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创作《新爱洛伊丝》的兴奋中的卢梭，在退隐庐里又迎来了春天。恰在这时，乌德托夫人第二次来到退隐庐。
乌德托夫人是埃皮奈夫人的小姑子，也是卢梭的朋友圣朗拜尔先生的情人，他们很早就认识。她第一次来退隐庐造访时走错了路，车子陷入山谷下的泥潭里，她下车步行，到退隐庐时浑身是泥。看她那副样子，自己忍不住哈哈大笑。戴莱丝赶紧拿来衣服让她换，又热情地请她吃简单饭食，她非常满意，卢梭也和她谈得很愉快。晚上分手时，他们都期待着再相逢。乌德托夫人27岁，虽然皮肤不很细腻，眼睛近视，还有点麻子，但显得年轻，活泼温柔，对人亲切。她头发乌黑、鬈曲，身材娇小玲珑，行动时虽不是弱柳扶风，却也极有风韵。她会弹琴，善跳舞，能写小诗，说起话来常常妙语连珠，而且口碑极好，为人忠诚，和她交往尽可放心。她的丈夫乌德托伯爵是个好军人，但爱赌博，她对他没有什么爱情。她的情人圣朗拜尔先生德才兼备，远胜过她的丈夫，他们情爱甚笃。这次她来看望卢梭也是正在军队服役的圣朗拜尔先生的意思，他相信他们三人之间建立起友谊大家都会感到愉快。现在，她丈夫和情人都不在身边，她就来到奥博纳，在离退隐庐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座十分漂亮的房子，以便常到卢梭家里闲聊。乌德托夫人在卢梭面前无拘无束地谈起她的情人来，表明她要让卢梭了解他们俩的亲密关系，自然也表明她喜欢和卢梭相处。卢梭听了十分激动，因为他正陶醉于他的爱情狂想之中，而面前这位对于情人表露出似水柔情的乌德托夫人，有好多地方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朱丽相似，他的陶醉与狂想便立刻有了实际对象，也就是说从虚拟的偶像移到了乌德托夫人身上，他竟抑制不住地浑身颤抖起来。
他认为乌德托夫人具备了他心中的偶像的所有美德。她在谈论情人时投入了全部热情，卢梭听了备感亲切。他虽然明明知道她在全心全意地爱着另一个男人，内心仍涌起阵阵热浪，产生了一种无法压抑的冲动。他越听越觉得她像朱丽，他想亲亲他的“朱丽”，但是，与邪念同时占据他的心灵的还有羞怯。在乌德托夫人面前他只是颤抖，不敢开口，甚至不敢抬起头来。这些，乌德托夫人也看出来了。
卢梭在经过一阵慌乱和犹豫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说出了心里的慌乱，并让她猜测这慌乱的原因。乌德托夫人知道圣朗拜尔很爱卢梭，她也十分敬重他，所以她对于比自己大18岁的卢梭的这份痴情仅持怜悯和惋惜的态度。她十分谨慎，友好而又恰当地劝告卢梭要理智一些，并说将来她和圣朗拜尔可以同他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
卢梭把心里话向她说出来之后，觉得平静多了。他想到自己这般年纪，居然还对一位心有所恋的少妇存有幻想，实在太荒唐了。可他转念又想，这事只对自己有害，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应该自由自在地去爱才是。于是，他又跌入了激情的漩涡。
乌德托夫人对他还是那么温存，那么亲切，却从不迎合他的激情，还不时地提醒他要守住本分。他俩来往频繁，常在一起散步，在美丽的景色中会走得很久很久。卢梭深深地爱着她，可是当乌德托夫人给他以爱抚时，他却表现得傻里傻气，以为这是在戏弄他。后来卢梭说出了心中的疑惧，乌德托夫人以那种特有的温存责备了他。他便抓紧时机，要她用事实来证明不是戏弄他，她说她没有这种证明的办法，而卢梭却逼得更紧。令人惊奇的是，这时候凡是最深厚缠绵的友谊所能给予的她都给了，但任何使她失节的事她都委婉地予以拒绝。
卢梭仍与乌德托夫人亲密地往还。他们陶醉在火热的爱情之中——卢梭爱着乌德托夫人，乌德托夫人爱着她的圣朗拜尔。他们都是多情的人，有很多相同的志趣，所以他们在亲切的交往中，时常一起流下甘美的泪水。不过乌德托夫人在陶醉时仍保持某种清醒，而卢梭就不同了。但从内心说，他不曾蓄意占有她，因为这会毁坏他心目中神圣的偶像。从退隐庐到奥博纳只有一法里路程，卢梭多次走过那段路，去看望乌德托夫人，有时还会在她那里过夜。一天晚上，他们面对面地用过晚餐之后，就走进花园，在月色下散步。他们穿过花园深处的树林，来到一处靠近瀑布的树丛里。在那里他们有了永世难忘的无邪的享受和回忆。他们坐在一片细草地上，头上方散发着槐树花的清香。他向她表达了最缠绵、最热烈的爱恋，在她的膝上流下了令人心碎的眼泪，也使她情不自禁地流了泪。但是很快，她就扶起他的头说道：“不，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可爱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情人像你这样爱过！可是，你的朋友圣朗拜尔在叫着我们，我的心是不能爱两次的。”卢梭一声长叹，不再说话，只是无声地拥抱着她。在他们交往的三个多月中，卢梭差不多天天都去看乌德托夫人，一起用餐、散步、私语、拥抱，十分亲密，但也仅此而已。
