弱，生命垂危。
英国人尽管秘密地关注甘地身体，但是却仍无让步之意。看到甘地即将与死神见面了，他们便悄悄地为他准备后事，派了两名神父在监狱里手忙脚乱地准备筹备甘地的葬礼。夜深人静，一副火葬用的檀香木被神秘地运到邦拉维达监狱。他们等待着甘地死。
这个无视生命和道义的政府的行为，引起全印度社会各界以及中美等国舆论界的愤慨，人们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但是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始终无动于衷。
然而奇迹出现了。在绝食到第13天的时候，甘地的神志渐渐清醒过来，经过顽强搏斗，他逃脱了死神的纠缠，以坚强的毅力拖过了21天。这位耄耋老人又一次取得了战胜死神的经验。在21天绝食期间，他仅仅喝点盐水或桔子水。虽然他没有死去，但是他对英国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他决心不再呼吁、抗议，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晚年。
甘地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对这一段的斗争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认为，他提倡以非暴力的方法来反对战争，这是坚持真理的表现，这种方法作为反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的形式来说，也是有效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总是置身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每当有机会与英国人谈判时，工作委员会便会采取一个“现实立场”，认为英国人只有在交出权力的条件下和印度提供合作的基础上，谈判才能进行。自己要求解除职务，而工作委员会又欣然同意，这也是斗争的需要，显然是一个绝妙的安排。然而，当国大党主席及工作委员会与英国人正式谈判的时候，每个阶段都来征求自己的意见。虽然自己形式上置身于谈判之外，但自己的意见在确定国大党谈判者的政策上却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谈判破裂英国人显然不准备承认国大党提出的最低要求时，自己再度以反战、反英群众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并提出“退出印度”的口号，这是很正常的。
他继续在沉思之中。我们怎么能和那些连自己的独立都遭到严重威胁的人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呢？即使独立可以由一个民族给另一个民族，英国人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些本身处在危险中的人们是不可能拯救别人的。
但是，如果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进行殊死的战斗，而又具有一点儿理智的话，他们就必须承认我们享有独立的权利。英国人现在应该有秩序地离开印度，不要像他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那样冒险。这种行动意味着高度的勇气，承认人类力量的有限和印度的正确行动。就在这次准备绝食前，自己还在致总督的信中这么说：“如果你要我行动老实，就请你说服我，让我相信自己错了，而我一定花大力改正。如果你要我代表国大党提出建议，那么，你就应该把我安置在工作委员会的各个委员中。我请求你下决心结束这一僵局。”其实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一点不过分，只是英国人什么都做不到。
一个牢狱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支配社会的，英国人又铁石心肠，也就没有必要与他们讲理了。
甘地开始在狱中读书，读书是他的终生爱好。他不仅阅读了莎士比亚、博朗宁、萧伯纳的选集，而且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把自己置于书海之中，他得到了无限的慰藉。正如《纽约·传道书》上说：“惟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甘地的夫人嘉斯杜白，在甘地被捕后第二天也被捕入狱，与甘地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她本来看起来就比甘地苍老许多，她敬佩甘地，但又常常为他担忧。在甘地的影响下，她也成为一名坚定的非暴力抵抗者。这次入狱，能与人们信仰的圣雄关在一起，她并无怨言，只是眼看着甘地绝食，一天天走向绝境，几乎走入黄泉，她的心揪得紧紧的，不久便重病在身，卧床不起。
六十多年的患难夫妻，没有想到在七十多岁时一起被囚在一所监狱，一间囚室。这在世界上恐怕难以找到第二对。
