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性情温柔的老者，光着上身，赤着脚板正在孟加拉湾上游恒河三角地带泥泞的路上行走。他身材矮小，体重充其量不过五十来公斤，皮肤被晒得油黑，手臂似乎有些过长，两只硕大的耳朵微微向两边翘着。手上的竹杖，前头已被戳得分裂，一幅明亮的眼镜被金丝带牵着挂在脖颈上。如果他跟人说话，只要稍一留神，很容易看出那一口假牙。他的身后跟着几名他的追随者，其中一名女性青年是他的侄孙女摩奴。他就是人们早已熟悉的甘地。
甘地的嘴里总是念着泰戈尔的诗句：
如果没有人响应你的召唤，独自走下去。
如果有人害怕不敢讲话，独自大声讲。
如果所有敌人都离开了，独自走下去。
踏着荆棘，沿着洒满鲜血的小道，
独自走下去……”
这是1946年年底。这一次他准备用三个月时间，苦行游说孟加拉湾的各地，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
甘地是一位活跃在多条战线上的斗士，只有在战场上，他才能表现出最佳的状态。他有许多关注的战场，如果政治战场无所事事，他则转而进行其他的战斗。农村经济建设、民众基本教育、国语普及、妇女儿童福利、解救贱民工作等，有他做不完的事，这些事业相对政治运动，其意义并不逊色。
他曾经说过，“如果印度只满足于政治上的独立，如果我没有更好的事去做，那么，我将隐居喜马拉雅山，让那些愿意听我讲话的人去那儿找我吧。”
很明显，甘地所追求的自治，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独立，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不仅是由棕色人统治来代替白人统治，更重要的是群众自治，特别是乡村中那些孤立无援、没有发言权、忍饥挨饿的群众的自治。所以他自愿去从事那些单调而平凡的工作。他的伙伴们对甘地的观点有些不肯接受，甚至讥笑他这是老仆人所干的事情。但是甘地却坚信这条路是走得对的，因此，他要为此苦斗到最后一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本不发达的印度经济又遭受了彻底的破坏。现在饥荒的幽灵在全国各地游荡徘徊。那些无耻之徒在战争中大发横财，而穷苦百姓愈加贫困潦倒。一些党派团体只渴望得到该团体的利益，对人民的死活则毫不关心。印度现在到处是一派破败景象。耶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两年前，他曾走访了孟加拉省和其他一些地方，曾到过桑提尼克坦。这里是他老朋友泰戈尔的故乡，他怀着极大兴趣参加了诗人所创造的各种教育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活动。伴随泰戈尔动人的诗句，“这儿是你的脚凳，那儿是你的脚，这儿住着贫穷、最卑贱而默默无闻的人”，他为“穷人之友纪念医院”主持了奠基仪式。
大战刚刚过去，人们渴望和平，但是现在的印度，到处酝酿着暴力和仇恨。英国自己也是国力憔悴，精疲力竭，而印度不再是财富，对他们来说也许成为负担，它已不是帝国获取猎物的狩猎场所，而正成为危害帝国的温床。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新任首相艾德礼一上台就宣布保证“印度尽早实现自治政府”。1946年3月，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三名内阁成员组成的一支权力极大的使团来到印度，和印度领导人以及副王讨论如何按部就班地将权力移交给印度人的条件和形势，以及安排印度人自己制定未来的宪法。这种来势似乎太突然，几乎使所有的党派团体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和晕眩。他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向来诡计多端，这次怎么会狗嘴里吐出象牙呢？肯定其中有诈，藏着深不可测的杀机。就连甘地这位在政治舞台上生活几十年的斗士，今天也有些不知所措，他当时曾向一位英国朋友透露了自己的心事，“这一次，我相信英国人说话算数。但艾德礼的提议太突然了。印度将会突然获得自由吗？今天，我像一位乘船的旅客，在暴风雨的海上吊在甲板柳条椅中，无法独自行动。”
使团的到来，他当时正在浦那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指导创建自然疗法中心。