他们俩人常常相约到一处叫奥林匹斯山的高岗上见面。先到的卢梭为了度过那难挨的等待时间，就用随身带的铅笔和白纸给乌德托夫人写情书，这些情书没有一封写到最后字迹还能辨认的，因为那是他用沸腾的血液写的。乌德托夫人和卢梭一样，都很坦率，对他们亲密的交往一点也不隐瞒，因此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们有非同寻常的关系，引起某些人的关注。埃皮奈夫人就经常从窗口窥视在她窗下亲切交谈的小姑子和卢梭的举止。她自以为受到了欺骗和恶报，眼睛里充满了怒气和愤恨。但她装着什么也不知道，巧妙地更加细心地照顾着卢梭，却以很不客气的态度对待她的小姑子，使卢梭心里非常难受，却又说不出来。
对于嫂子的欺负，乌德托夫人总是逆来顺受，并无丝毫的不满，仍然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卢梭也没有注意别人的议论和玩笑。一天，他到奥博纳去看刚从巴黎回来的乌德托夫人，发现她一向洋溢着笑意的脸上留有泪痕。他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有人把他俩的事添油加酷地告诉了圣朗拜尔了，圣朗拜尔不全信，却发了脾气。她对卢梭说：“要么我们一刀两断，要么你就老老实实的，该怎么就怎么。我不愿再有一点事瞒住我的情人了。”卢梭自知给乌德托夫人带来了麻烦，觉得很对不起她，心里十分难过。同时又对告密的人产生一股强烈的愤怒。他怀疑是埃皮奈夫人干的，因为她曾多次离间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关系。后来戴莱丝也说埃皮奈夫人曾要她交出乌德托夫人写给卢梭的信，并对她说，乌德托夫人与卢梭有罪恶关系。这就证实了卢梭的怀疑。他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也不想学埃皮奈夫人那样装假，便和埃皮奈夫人用通信来为自己据理力争。在一封信中他写道：
你说的那种信任现在不存在了，你想恢复也将是不容易的。现在，我在你的殷勤当中，所看到的只是你想从别人的表白中得到某种合乎你的图谋的好处；而我这颗心，对一颗开诚相见的心是极易流露的，对诡计和狡诈却要关上大门……有两个结合得好好的、彼此都无愧于对方的爱情的有情人，他们都是我亲爱的人……我猜测有人试图拆散他们，并且利用我来使他们俩人之一产生嫉妒。这种选择并不十分高明，但对于那个坏心眼说来，似乎很方便；而这个坏心眼，我怀疑就是你……我对某些交往感到不好，这我既没有瞒你，也没有瞒她；但起因是正当的，我要用起因一样正当的方式来结束这种交往，我要使非法的爱情变成永恒的友谊。从来不会害人的我，能无辜地被人利用去害我的朋友吗？绝对不能，我永远不能原谅你，我会变成你的不可和解的仇人。只有你的秘密还会受到我的尊重，因为我将永远不做背信之人……尽管你有那么多所谓的朋友围绕着你，将来你看到我走了之后，你就永远向真理告别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跟你说真话的人了。
但埃皮奈夫人在回信中巧妙地化解了卢梭的暴怒，还邀他去她家做客，使卢梭找不到理由拒绝，到了她家卢梭还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埃皮奈夫人一见到卢梭就跳上来搂着他的脖子，满脸都是热泪，卢梭也为此极为感动。这样看起来他们又重归于好了。
这段时间，狄德罗也不断给卢梭添麻烦。他的《私生子》出版以后给卢梭寄来一本。在阅读这本书时，卢梭发现其中有好多话是攻击过孤独生活的人，有一句话尤其令他不能容忍，那就是“只有恶人才是孤独的”这个武断的说法。卢梭认为这个论断模棱两可，其中的一个含义可能是正确的，但另一个含义则是很错误的，因为既然一个人自愿过孤独的生活，他不可能、也不会损害任何人，因此根本不能说他是恶人。卢梭认为，这句话即使不是有意讽刺，狄德罗也是把他这个孤居的朋友忘掉了。因此，他不仅没有把卢梭，而且也没有把自古至今在隐遁中寻求安宁与和平的受人尊敬的贤人哲士看在眼里。卢梭对此十分厌恶和反感，但出于旧情，他还是诚恳地给狄德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解释一下。狄德罗回信很不礼貌，坚持他关于隐士的说法，并告诉卢梭，你爱为他们说多少好话，你就尽管说吧。