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真纳兄弟”。这是甘地的话。这话是他1944年9月说的。
在我们展开叙述甘地与真纳兄弟之间的交往之前，请允许我在这里先对印度教和穆斯林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最古老而又最复杂的或许就是印度教了。印度教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三千年，而目前还活动着的宗教大部分都起源于16世纪左右。印度教可能是最宽泛的宗教，从最原始的万物有论到最为高级、复杂的哲学体系都可以被它包容。它以这种宏大的纳容态度承认了几百万个大大小小的神，它们的寺庙与祭司。因此对印度教来说，可能的宗教观点实际是无限的。
印度教被看成是三种其他宗教的源泉。在公元前16世纪的两次改革运动中，耆那教和佛教就从印度教中分化出来，并向传统印度教观念展开挑战。
有一段时间，印度教几乎被这两种新教所取代。然而在几个世纪之内，印度教不断吸取它们的特色，又重新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
穆斯林侵入印度，锡克教作为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混合物于15世纪诞生了。不过它从来就是一个少数派的宗教。
与其他世界性宗教不同的是印度教没有一个确定的创始人。尽管在它的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导师和领袖，但没有一个人的教导能成为后世印度思想的源泉。
印度教的基本经典是吠陀书。吠陀书的意思为“形象的知识”。吠陀书分四部：第一部《梨俱吠陀》，主要包括一些神话；第二部《耶柔吠陀》，它主要是献祭时的诗歌；第三部是《娑摩吠陀》，收集了祭司献祭时的颂词；第四部为《阿闼婆吠陀》，普通人向神祈祷时驱邪的符咒之语。每一部吠陀书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通常是对神的赞颂；第二部分主要是指导崇拜者如何正确进行祭祀等活动；第三部分指导隐士的宗教事务；第四部分称奥文书，由哲学文献构成。
《摩奴法典》是古典时期的另一部有关道德教义的书。它的基础之一就是种姓制度。这种制度源于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雅利安社会早期的分裂。法典把这种分裂视为神定的。法典将种族分为四种，即：婆罗门（贵族、僧侣）、刹帝利 （武士）、吠舍（农民及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 四种种姓中还可分成三千多个小种姓。甘地一家属于第三种姓，即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种姓。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被蔑称为“贱民”。
不可接触者占印度人口的六分之一之多。他们虽然是印度人，但是由于前世犯下了罪孽，按法典要求被排斥在任何种姓之外。他们的皮肤黝黑，举止谨慎，逆来顺受，衣着寒伧，很容易被人认出。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因为其他印度人害怕与他们接触，受到玷污，如果一接触，必须举行洗身礼仪。据说，不可接触者的脚印也会亵渎婆罗门居住区街道。当一个不可接触者和一位享有种姓的印度人相遇街头时，前者必须站立路旁，避免自己的身影玷污后者。任何享有种姓的印度人不得和不可接触者一起进餐，也不得饮用他汲取的水，或者使用他接触过的器皿。不可接触者无权进入寺庙，他们的孩子禁止入学。直至死亡，他们终身是下贱人。死后他们的身体不能进入公共火化场。由于生活贫苦，不可接触者无力购买足够的木材火化，部分未能完全火化的遗体被抛进河里，或者埋在地下。更有甚者，他们的遗体常常暴露旷野，任凭秃鹫撕食。不可接触者可当奴隶一样贩卖，价格相当于一头牛。他们从事的劳动通常是认为最卑贱最肮脏的，如掏粪便，打扫街道，捡拾垃圾。不可接触者惟一的特权是可以不奉行素食主义。从这里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甘地以解救贱民为己任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气魄。
《摩奴法典》还论述了人的再生状况，也叫生死轮回。说人如果因身体的错误，来世将转生为非动物；因言论错误来世将转生为鸟兽形象；因思想错误将转生为最低贱的种姓。如果只行善事，则会转生为神。
《薄伽梵歌》是印度教视为印度文化和宗教的史诗。它的基本教导与宗教含义很多，明显的教导是个人应肩负他的种姓职责，种姓义务被抬高为宗教的责任。它也表现出对各种个人解脱之道的开放性。人可通过苦行、沉思、献身或者崇拜神，或遵从他的种姓的准则与各种途径达到涅槃。正是因为这一点，被视为世界性宗教中最宽泛的宗教。可见其它。
印度教信仰三位神。认为“梵”是最实在的观点，是印度思想的核心，它有三个形象和作用：创造、维护、毁灭。而梵的每一个作用都是通过一个神来表现：梵天——创造神；毗湿奴——维护神；湿婆——毁灭神。
穆斯林，意为“服从者”，为伊斯兰教信仰者的统称。它是最年轻的世界性的宗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拥有三亿多信徒。