非常遗憾的是，即便英国三位内阁部长再有本事，再有手腕，他们也无法能够把国大党与真纳扭到一股道上。使团分别接触了国大党领袖、穆斯林联盟领袖、锡克教徒领袖，也与甘地见了面。全国人民都在翘首盼望这次重大行动，不能变成走过场。甘地在与使团会见后的20天，于4月29日以《独立》为题发表文章，再次表明他对独立的理解，同时强调非暴力在现阶段的重要性。文中说：“我的人间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要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果想变成帝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但对世界却毫无贡献。如果选择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两个月后，内阁使团要求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四名代表与使团、总督会谈。国大党派出以阿萨德、尼赫鲁等组成的会谈阵容。甘地被国大党和内阁使团邀请参与会外协商。会谈在西姆拉举行。会谈可以肯定说是不可能达成协议的，国大党坚持“会议不应当讨论关于印度分治的任何建议”，而穆斯林联盟则坚持要在“含 有建立巴基斯坦的原则和基础”的条件下进行谈判。
会议正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僵局之中。甘地为了缓和双方的矛盾，建议使团先提出一个方案，以便会议进行具体研究和讨论。他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他本来早已对英国政府丧失信心和信赖，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不能不委曲求全，如果是早两年，他决不会出此下策。他曾说过，如果不是英国插手，在穆斯林、印度教和其他印度社团中就不会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使团根据甘地的建议，提出一个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可能取得一致的几点意见”：
1.全印度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将被授权负责外交、国防和交通，并有权为这些方面筹捐资金；
2.各省行使其他一切权力；
3.各省可以组织联区，每一联区可以决定该区负责哪些共同省属事务；
4.联区可以成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
5.在印度联邦的立法机构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占多数的省份的代表名额相等；
6.联邦政府照组成立法机构的同样比例组成之；
7.联邦立法机构每隔10年可以根据多数票的意见重新考虑条款；
8.成立一个制宪机构，并为此目的制定出详细程序。
这个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同时不能接受。尼赫鲁建议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各派一名代表双方讨论分歧的一些问题。真纳表示他与尼赫鲁直接谈判，结果没有成效。于是各自都向使团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见。
甘地经过四天对其条款进行研究后，公开表明了他的态度：“这是英国政府在目前环境下所能产生的最好文件。”
真纳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条款“毫无意义，论点支离破碎，成立巴基斯坦是惟一的办法”。
不满意归不满意，但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后来都接受了使团的方案。
只是在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基础上，未能统一认识。副王不知道对真纳的固执己见十分厌烦，还是有意如此，在8月12日邀请尼赫鲁组建政府。因为当时阿萨德已经去世，尼赫鲁接替了他担任国大党主席。使团也已返回英国。这一举措使真纳灰心丧气，怒不可遏，他宣布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真纳曾在1945年12月25日，庆祝他70寿辰时，向为他祝寿的人说过：