而且，如果你听了能不生气的话，我要说的话还多着呢。经过几个回合的笔战，卢梭最后给狄德罗写道：你们这些哲学家们，你们个个都把城里人看作是跟你的天职有联系的惟一的人们。其实，人们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他们的笔战乌德托夫人得知后，劝说卢梭与狄德罗和解并希望卢梭去巴黎看他，因为狄德罗此时正在倒霉，他的作品正遭到舆论的严厉批评，还传言卢梭也因此和狄德罗绝了交。为了平息谣言，也是一种大度，卢梭去了巴黎，看望了狄德罗。两位故知亲切相见，一时忘掉了心中的隔阂。卢梭在巴黎的时候，圣朗拜尔从部队回到了乡下，卢梭回去后见到了他。他和乌德托夫人一道去退隐庐看卢梭，卢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见到他们仍是情投意合，心中越发高兴。他觉得她之所以可爱，正是因为她爱圣朗拜尔爱得深沉，如果他们相爱的关系能被他人轻易破坏掉，她也许就不具备那种魅力了。他觉得能够做乌德托夫人的挚友就已经很幸福了。圣朗拜尔当然知道卢梭和乌德托夫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他是一个正派而大度的人，对卢梭既严厉又友好；虽然对卢梭的敬意不如从前了，但友情依旧。只是乌德托夫人对卢梭的态度大大改变了，她不愿意再单独和卢梭在一起，对卢梭谈论的问题也心不在焉，后来，还向卢梭索回她曾写给他的全部信件。这使卢梭非常痛苦。当卢梭要她归还他的信件时，她说已经全部烧了。卢梭对此很怀疑，实际上，她曾留下一封信，那是卢梭痴情似火燃烧时的言情的杰作，她舍不得烧，后来交给了圣朗拜尔，又在搬家时把它遗失了。
埃皮奈夫人的朋友格里姆这时来到舍弗莱特，卢梭也曾和他有过友谊。但格里姆在巴黎故意中伤卢梭的名誉，这次来到埃皮奈夫人家，又十分傲慢地对待卢梭，还把卢梭从原来住的那所房子里挤出来，因为那房间和埃皮奈夫人房间紧挨着，且两个房间之间有一道暗门。他对卢梭连一句问候都没有，一点不把卢梭看在眼里。卢梭忍受不了这种无礼，决心不再见他，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埃皮奈夫人。她劝卢梭不要怀疑老朋友，希望他们重归于好。听了劝告后，卢梭委曲求全，主动去和格里姆和解，而格里姆仍以高傲态度对待卢梭，还强调自己的品德如何高尚，让卢梭败兴而归。
出乎意料的事接踵而来。一天，埃皮奈夫人突然派人来找卢梭。卢梭急忙赶到她那里，一见面他就看出了她那异乎寻常的慌张神色。她对卢梭说自己的胸部有毛病，近来身体垮得厉害，要到日内瓦去找个医生诊断一下。卢梭觉得有些蹊跷，因为一天前还见过她，原本好好的，但他还是关切地问谁将同她一起去日内瓦，她说准备带着儿子和里南先生去，然后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还有你，我的狗熊，你不也是一个吗？”卢梭不相信这是认真说的，因为她知道这个季节他连房门都几乎不出的，所以就说了个笑话，说病人护送病人没有多大用处。她也就不再说下去了。
卢梭回到退隐庐后，听戴莱丝说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是因为她怀了格里姆的孩子，要去那里分娩。他知道这个秘密后更认为自己不应该作她的护送人了，否则，无非是充当了一个傻瓜的角色。
但是，此事又引来了风波。首先是狄德罗托人带来一封信，指责他不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说卢梭接受了她那么多恩惠，这正是一个报答的机会；她去那里，人生地不熟，身体又有病，应该有人在身边安慰她，如此等等。
读完信，卢梭气得两眼发花。他觉得信的口气虽然温和、亲热，但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他带着愤怒的冲动给狄德罗写了回信，指责他并不知道自己对埃皮奈夫人的感激之情是如何强烈，也不知道卢梭本人对这种感激之情负有怎样的义务，而且不知道她在旅途中是否真正需要自己，是否真想让自己去陪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可能陪她。卢梭还说狄德罗的意见并不是出自他本人，而是由他人假借狄德罗的名义来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并说从他转弯抹角的言语里看到了一些与他的坦率不相称的隐秘。
卢梭带着他的和狄德罗的信到埃皮奈夫人家准备读给她听，正好格里姆也在那里，他们听后顿时垂头丧气，惊愕万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卢梭确信他们已对自己怀恨在心，一定会伺机报复。