嘉斯杜白已经病了近两个月了，监狱并未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眼看她的病情一天加重一天，奄奄一息，甘地本不想再向政府说什么、申请什么，但是这时他忍不住还是给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她治病，并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监狱看护，准许他们的儿子来狱中探视。
焦急地等了一个月，政府不作任何答复。甘地不甘心，再次向政府写信，要求给夫人治病，否则他申请关到别的监狱去，以免眼巴巴看着夫人在没有得到任何医疗和护理的情况下而活活折磨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匆匆忙忙派来一名医生。她患的是急性支气管炎，医生决定注射盘尼西林。甘地得知非得通过静脉注射药物到夫人体内，他认为这与他一向提倡的原则有悖，便断然拒绝洋医生接触嘉斯杜白的身体。
1944年2月22日。悲痛的日子无情地降临了。
嘉斯杜白在甘地的怀抱中停止了她的呼吸。
甘地没有眼泪。他守在夫人的遗体边，想着他13岁结婚的情景，想着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想着她对他倡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理解和参与，往事历历，浮现眼帘。她以她无私的情怀向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生命。
他是她的骄傲，她是他的依靠。
面对夫人安详的遗容，他轻声地咏诵起《薄伽梵歌》和《新约·约翰福音》，生怕声音大了，影响夫人的安眠。
《薄伽梵歌》说：
与梵合一心境舒畅，
既无欲求亦无忧伤，
对于众生等同看待，
此为对我至诚敬仰。
《新约·约翰福音》说：
信的人永生。
《薄伽梵歌》又云：
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因此，履行无可避免的责任时，你不该哀怆。
在甘地的迫切要求下，政府只好答应让甘地的亲友们到监狱来为甘地操劳终生的夫人送葬。
英国政府原来暗中为甘地准备好火化用的檀香木，现在只好用来火化他夫人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将夫人的遗体慢慢化为灰烬。甘地再也止不住悲伤的眼泪。生离死别的滋味，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拄着他用了多年的竹拐杖，站在火堆边长达六个小时不肯移开半步。在甘地眼里，那急急上蹿的火苗，为夫人搭起了升天的阶梯，那沙沙作响的声音，为夫人正唱着凄楚的挽歌。
永生！永生！……
他喃喃自语地为夫人祝福着、祈祷着。
嘉斯杜白的去世，对甘地打击太大，他的精神几乎崩溃，健康也每况愈下。病痛和阿米巴痢疾随之上身，不久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丘吉尔怕甘地在战争胜利之时死在英国设立的监狱里，出于无奈，只得下令释放了他。
这是1944年5月的事。从入狱到今天，他又在监狱里待了1年9个月又15天。甘地回到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开始很久时间神情恍惚，在朋友的照料劝告下逐步好转，身体也得以慢慢康复。这时印度发生饥荒，副王赶紧电告丘吉尔，印度饥荒严重，若无过硬措施，恐怕有变。首相丘吉尔则在电报中简明扼要地答复说：“为什么甘地至今仍活在人间？”
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前来拜访甘地。走进房子，看到下面一番景象：
三位门徒正苦练瑜伽。一个双脚朝天，头顶地面，全身保持异常稳定；一个门徒双腿盘坐，闭目冥思，人间凡尘退缩千里之外；一个躺在地上，光身的肚皮上放着一只偌大的装着沙土的布袋。而甘地正坐在便桶椅上，目光远视，平实从容。
造访者看到这个场面，感到非常诧异，人们日常传诵着的圣雄其行为竟如此随便。他不禁大笑起来。
“你为何发笑？”甘地从马桶上站进来，双手操围土布。古铜色的上身，显得皮薄无肉。
“巴布，①”客人说，“请您看看这房间里的人。他们一个人体颠倒，一个追求虚无，一个乐于昏睡。而你自己却坐在马桶上看着你的弟子练功。您想想，您能带他们解放印度吗？”
① 巴布：父亲之意，也指对长者的称呼。
“怎么不能呢？你读过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吗？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清静胜热，静为天下正。意思是说，天下最美好的东西似乎也有欠缺，但它永远也用不坏；天下最充实的东西也有空虚，但它永远也用不完。最直的看起来好像变曲，最灵巧的似乎十分笨拙，最会说的人好像缺乏口才。疾步可以战胜寒冷，安静自会生凉以克服炎热，做到清静无为便可统治天下。”说完，甘地也张着没牙的嘴哈哈大笑起来。
甘地想：我是一个勇往直前的人，没有任何力量、任何人使我停顿下来放弃斗争。
确实如此。甘地没有放弃斗争，他不可能放弃斗争。不过，熟悉的人也不难发现，甘地在斗争的策略有了些许的变更。