“如果在我们的自由斗争中印度教徒不同我们一起，那么本国穆斯林和穆斯 林联盟将独自向着他们的巴基斯坦和自由的目标前进。”
8月16日，加尔各答成为血海，一场空前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加尔各答城一片混乱，无辜妇女和儿童遭到了野蛮的蹂躏。
5000人死亡，2万人受伤。仇杀持续将近24小时。有人曾在报刊上这样叙述自己的见闻：“进入警察局的陈尸所需要戴防毒面具，因为没人管的腐烂尸体堆到了天花板。……我同宪兵队的两名英国军士一起坐吉普车巡视城市街道达三小时。我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比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军人在战场上看到的还要恐怖。”
在加尔各答大屠杀的同时，诺阿卡利县同样爆发了流血冲突。
印度独立之前的黎明，一场更大的内战风暴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印度半岛。
8月24日，副王宣布了尼赫鲁为首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成员定于9月2日宣誓就职。副王在9月2日晚向全印度发表广播讲话：“临时政府一直为穆斯林留着5个空位，但是穆斯林联盟一直拒绝交名单，他不能无限期地等待穆斯林联盟参加临时政府。英国政府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意把国防部长的职务交给一位印度人。”他呼吁印度各界同政府合作，“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表现容忍和冷静”。以尼赫鲁为总理的临时政府宣誓就职那天，阿赫梅达巴和孟买同时发生教派玩命的骚乱。
正当黎明到来，同胞们有望摆脱桎梏，获得新生，可是这时，他们却在那里狂暴地同室操戈。甘地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他们曾经发疯似地追随过他，但是很少有人理解支持他的行动和根本学说。他笃信非暴力，认为只有非暴力才能拯救人类。他非常希望，通过非暴力来实现印度的新生，然后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人类。但是他的美好构想已经被他们摒弃了，到处是屠杀，到处是仇杀，那么独立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胜利。现在虽然未处于内战之中，但是的确已经到了内战边缘。而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人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和平的环境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假如我们用着英国人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闯入。
仇杀事件接连不断，只会加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鸿沟和隔阂。“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我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理、仁爱和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我所赋予的意义。”他坚信，如果印度被瓜分，其核心将会破坏殆尽，就像一块完整的地毯被割开，其美丽协调的图案必将紊乱失色一样。
他要云游四方，发表演说，祈求神灵给他继续传输心灵之光，寻找出医治的良方。
他赤脚行走，大方向是孟加拉。直接前往仇杀盛起之地。
不过他又承认：“我不知道我去那里能干些什么，我所知道的一切则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我的心灵就不能平静下来。”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去孟加拉，并不是去搜集反对穆斯林的证据和审判什么团体，而是想劝导公众，要容忍克制，以便像多少世纪以来大家和睦相处，友好相待。