埃皮奈夫人启程那天，乌德托夫人随后也来到了舍弗特莱，她是来向这个山谷告别的。卢梭和她面对面地待了四五个小时，心情的平静是前所没有的。谈到和埃皮奈夫人相处的情况时，卢梭讲了要离开退隐庐的决心，但她表示反对，认为他应该去做日内瓦之行，否则别人会把她也扯到这件事情里去。尽管难以计从，但卢梭还是决心尽力维护乌德托夫人的名誉。卢梭感到面临艰难的选择：他既不能说出不去日内瓦的真实原因，否则就会辱没埃皮奈夫人，而他对她所给予的帮助还是怀着感激之情的；要了结此事除非迁出退隐庐，但又与乌德托夫人讲定至少暂时不迁出此地。这样，他要么就对不起埃皮奈夫人，要么就对不起乌德托夫人，再不然就是对不起自己。他最后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给格里姆写了一封信，含蓄地表述了自己的苦衷，并希望他拿出个意见，即使是要自己去日内瓦，也愿意照办。然而格里姆的回信十分含糊，让卢梭什么也琢磨不出来。明白地告诉卢梭只有一点，就是埃皮奈夫人的儿子病了，所以启程的日子推迟了，让卢梭安安静静地等待。卢梭感到仿佛被人投进了一种痛苦难堪的惶惑状态中，只好等待，别无他法。八九天之后，他听说埃皮奈夫人已经走了，随后格里姆又写来第二封信，只有七八行字，其中的措词只有怀着不共戴天之仇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卢梭愤愤地回了一封短信，予以痛斥，从此，他和格里姆的交情宣告彻底破裂。这时候，卢梭深感处境悲惨：差不多所有的朋友都和他疏远了，又不知道为什么；而冬天又渐渐到来了，他的那些惯常的病痛也复发了，再加上那么多喜怒哀乐的冲击，使他疲惫不堪，再也没有一点勇气和力量去经受任何折腾了，即使乌德托夫人这时劝他搬出退隐庐，他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不知道怎么能一步步地走到要搬去的地方。他决定把自己的心情和决定告诉埃皮奈夫人，相信她会出于人道、慷慨和礼数而同情自己的。信是这样写的：
假使忧伤能伤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我最后总算作出了我的决定。友谊在我们之间已经熄灭了，夫人！然而，不复存在的友谊也还保留有一些权利，我是懂得什么是该尊重的。我绝没有忘掉你对我的那些恩惠，因此，你可以放心，对于一个不应该再爱的人所能感到的一切激情，我还是有的。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无济于事：我有我的良心，请你也问问良心吧。
我曾想离开退隐庐，我本来应该这样做。可是有人认为必须待在这里，直到来春再离开；既然我的朋友要我这样做，我就在这里待到来春了——如果你同意的话。
此信写于1757年11月23日。信发出后，卢梭本以为暂时可以在这里安顿下来，养好身体后来春不声不响地迁出，不至于彼此决裂，但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并不能通融，逐客令还是来了。不几天卢梭收到埃皮奈夫人如下的复信：
给予你一切可能的友谊与关切的表示，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所剩下要做的，只有可怜你。你真是不幸。但愿你的良心也和我的良心一样平静。这可能对我们的生活的安宁是必要的。
既然你想离开退隐庐，而且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我很惊讶你的朋友竟把你留下来。要是我，义务所在，我就不请教我的朋友们，因此，关于你的义务，我也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事已至此，卢梭决计尽快离开退隐庐。荣誉与愤慨使他恢复了埃皮奈夫人所料想不到的那种精力，而且别人也帮了他的忙——一位名叫马达斯的先生听说了卢梭的困境之后，就答应把自己的一所小房子提供给他。它坐落在路易山的花园里，就在蒙莫朗西。卢梭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它，只用两天时间就搬完了家，12月15日就退还了退隐庐的钥匙。搬到新居的第三天，他给埃皮奈夫人写了这样一封信：夫人，当你不赞成我再待下去的时候，没有比搬出你家