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他的名字叫安拉，实际上也是其他宗教以别的名字所崇拜的同一种神。他是宇宙惟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虽然安拉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的先知使人民知道自己，但最好的最后的启示是在公元七世纪赋予先知穆罕默德的。根据他的教诲，信仰者的生命只有一次，信仰者怎么生存将取决于他们怎样度过永恒的存在。在一次生命期间，信仰者必须服从安拉的意志。要成为一个好穆斯林，必须要做的事称为“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五大支柱是：念清真言（“除了安拉，没有别的神 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每天的礼拜 （每天五次——早晨、中午、 下午、黄昏、夜里）、纳天课（教徒应当与穷人分享自己的财产）、斋戒（斋戒期间白天不允许吃食物、喝水、抽烟、性交）、朝觐（每年一定的季节，到麦加城朝拜）。
伊斯兰教的经典称为《古兰经》。“古兰”是“朗读”、“背诵”之意。
《古兰经》记述的是安拉的训言。
在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恰逢良机，它产生在阿拉伯人形成统一力量的准备时期，又时逢拜占庭帝国内部腐败，残酷暴政即将崩溃之际，波斯帝国也脆弱不堪。在先知死后的一个世纪中，伊斯兰教成了阿拉伯人的统一的军事力量，它征服了巴勒斯坦、波斯、埃及，横扫北非，进军西班牙，以后又征服了整个中东，进入印度、中国，甚至太平洋的一些岛屿。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敏感，尽管这两种宗教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依然在印度一起生活了一百多年。它们主要不同的特点是：
穆斯林教是坚定的一神论者，印度教徒却倾向于信仰无限多的神；穆斯林否认能以任何形式表现安拉，印度教徒却用许多图像把庙宇装点得富丽堂皇；穆斯林偶尔向安拉献上一头牛作为燔祭，印度教徒却视牛为神圣，保护它们免遭伤害；穆斯林认为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而印度教徒一直遵循种姓制度，使社会划分成等级，高等阶级比低等阶级有更多的宗教特权。
甘地是印度教徒；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穆斯林。甘地年长八岁。他们的经历有不少相同之处。真纳也曾在伦敦留过学，当时的理想也是当一名律师。真纳于1906年“选择了国大党作为自己活动的政治组织，因为只有通过这个组织，他才能为人民的政治进步有效地尽到自己的责任”。1920年12月在那尔普会议上，“真纳强烈反对改变国大党宗旨，他不顾大多数听众的激烈反对，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主张。自此以后，真纳就脱离了国大党”《真纳传》）。
早在 1931年秋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圆桌会议上，穆斯林代表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发言中曾这样论述印度穆斯林国家的使命，他说：“如果从同族同种的印度这个概念出发来制定宪法，或者把英国民主精神所规定的原则应用于印度，那就是无意中试图在印度制造一场内战。……我希望看到旁遮普、西北边省、信德和俾路支被组合为一个单独的国家。……我认为，一个统一的西北印度穆斯林国家的形成将是穆斯林的最后命运。”
到1944年，国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几乎停止活动。在这个时候，穆斯林联盟实力更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更加明确坚定。自真纳脱离国大党后，便加入穆斯林联盟。现在他已成为穆斯林联盟的绝对主宰者。广大穆斯林表示坚信真纳的领导是正确的选择。
这一年，甘地出狱，国大党其他领袖也相继获释。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日益加剧，显然不利于争取印度的独立。甘地面对这种形势，不可能等闲视之。他请求会见副王，没想到遭到断然的拒绝。
他知道英国政府一直对穆斯林主张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隔开来的要求持鼓励态度，并利用这种不和谐作为继续占领印度的藉口。与此同时，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沙浦洛和前马德拉省省督拉贾斯进行谈判，意在团结穆斯林共同为争取印度责任政府而斗争，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就是以穆斯林不愿参加这个政府为由而拖延不干。但是会谈也没有实质性成果。这一点应该说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就在这年的3月23日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时候，真纳曾发出文告，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文告说：“我们离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巴基斯坦和赢得我们的自由更近了。……穆斯林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
但是，圣雄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一生炽热地相信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理解并为此而努力工作。他还常为解决宗教间的对立而绝食。他从不轻易就相信失败，就算他对此忧郁不堪，但他绝不会感到沮丧。7月17日，圣雄给真纳写去一封信，建议他们俩在一起坐下来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甘地的信充满诚意并且非常恳切。信中说：“请不要把我看成伊斯兰教或印度穆斯林的敌人。我一向不仅是你本人而且是人类的朋友和仆人。亲爱的真纳兄弟，请勿使我失望。”