在去诺阿卡利途中，他先在加尔各答歇脚几天。加尔各答的大街上，仍然残留着大屠杀的凄惨景象，到处是瓦砾、杂物。臭气熏天，宗教厮杀的烈火似乎可见，人们逃命时拼死惨叫声时时在他耳边响起。他认为，如果他勇敢地以同情和宽容之心与穆斯林人生活相处在一起，遵循他们的意愿，以他的行为告诉人们，不管你是什么教徒，都是朋友兄弟，同样怀着良好的祝愿，或许能够使大家重新修好，重建家园。他下决心要用他的勇气和真诚打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心。
就在甘地尚未离开加尔各答去诺阿卡利时，又从比哈尔传来了可怕的狂暴的宗教残杀。其野蛮程度不亚于加尔各答和诺阿卡利。甘地大为震惊。比哈尔，是甘地深爱的地方。当时那里的人民是那样披肝沥胆地支持他、拥戴他，而现在竟然也把非暴力原则置于脑后了。甘地痛苦不安。在甘地看来，屠杀和反屠杀，都是暴力，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难以分清谁对谁错，凡是暴力，就没有对错可言。他号召印度教徒都应该赎罪，先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决定“饮食控制在最低限度”，而“如果有罪的比哈尔人不悔过自新”，这种半绝食的行为将成为“一种绝食至死的举动”。
甘地在极度痛苦状态下，来到了斯里拉姆普尔村。这是1947年1月1日。元旦。这个村曾有二百多户印度教徒，现在只剩下3户人家。当晚，他在村里召开集会，他的心灵之光给他带来了教诲。他大声疾呼：“让那些政治家们在德里唇枪舌剑地争论吧！让他们无休止地讨论印度前途吧！过去的事实多次证明，解决印度问题的真正答案，必须到农村去找。”
七个星期之内，他光着脚板，苦行游说，行程达185公里，走访47个村庄。作为一名印度教徒，他总是在余怒未消的穆斯林中间走村串镇，深入家庭，用好言劝慰穆斯林，使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一再告诫他们惟一值得人类进行复仇行动就是以善报恶。这的确有着生命危险。但是他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了，他要用自己的影响去安抚人心、稳定人心，帮助他们捐弃前嫌，“重新点燃友爱之火”，“驱赶宗教偏见的恶魔”。
甘地与他的四名信徒，每天全靠村民的施舍度日。
甘地旅行用的小包袱内只装有铅笔、纸张、针钱、陶瓷碗、木匙和甘地随身携带的一尊象牙小雕像。这尊雕像表现的三个顽皮的小猴子，一只双手捂嘴，象征德行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摩奴在她的棉布口袋里，为甘地装着他经常要诵读的四本书，它们是：《薄伽梵歌》、《古兰经》、《耶稣行实与训诫》和犹太教《箴言》。他每天仍然坚持凌晨 二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再进行晨祈。而在同时，他便要喝一大碗掺盐凉水，以洗肠胃，数年如一日。现在尽管苦行漫游，非常贫苦，他也从不间断。到晚上，他必定要与其他教徒们一同参加晚祈祷。他常常从容不迫，先读几段《薄伽梵歌》，然后再朗诵几段《古兰经》。
每到一村，他都要请求住到穆斯林的茅舍之中。如果没有人肯接待，他便率领他的信徒们在村外树下，晚上伴着神秘的星空入睡。
太阳升起的时刻，甘地一行便要离开斯里拉姆普尔。在这里待了六个星期，村民们深为他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到村头相送，目送他手持竹杖，弯腰驼背，步伐蹒跚地去寻找幻灭的梦想。
崎岖的小径上，甘地仍在不厌其烦地朗诵泰戈尔的诗，为大家提神，为自己增添安慰：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召唤，你走下去吧，独自一人走下去吧。”
他继续行走，从不知累，也不知疲倦，他的精力使年轻人都难以相比。
在他的身上像有一种奇特的力量支撑着，任何人都不能使他停止啪啪作响的脚步。
诺阿卡利到了。这个县里的情况是甘地前所未闻。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共同居住。同在一个村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几乎长年势不两立，不来往，不通婚，村路往往劈成两块，以中间的中心线为界，不可逾越。两个教派各有自己的水井，互相之间从不互汲井水，宁肯渴死。村子里如果办学校，也是各办各的，孩子们都严格按照教规所定只上自己的学校。哪怕就是用野草和牛屎制作祖传药丸，治疗的是同一种疾病，他们的制作方法和用药剂量也完全不同，互相之间更不通医。这种约定俗成的隔断，不知形成于何时。