的房子更简单、更必要的事了……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住进去不由我，搬出去也不由我。我感谢你邀请我前去居住；如果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话，我还会更感谢你的。此外，你觉得我不幸，这是对的；天下人没有比你更清楚的知道我是多么不幸的了。错交了朋友固然是不幸，从那么甜蜜的一个错误中醒悟过来又是一个不幸，其残酷的程度，殆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封信，作为卢梭18个月隐居生活的终结，是原先没有料到的。那样恬静的日子，又有那么动情的狂想和浪漫，以及随之而来的风风雨雨，都给卢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在路易山的新居一安顿下来，卢梭被激愤起来的精力又不知到哪里去了，各种病痛重新来折磨他：闭尿症复发，还添了个疝气病，使他陷入了极其难忍的阵痛中。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明媚的春光也没把他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1758年他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他甚至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接近了尾声。
人际关系的侵扰也没有随着迁出退隐庐而摆脱。埃皮奈夫人和格里姆本想用房子的事把卢梭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然后迫使他改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他们没料到卢梭会搬得那么快。格里姆是早已下定决心要把卢梭搞得身败名裂的，埃皮奈夫人似乎还没硬下心来，她想缓和一下，便给卢梭写了封信，信中没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字眼，还说有机会要当面解释那场误会。卢梭早已对埃皮奈夫人失去信任，没有复信。她见卢梭已不可能回头，就完全赞同了格里姆的主张，加入了迫害卢梭的行列。
他们在日内瓦和巴黎四处散布谣言，罗织了卢梭“背信忘恩”的四大罪状：1.退隐乡间；2.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3.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4.迁出退隐庐。他们的造谣诬蔑在日内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卢梭日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种子；而在巴黎则影响不大，因为卢梭已有很高的声誉，还因为这里的人们普遍不愿接受仇恨的情绪。卢梭面对这种诬蔑和诋毁，仍保持着淳朴的性格。他对党派之争，勾心斗角之类恨之入骨。但他知道自己孤身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无依无靠，惟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大胆地走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和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他们确实惧怕卢梭的名声，所以煞费苦心地要把卢梭的名声彻底毁坏。格里姆采用的方法是欺骗那些正派人，把卢梭身边的人拉走，不让他有一个朋友。卢梭也隐约感到一些朋友无缘无故就对他冷淡了，这对生性坦白的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苦恼。幸好这时有一件事使他分了心，才多少排遣了心头的郁闷。
卢梭以前听狄德罗说过，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了《日内瓦》的条目，他与日内瓦上流社会商量好以此换取在日内瓦建一个剧场。卢梭认为这些人在自己祖国耍了诱惑手腕，所以一直等待着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以便针对它写文章批驳。这时他收到了那本书，尽管身体多病，心情不好，而且天气寒冷，新居条件不好，他还是怀着一片热诚，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文章中谈到了法律，谈到了对公众舆论的引导，但重点是对达朗贝等人力图在日内瓦修建剧场、搞封闭式娱乐提出尖锐的批评。