真纳复信表示，愿意在家接待他。
9月9日，甘地赶往孟买真纳家中进行会晤。两位领袖的谈判一直进行到27日。会谈结束当天，双方在一项声明中宣布会谈失败。并把会谈期间彼此之间的通信交给新闻界发表。
事实上，甘地在会谈中冒着众叛亲离的危险，承认了巴基斯坦的原则。
但是，他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应该通过西北和东北全体居民的投票来决定。
真纳坚决反对。他们双方的态度，在他们会谈过程中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甘地给真纳的信说：“无论根据什么国际法典，我们都是一个民族。”
真纳给甘地的信说：“你说你渴望代表印度所有居民，我很抱歉，我不能认为你的话是对的。你除了代表印度教徒之外谁也不能代表。不但穆斯林，而且印度其他人民的真正幸福都有赖于印度分治。”
甘地回答说：“如果你的信是定论，那么希望就渺茫了。能否保留在两个民族问题上的分歧而只在自决权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真纳却说：“我们是在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作为一个地区的单位要求我们的自决权。”
甘地在信中说：“我们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如果分治不可避免，也应该像兄弟俩分家一样分治。”
真纳请甘地进一步解释这个说法。
甘地回信说：“我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的，即不是把印度看成两个或更多的民族，而是看成一个由许多成员组成的家庭。”
双方都不能接受对方的观点。
会谈结束时，真纳向记者说，无法与甘地达成协议。但是甘地却说：“我相信这并非是我们努力的最后结果。失败归失败，这种失败只能意味着无限期休会。”
这次甘地遭到副王的拒绝，加上又愿意到真纳府上谈判，使不少甘地的追随者深为不满，甚至反感。认为甘地这样做是助长了真纳的傲慢自大，这是一种羞辱。但是甘地并非这么看。他认为，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以及个人自身精神的超越，不存在羞辱，即便是羞辱，也算不得什么。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甘地又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的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首相：
有报道说你想彻底击溃微不足道的“裸体苦行僧”（据说你这样称呼我）。
我一直想当苦行僧和裸行者 （这是件很难的事）。因而，我将此看成是一种 无意识的赞赏。所以，我想以此接近你。为了你的人民和我的人民，并通过他们，为了全世界的人民，请求你信任并任用我。
你真诚的朋友甘地
甘地试图挽救他即将支离破碎的国家，甚至不惜向丘吉尔求助，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必然会遭到冷遇的。从这一点看，甘地多少也是迂腐的。一位印度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甘地在南非及其后来在印度，都成功地争取了怀有敌意的外国人，可是在对待自己的同胞的问题上，他却遭到了惨败。人们对此又如何解释呢？为什么这位仁慈的非暴力运动的倡导者却未能赢得大多数印度穆斯林的心呢？这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注意的问题。他不仅没有赢得支持，反而使穆斯林和很多印度教徒脱离了他。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
对这个问题，法国作家拉皮埃尔和英国作家柯林斯作了分析回答。他们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裂的原因多在于社会方面的因素。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在他们中间筑起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加上人生有轮回生死之说，统治者就利用先祖这些规定性作为精神控制，维护社会上的不平等，而且说服鼓励贫苦大众，听从命运的安排，只有忍耐，他们在轮回中才能享有美好的命运。穆斯林则谴责这种制度。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体现教友之间无与伦比的兄弟关系。在归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原来信奉印度教的贱民，即不可接触者。加入伊斯兰教后，他们地位迅速得到提高，摆脱了不虔诚教徒昔日遭受的指责和凌辱。再有，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40年代，在全国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办事干练，另一方面，由于古兰经严禁穆斯林从事金融交易。因此，他们往往受到印度教徒的盘剥和奴役。
印度教徒将牛奉若神明，这从古印度的圣贤们开始。所以千百年来，牛在印度教徒那里一直免遭宰割的厄运。谁要宰牛，谁就大逆不道，犯下不可补赎的罪过。据统计，仅1947年印度拥有两亿头牛，平均每两人一头牛，这个数字居世界之首，相当于当时法国人口的五倍。这两亿头牲畜中，四千万头每天产奶不足一公斤，其他的四五千万头用于拖拉车辆和耕地。所剩一亿头牛中，一部分滴奶不产，一部分衰老无用，终日懒洋洋地漫游在乡村和城镇，每天吞食相当于一千万印度人的菲薄口粮。甚至甘地也大声疾呼，保护牛畜意味着维护上帝的整体事业。这种对牛的狂护，穆斯林极为反感。他们常常把牛赶往屠宰场，故意恶作剧地经过印度教庙门前。多年来，这种针对活动引发的流血事件不计其数，成千上万个生灵伴随着牛群死于非命。