在途经的一个村子中，看见所有的房屋被烧毁，大多数男性村民被杀害。
一只牧羊犬突然窜到甘地的脚下呜咽着，仿佛要带甘地一行前去观看什么。
甘地随着这条犬走到村角，只见那里三具尸体，腐烂发臭，这大概是狗的主人，一家三口全部遭难。一群妇女围上来，纷纷向甘地诉说他们的丈夫、儿子被惨杀，自己的女儿被凌辱，悲痛欲绝。甘地心如刀绞，只得一边安慰，一边劝说以善报恶。
这时，他想起了1月2日他在斯里拉姆普尔写的日记：“自凌晨2点，一直未眠。只有上帝的恩典在支撑着我。我可以看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严重不足，它是这一切的根源。四周一片漆黑。上帝何时将我从这种黑暗中解救出来，指引我走向灵光呢？”
甘地的传记作家曾将这次行走看成是“独自朝圣”、“赤脚朝圣”。朝圣一般来说应该是赶往圣地，而甘地却是行走在那些灾祸之地。但是甘地自己觉得这次行动具有朝圣的意义，他觉得他的胸怀带着朝圣的虔诚。在途中，他曾收过一位妇女诗人的信，信中也称他“敬爱的朝圣者”，并祝他“上帝与你同在”。
这里只有羊肠小道，到处是河道沟壑，用竹竿搭成的桥梁非常之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河底、深渊。这种困难其实也不算什么。甘地在走村串户期间，还经常遭到一些人为的麻烦。穆斯林似乎都不愿意他到处召开集会，不是予以阻止，就是在他经过的路道上撒满粪便。遇到这种情况，甘地总是耐心地用树枝扫除，村民们则无动于衷，袖手旁观。他的每一个行动，几乎都在敌对、仇恨、恐吓的目光注视下。
这的确对78岁的甘地是一个新的考验。盼望已久的政治自由即将来临，国家的政权唾手可得，而他却远离这一切，深入到危险境地苦心游说。他总是告诉印度教徒们，要按照上帝的要求，与穆斯林以兄弟相称，如有必要，就算去死，也不要杀人。死亡比耻辱要好得多。
经过长途跋涉，甘地一行来到贾格特普尔村。甘地在这里举行了妇女会议，作了演讲，然后他要助手鲍斯记录遭受污辱的妇女的陈述。但是大家都羞于开口，只有一名年轻的姑娘讲述了她家的遭遇。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被杀后扔进火里当场烧掉，歹徒闯进她家，对她进行施暴，房子被烧，她与母亲已是无家可归。听了甘地的演讲，她似乎建构了新的思想准备，她说：“我和母亲现在走投无路。如果他们再来的话，我知道我会以死来保全自己。”
总的来看，诺阿卡利县的仇杀的怒潮现在基本平息。甘地在此不便久留多说什么，以免煽起新的后果。
艰难奔波。1945年3月，甘地们来到了比哈尔。这里是印度教徒复杀，穆斯林正在痛苦的呻吟。这里是他的崇拜者区域，所以他曾为此地的仇杀绝食。尼赫鲁已经代表国大党到过这里，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以期控制骚乱。有效果，但效果未必到位。这里的善后工作有待78岁的老人来了结。
在这里，甘地的口气就大有不同。他公开表示对穆斯林的同情，公开责备自己的同一教徒，并呼吁他们为自己所做的错事赎罪忏悔。他发动了为遇害的穆斯林募捐，他的许多崇拜者听了甘地的话，纷纷将钱塞进圣雄口袋，以解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大概是这个地方比行走以来其他地方都可靠，甘地讲话的措辞也就不再是掩掩遮遮了。有一次他大声叫道：“难道穆斯林认为我不该说出他们在诺阿卡利所犯的罪孽，而只是让我讲比哈尔省印度教徒的罪恶吗？如果我那样做，我就是个懦夫。我认为，穆斯林和比哈尔印度教徒的罪孽都是同样不可饶恕，都应该受到谴责。”
正在这时，拉瓦尔品第和旁遮普的印度教徒又传来了悲惨的消息。比哈尔再次失去理智，试图重新进行大规模的行动。甘地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警告说：“如果你们再失去理智，那就首先毁灭我吧！”
坦率地讲，甘地的努力是真诚的。但是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他既疏远了印度教徒，又没有得到穆斯林的欢心。他勇敢无畏、光明磊落、正直坦率，人们敬佩他，但是，现在的确没有多少人愿意死心塌地地按照他的意见行事了。
比哈尔人没有再动刀枪，但是这里的悲剧仍在继续上演，而且逐步显露出更糟的迹象。