不久，《新闻纪录》报记者斯图尔特·吉尔德采访他。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说了自己的看法。报上是这样报道他的谈话的：
“他今天所要求的和1942年所要求的不同。今天，他对一个完全能控制内政的国民政府可以感到满意，但是1942年就不是这样。”
这不是一次一般性的随意之谈。
报道继续写道：“这是我（甘地）为结束目前僵局而作的个人努力。这些话与其说是向人民说的，倒不如说是向要当权的人说的。”
在报端公开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之后，甘地又写了两封信给总督，再次直接向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信中说：“如果英国当局宣布印度立即独立，并且印度成立了向中央议会负责的政府 （宣布独立与成立政府的问题， 仍应服从下一个条件，即：当战争尚未结束时，军事行动应按目前情况继续进行，但不得使印度承担任何负担），我就准备建议工作委员会宣布：鉴于形势的改变，根据1942年8月决议而举行的群众性非暴力抵抗运动不能再提出，同时国大党对于作战行动也应给予合作。如果英国政府方面有获至解决的愿望，应当以友好的会谈代替通信，敬希裁夺。”
这两封信中，甘地都重复强调他重大的让步性原则：只要求立即宣布印度独立和成立国民政府，国大党将在战争中给予合作。他尽可能避免“退出印度”这样使英国人感到扎眼的词汇。但是英国人却只给他如下答复：
“在战争期间，对宪法作任何修改都是不可能的。你所建议的国民政府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向中央议会负责。”
看到这样的答复，甘地冷静地说：“英国人是疯狂了！”
今天又到8月7日。甘地想起这个日子，心灵感到了强烈地震颤。老朋友泰戈尔在1941年的今天走上了“天堂”，而自己还苟延残喘地活着。记得他是在动了手术一个星期之后病情恶化、停止呼吸的。甘地好后悔，为什么不去动员他拒绝手术呢？为什么不去动员他用用我们的水疗法或者土疗法呢？可惜那时他去了孟加拉。这位伟大的诗人，毕生对神明、人性和生活都抱着信念。他是那么富有感情，没有痛苦的感受是无法活着的，不管哪种痛苦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是那么敏锐，能洞察一切迷误。他在去世前曾写过一首歌，震撼人心。他希望在他去世时唱这首歌。现在每年他的祭日人们都在唱这首歌。甘地这两年一直忙于斗争，没有唱过。今天，甘地要唱了。
他摘下金丝眼镜，用迷花的眼光凝视苍天——那里是他的“天堂”，轻轻地唱了起来，他盼望泰戈尔的亡灵能够听到——
前面是宁静的海洋，
喔，舵手！
放下船！
你将成为永恒的同伴，
把我抱在怀里，
在无限的道上，
点燃永恒的星火。
解放者，
你的宽恕，你的慈悲，
成为我无限旅途的永恒侣伴。
让死亡的桎梏消失，
让广大的世界伸臂把我抱在怀里，
让我内心获得对巨大未知的认识。
经过这一段时间痛苦的沉闷之后，印度民众对独立的要求再度强烈起来。国大党改变了斗争策略，主动与其他党派、团体积极合作，在国内威信逐步上升。
时间将到1944年8月9日。人们纷纷要求要在这一天举行全印度盛大示威游行活动，纪念二年前的今天甘地与国大党所有领袖被捕，抗议政府的暴虐，要求印度立即独立，英国人“退出印度”。甘地则不主张这么大动干戈。
他耐心地劝道：“不要忽视警察当局对这一天的特别禁令，孟买除外”，“即便是孟买，这个最容易会见我们的地方和举行过英雄的1942年8月会议的地方，对警察的蔑视也只能是象征性的”。
自出狱之后，甘地的态度时而不温不火，时而反复无常，人们对他多有疑虑，有人甚至骂他是亲日派。对此，甘地专门发表一次声明，说：“我一向坚持用非暴力不抵抗的原则解决问题。过去在运动中，有人采取了破坏行动，许多事情是利用了国大党或我的名义来进行的。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印度必须独立，英国必须退出印度。但是只有通过非暴力抵抗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能结束英国或其他外国在印度的统治。不管我的态度怎么变，这个根本的主张是不会变的。除此之外，其他的各种猜测就与我无关了。”
其实，对这一点，他刚出狱时，在浦那国大党举行的集会上，就曾经侃侃陈词：
“你们对我的信赖真使我不知所措。我的偶然获释已使人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我对自己是否能值得如此厚爱和信任表示怀疑。但有一点我很清楚，不管我有多少力量，都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献身真理和非暴力运动这一事实。”
如果说这些言论还不足以表达甘地胸襟的话，那就只有请上帝做主了。
上帝是公正的，他对裁判这一类问题不会缺席吧。
当然有一点也是应该解释的。现在自己的身体时好时坏，甚至衰弱不堪，有时候保持沉默，是保存体力的需要。当然，“非暴力抵抗者生病也是件不光彩的事”，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上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