英国殖民主义者占领印度期间，为了便于他们的统治，非常卑鄙地利用了两大教派的矛盾，并使这一矛盾不断加深扩大，甚至呈现出白热化。
甘地何尝不清楚这些历史和复杂的因素。
他知道，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于1933年1月28日首次在一份文件中提出，文件长达四页半纸，在英国剑桥附近一家村舍里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马特·阿里是名印度穆斯林大学生，时年40岁。他甚至建议，未来国家的名字将称着“巴基斯坦”——精神上纯净人的国土。其实，这名大学生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思想与胆量，这后面自然是真纳的主见。
尽管甘地口头上说，他与真纳的会谈并不意味着终结，只是无限期休会，但是，再与真纳谈判的可能性很小了。多年的交道，他了解真纳。
现在二次世界大战已胜利在望。大战结束，印度马上就会陷入来自内部的混乱。防止爆发内战，这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了。甘地深知，当期待已久的胜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非常容易失去理智。他向已经互相策划战胜对方的盟国提出忠告，但谁也无心去留意他的劝告。他说：“和平应当公正。
为了能够公正，和平即不应有惩罚，也不应有报复。德国与日本不应该遭受羞辱。强者应该永不采取报复行动。因而，和平的果实应是大家共同分享。”
他同时提醒盟军，“印度的自由将向全世界受剥削的种族表明，他们自己的自由也为期不远了。自那以后，他们再也不会遭受剥削了。”
这话虽然说给盟军听，也同样说给真纳听。
1945年下半年以来，印度国内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工人、农民几乎普遍都以不同方式参与这一伟大运动。军队也开始出现骚动，不满于现状。
面对这种形势，印度总督菲尔及时发表战后英国方面的印度主张。大意为：
英国政府同意，由印度人自拟新宪法，并尽力根据现行制度与印度人民与各教派合作；中央行政会议将改组，除总督和统帅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与穆斯林联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长及国外代表可考虑也由印度人担任；总督准备近期召开会议，改组行政议会，会中将由各党领袖、各党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中央合作，各省自行推行政府制。随即，韦菲尔便向会议参加者发出请柬。
国大党立即做出反映，表示所有被邀请人员将参加会议。真纳同时打电报，要求会议推迟。6月24日，总督会见甘地、阿萨德、真纳等，通报会议将于明天在西姆拉如期举行。甘地表示他不参加会议，但是，他将在西姆拉会议外指导国大党。真纳提出，国大党的穆斯林不能出席副王行政会议，穆斯林出席会议代表应由穆斯林联盟选举产生。会议于25日上午11时在副王别墅召开，为保密起见，没有邀请记者参加。真纳在会上提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教，不能代表穆斯林。国大党主席、穆斯林阿萨德表示，国大党将不接受任何使该党降为教派组织地位的建议。会议一开始就出现紧张气氛。副王根据各派意见，提出组成政务委员会人选参考名单。国大党坚持这个名单要包含国大党中二名穆斯林，即阿萨德和萧克·阿里。真纳反对，他坚持穆斯林代表只能由穆斯林联盟提名。双方各持己见，会议宣告破裂。会议结束时，甘地给副王写信说：“本来如此愉快而又有希望地开幕了的这次会议，看来由于过去同样的原因而失败了。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很痛苦。”真纳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议提出的方案是个圈套。”
甘地的一位崇拜者路易斯·莫希尔在分析西姆拉会议失败原因时写道：
“穆斯林联盟在战争期间强大起来，并且在大多数选举中挫败对手非穆斯林 候选人。但是无论韦菲尔，还是甘地，都不承认真纳有权代表印度穆斯林。
国大党内有许多穆斯林，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就是一位穆斯林，旁遮普的前首席部长希扎尔·哈亚特·汗是真纳和巴基斯坦的反对者。如果国大党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印度教徒组织，那么它就否定了国大党的非宗教性质和甘地原则。”
但是巴基斯坦的作家阿拉纳在《真纳传》中说：“印度教徒妄图长期控制的统一印度的这只船，最后触礁沉没了。这完全归功于伟大的领袖。”在整个传记中，他都称真纳为伟大的领袖。
西姆拉会议刚过一个月，英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举行大选。
工党获胜，丘吉尔战时内阁只得将权力交给克莱门特·艾德礼。劳伦斯勋爵被任命为印度事务大臣。
又过20余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原子弹。日本广岛、长崎变成了一片废墟。日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8月16日，日本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