甘地的确是一个让人敬佩又让人痛恨的人。他在南非的对手史末资将军，公开对抗何等激烈。他曾被史末资捕入监牢。在牢里甘地亲手做了一双布鞋，在史末资离开南非时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事隔25年之后，史末资在回忆这件事时说：“纵然我感到自己不配穿这样的伟人所做的鞋，但自那以后，我很多年夏天都穿着它。”
甘地在独自行走期间，发生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件事情连他最忠实的支持者都感到不快，千百万印度教徒感到心神不安，历史学家为之茫然莫释。
甘地的禁欲是按教规行使的，他自己则把它视为升华理想境界的手段。
当他们一行来到诺阿卡利县时，圣雄突发奇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甚至使无数人动摇了对甘地作为争取自由领袖的地位。
那天，他们将要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出发前，甘地与摩奴谈起了家常。
这位19岁的少女，有着不幸的童年。父母双亲早早地离开人世，她成为孤儿。
后来由甘地一家养育成人，甘地一直对她体贴入微，他像母亲一样对待这位侄孙女。因此他们无话不谈。摩奴这次与甘地的交谈，竟然向甘地透露了自己的隐私。她告诉甘地，虽然她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她从来没有同龄少女那种应有的性欲冲动。
甘地的目光从镜架上面射到了少女的脸上。她一脸的平静，连羞涩的成分都未曾见到。
甘地感到自己得到一个重大发现。他一直认为，非暴力抵抗者，都应该带头实行节欲、禁欲，以实际行动实现教规的指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谈何容易。从摩奴的谈吐中，甘地感到这位侄孙女是可以塑造的，是可以将自己的理想与教规的要求注射到她的精神以及行动中去的。他对摩奴说：“如果在千百万印度少女中，我能成功地培养一名白璧无瑕的杰出女战士，这将是我对印度妇女的重大贡献。”自从嘉斯杜白去世之后，摩奴就一直与甘地形影不离，最近这段的苦行游说，也多亏她一路照顾垂暮之年的甘地。甘地决定把她作为一名非暴力抵抗者禁欲的先锋战士来培养。
“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走吗？”甘地严肃地问摩奴。
摩奴点头。
“那么”，甘地说，“你要接受考验的全部条件。”
所谓全部条件，也就是两人从此同床共枕，但是要忠诚无邪。甘地表示将恪守禁欲誓言，摩奴则表示芳心不乱守住贞洁。甘地想，摩奴的心灵是高尚、纯洁、晶莹，还是卑琐、污浊、下贱，都可以在一起同睡的草垫上见分晓。其实甘地还有另一个意图，既然要考验她，也要培养她，当她一旦接触到自己枯槁皱折的身躯时，一切欲望自然会一劳永逸地消失，久而久之，就可望达到升华她的灵魂的境界。心地纯洁的摩奴，从内心深处根本不存在什么淫欲邪念，她愿意迎接考验，满腔热情将自己的身子投入到同甘地在一块草垫上。
双方谈妥，他们如同以往一样的平静，开始上路。
从这一天起，他们将那一老一少的身躯共同交给了由甘地信徒们背着的垫子，两人睡在一起，吃饭也用一个碗。这种非同寻常、过分亲近的生活，很快遭到了甘地一行人的非议。他们实在想不通，一位他们无限拥戴的圣雄在即将80岁的时候，还有这等邪好。这简直有辱他们崇高的使命。摩奴听到了信徒们的非议立即告诉了甘地。甘地沉着地似已早有所料地对摩奴说：“不要紧张。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好像是内心激烈情欲的征兆。我原谅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我的原则。”
甘地的禁欲已经有40年历史了。从他正式向妻子提出算起，那也是1906年。自从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旦踏上与印度教徒一样古老的人生道路，一直没有出现过反复。直到1936年的一个晚上，他在梦中出现了性的冲动，那年他67岁。他后来供认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为这件“令人诚惶诚恐的事”感到惊诧不解，心神不安，发誓进行六个星期的闭口不语来惩罚自己。几十年来，仅此一次。他禁欲有宗教的因素，但又不完全是或不仅仅是为了宗教。他认为，禁欲在于使人摆脱愚昧无知，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投入到为之奋斗的事业上，控制房事，精力充沛。