达朗贝提到在一个共和国里需要演剧和运动会，卢梭回答说，是的，必须有，而且有很多。它们正是在共和国里成长起来，正是在共和国里它们像在节日里那样五光十色，鲜艳夺目。除了我们这个民族之外，还有谁能这样喜欢聚会、喜欢相亲相爱而且永远团结在一起呢？我们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公共节日，假如再多一些我更高兴。但是我们决不要搞那种封闭式的娱乐，它只能容纳少数人参加，照例总是关在一座阴沉沉的洞穴中，他们怯生生地坐在那里，在凄凉的寂静中鸦雀无声；眼睛所见的都是使人讨厌的东西，如公墙、铁钉、士兵和刺眼的奴役及不平等的画像。不，愉快的人们，这些不应该是你们的节日！你们应该到野外露天底下去聚会，在那里，你们将饱餐幸福的甜蜜感。让你的快乐既不是图利的，又不是柔靡的；既不是强制性的东西，也不让赚钱的意图败坏它们；让它们成为像你们一样自由、宽大；让阳光照耀着你们纯洁无邪的表演，这时你们将演出人眼所能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幕。这封洋溢着温和气息的长信发表于1758年10月20日，它阻止了在日内瓦建立剧院的计划。卢梭在这件事上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卢梭跟哲学家们决裂的一个标志。这封信还附载着这样一个内容：公开宣布和狄德罗绝交。在卢梭即将完成《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的写作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乌德托夫人的来信。信中说，卢梭对她的热恋全巴黎都知道了，这一定是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这风声传到圣朗拜尔耳朵里，几乎要了他的命，幸亏他信任她，最后他总算了解了她，才很快与她和好如初。卢梭读信后，陷入了生平最伤心的悲痛。他大叫了一声：“你也在内呀，狄德罗！名不副实的朋友！……”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到这时，他才想到狄德罗和格里姆是一伙的。
圣朗拜尔是个既豁达大度，又重视友情的人，他知道卢梭正处在孤立愁苦之中，就到路易山看望卢梭。从他的口中，卢梭进一步知道了埃皮奈夫人的一些真相，这使他与埃皮奈夫人决裂后有些不安的心情得以消除。他还听圣朗拜尔谈到了有关乌德托夫人的几个细节，这些细节只有卢梭一人知道，他又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个人，并再三请他保密。这个狄德罗偏偏就告诉了圣朗拜尔，想以此来破坏卢梭和圣朗拜尔的关系。经过这几件事之后，卢梭认定狄德罗不是朋友，从而下决心与他绝交。他想学孟德斯鸠与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榜样，采用公开声明的办法。他用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他的《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中，并说明其原因，以此公开这个绝交决定。
《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出版后，卢梭将它分别寄赠给一些朋友，其中包括埃皮奈伯爵。两个星期后，卢梭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意。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舍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天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这封信让卢梭的心跳得厉害。一年来他已成为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他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他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他想：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都是我想见面的，我接受一次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太难堪的。因此他答应了。