当然，他的禁欲与古老的印度教徒所规定的禁欲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禁欲，教规有九条要求。其中包括禁欲主义者不得身居女性中间；不得与女性蹲在一张芦席上，也不准窥视女子身体的某一部位；必须避免热水浴或按摩带来的肉体快感，禁止食用可能刺激性欲的食物，比如牛奶、酸乳酪、精制黄油以及高脂肪食品。甘地在饮食方面一直进行探求，想寻找断欲食物。
但是，现在他与一位少女同吃同睡，在实践中改变了教规的原则。他对他的行为做了这样的注释：“一位尽善尽美的禁欲主义者，必须能够睡在赤身裸体、花容月貌的女性身边，又丝毫不会为其艳丽姿色而心荡神摇。”教规要求不允许接受女子的肉体按摩，避免引发性欲的死灰复燃。但是，甘地长期都要吩咐年轻女子为其按摩，而且常常一边接受按摩，一边与来访者交谈，有时甚至与国大党领袖讨论政治问题，他也是躺在那里一边接受按摩一边发表高见。
甘地对禁欲信心十足，每逢机会，必作宣传。多次在谈判会上，他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之后，甚至还会插上一段关于禁欲的意义或禁欲者高贵操守之类的内容，弄得那些谈判对方不知所措。他认为自己心洁如镜，不必去在意别人说什么。他为自己的孜孜追求感到自豪。有一次他竟公开宣布，凡是忠于禁欲誓言的人不管男人或女人，如果在执行任务时天色已晚不能回家，男女在同一间房子里过夜，只要不违背禁欲原则，任何人都不应该也不要非议指责。
在诺阿卡利地区进行游说期间，甘地与摩奴的起居照常如法炮制。他们一起就寝，一起起床，一起祈祷，一起用一只碗用餐。每天睡觉前，还要先接受摩奴纤弱细手的按摩。二月份，天气有些寒冷，有晚摩奴发现甘地身体冰凉，便把所有的衣服盖在他身上，并为他作了全身按摩后，“与他紧挨着身子，靠自己的体温温暖对方，一直平安睡到次日晨祷”。第二天，摩奴把昨晚的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甘地的信徒们。他们双方都感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在相伴的日日夜夜，确实没有谁玷污了这种圣洁的关系和特殊环境下的考验。垂暮之年的甘地，因为得到了摩奴的体慰，孤独的心境有了新的补填。夫人去世，他失去了伴侣，长子终日沉湎于酒杯，还有两个儿子仍留在南非，一直杳无音讯，另一位儿子也不在身边。摩奴已经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甘地与摩奴之间奇异深奥的关系，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其中的清白，别人始终不能接受。现在外部流言蜚语正在盛传。每到一地，穆斯林都要羞辱他们，拒绝他们进村入户，印度教徒期待着他的到来，但是面对如此从未见过的现实，他们也不得不表示冷淡。消息很快传到德里，国大党领袖们本来正胸有成竹准备与副王进行关键性会谈，现在被这一消息惊吓得晕头转向，惊慌失措。
在一次公众祈祷会上，甘地对那些流言蜚语甚至诽谤进行了抨击。但是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听，更没有几个能相信甘地讲的是真话。世俗就是那么残酷。在游说到哈伊姆查尔村时，由此引发的风波已到顶点。甘地说，你们不信，我便把仁爱带到比哈尔去。
国大党领袖们包括尼赫鲁在内，为此张惶落魄，担心圣雄与摩奴继续同睡下去会在正统观念尤为强烈的比哈尔引起混乱，造成新的纠纷。于是接连派人前来拜访圣雄，请求他放弃目前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探索”和“考验”。
甘地断然拒绝。
摩奴毕竟还是一名少女，她的承受能力远不及圣雄。她已经悄悄地哭过几次。不是后悔，而是遗憾他人对这种高尚的体验不理解。于是她向圣雄建议，为了权宜之计，从大局和为大局奋斗出发，暂且放弃这种使思想狭隘的人乱成一团的计划。
甘地无可奈何，心灰意懒，只得接受摩奴的建议。
比哈尔之行，摩奴没有与甘地做伴。从此，那副草垫子上只有圣雄骨瘦如柴的躯体在上面了。
后来，摩奴仍然回到甘地身边，大概是6月，两人又恢复一起过夜，每天照样形影不离。她把自己所有的青春年华乃至毕生精力都用在陪伴、照顾这位老人，她后来说，她一直认为这是上帝给她的神圣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