卢梭的到来引起轰动。他受到了最亲切的接待。好像全堂宾客都感到他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在晚宴上，他见到的客人比他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他从未见过的，还有他的妹妹。她的奚落使卢梭手足无措，十分尴尬。但他还是觉得，这次晚宴对他大有好处。他看到了格里姆、霍尔巴赫一伙的阴谋活动并没有把他的旧交都离间开，还看到了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也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在这样的场合出现，为他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广告，它使社会大众知道，那些仇视卢梭的小集团所散布的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住在路易山新居的时候，卢梭结识了和皇室有着亲密关系的卢森堡夫妇。他们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在蒙莫朗西有一处豪华的府第，每年都要到那里来度五六个星期。卢梭起初并不想和这对宫廷的显贵打交道，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邀请，以至卢森堡元帅先生亲自登门拜访，卢梭才感到不能不去回拜他，就这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卢森堡夫妇见卢梭的住处年久失修，房间地板破损严重，就请他搬到府第里的一所孤立的房子里去暂住。这所房子在园林的中间，称作“小府第”。盛情难却，卢梭就在小府第中挑选了一套房间。这里不仅环境优美，房间也极干净，家具全是白色和蓝色的。卢梭就是在这高雅的幽境里，对着四周的林泉，听着各种鸟儿的叫声，闻着橙花的香气，在悠然神往中写了《爱弥儿》的第五卷。这卷书的清新色彩，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写作环境有关。
卢森堡夫人给卢梭的感觉是复杂的。在相互接触中，他发现她的话语虽不隽永俏皮，也非微言奥旨，却有一种滋味无穷的细腻，永远令人喜悦。她那质朴的恭维话让人心醉。她已不年轻了，但风韵可人，并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她又总有一种令卢梭敬而生畏的感觉，使卢梭害怕她性格中捉摸不透的一面，更害怕她才智上的洞人心扉，所以同她在一起时就感到不自在。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处境，卢梭提议给她念自己的《新爱洛伊丝》。这部书当时正在印刷之中，她接受了这个建议，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她完全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迷住了，对卢梭表现了格外的亲切，相互之间有了依恋之情。1761年初，《新爱洛伊丝》在巴黎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实还在印刷中时就已广为人知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圣朗拜尔还把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他欣赏之至。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许多地方的书商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它终于出版了，被许多人视为一部绝妙的佳作。
《新爱洛伊丝》和《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的成功，改善了卢梭的经济状况，使他在生活上摆脱了财源枯竭的窘境，他可以安心地投入《爱弥儿》的写作，《社会契约论》也正是在此之后不到两年的工夫整理出来的。
完成这两部著作之后，卢梭一边整理其他几部次要的作品，一边筹划着它们的出版。尽管《社会契约论》稍晚于《爱弥儿》写成，但还要先出版，而《爱弥儿》的出版则碰到了麻烦，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