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侵台与征韩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到中国去的志向。
从前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憧憬。一直想突破狭小的岛国，把中华四百余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而朝鲜，不过是过渡到中国的跳板和通道。
日本古代神功皇后的三韩出兵，可说是这一梦想的产物；1592年幕府执政者丰臣秀吉的远征朝鲜，目标也是在此。秀吉好比老鼠想吞掉大象，想征服中国，让日本的天皇取代大明朝皇帝。
征服朝鲜是达到最终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但是秀吉自不量力，他的大军刚踏上跳板，就遭到朝鲜军民和中国的援朝抗倭部队的联合抵抗，被打得惨败。
日本人不死心，300年后死灰复燃，改头换面提出了“征韩论”。西乡隆盛等人就极力鼓吹向外扩张，再三鼓吹“征韩论”，一时此风甚嚣尘上。
神功皇后和秀吉的时代，情况单纯得多，只涉及日本、朝鲜和中国。到了明治维新以后，美、英、俄等西方各国挤了进来，问题就复杂了。
于是，日本人提出了一个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当然，口头说得蛮漂亮，日、中、朝团结一致，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实际则是日本人自封是亚洲的盟主。
明治天皇雄心勃勃，他一心想通过维新改革，把自己统治的这个国家，变成世界强国。这个愿望当然和向外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但另一些人极力主张先出兵侵占中国的台湾，压倒了征韩派。征服韩国的打算，暂时挂起来侍机而动。
到了明治七年，日本外务省驻釜山理事官森山茂受到朝鲜官方约见，想就两国建立邦交问题，进行协商。
日本认为又是一个机遇。为了不让朝鲜在建交问题上讨价还价，在谈判之前日本派军舰驶往朝鲜海域游弋示威。这一套战术，原是美、英、法国常用来收拾日本的方法。如今日本又套用过来对付比较弱小的朝鲜。
明治八年（1875），日本舰队按照预谋，制造出了一个“江华岛事件”。日本军舰“云扬”号，非法侵入汉江河口攻击江华岛，挑动朝鲜炮台开炮。日方以此借口，迫使朝鲜接受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约》。日、朝两国自明治以来，长达八年之久的对抗局面，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这时，朝鲜国内一贯主张排外的大院君失势下台，由皇帝生母闵氏掌握实权。闵氏是大院君的儿媳妇，高宗皇帝之妃。刚进宫时，大院君就认为她看起来像小猫一样老实温柔；内心却秘藏着老虎一样的凶猛。后来的发展，印证了观察的正确。
是闵妃生下王子的第二年。朝中的重要职位，几乎全被闵姓官员占据。要求与日本复交，是闵妃的主张。她看准了闭关锁国时代已经结束，必须追赶时代的潮流。改善国际环境，目的是使自己在外交上得到分数；同时策划打击排外派，赶大院君下台。在这个问题上，闵妃一石两鸟，是够聪明的。
日、韩邦交恢复后，接着便冒出了各种问题。朝鲜百分之八十的大米要供给日本，造成国内粮食奇缺，米价飞涨。平民和士兵的生活很困难，由不满终于发展成了一场暴动。大院君趁机东山再起，利用民众的不满掀起浪涛。政府控制不住局势，闵妃被追杀得四处逃亡，大院君复又登台执政。这场事变，被称为“壬午之乱”。
大院君再次登上政坛又老戏重唱，攘夷政策较过去更为激烈。政府官员腐败无能，也没有控制住局势。这给了在逃的闵妃可乘之机，她又策划起夺权的事来。最终闵妃得胜，重新掌握了大权。日本又利用机会索取利益，要求朝鲜就大院君执政时，袭击日本使馆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交涉结果，缔结了《日韩善后条约》（又称《济物浦条约》）。日本获得50万元赔偿金，并获准有权在朝鲜驻扎武装部队，据说是为了保护公使馆的安全。
为避免大院君再度挑动内乱，中国采取了措施。丁汝昌和吴长庆把大院君押送到北京受审，在保定监禁三年后，刑满释放回国。
日本与朝鲜的恢复外交关系，日方显然占尽上风。这是明治天皇执政以来所取得的首次外交胜利，不由得意万分，如沐春风。
日本在短短几年中的长足进步，令许多周边国家惊叹，进而思考本身的强国之道。朝鲜的闵氏自复权后，接二连三对国内政治进行改革，极力推行现代化。可是朝鲜的地理位置，处在中、俄、日等大国强国包围之中。国内的政治力量，分成了亲中国、亲日本和亲俄国等派系。朝鲜与中国渊源长远，政治家们多数一边倒。闵氏就是亲中国派的首领，这一派叫做“事大党”。与此相对立的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日本的支持下主张保持独立，自命为“独立党”。即是要从中国的影子里走出来，“独立”到日本那边去。闵氏大权在握，随时警惕、控制着亲日派的动向。这种局面显然对日本不利，就操纵亲日派在宫廷阴谋搞了个“甲申事变”。虽没能一举推翻朝鲜政府，日本却得到了有关朝鲜赔偿的《汉城条约》。
“甲申事变”的另一结果，是亲日分子金玉均、朴泳孝一伙人，在乱军中逃亡到日本避难。暂时躲藏在福泽谕吉的宅邸内，制定再举之计。
虽说想图谋再举，单靠这样一伙人的力量，什么也办不到。他们惟有期待日本人的大力支持。
日本政府非常慎重。在朝鲜起事，分明是与中国为敌。这时候的大清帝国，虽然不敌西方列强，但在亚洲各国眼里还是个巨人。老鼠虽久怀吞象的野心，时机未到终究不敢轻举妄动。
朝鲜政府强烈要求引渡金玉均。日方予以拒绝；但日本政府也不大欢迎金玉均，这一来，只有依靠民间人士来包庇他了。过了一些时间，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走向衰落，利用亲日派在朝鲜搞政变的可能，变得渺茫无期。即使把个金玉均当宝贝豢养起来，就像手上拿着一张业绩不良的公司的股票一样——弃之可惜，用之无利。
金玉均在朝鲜是贵族身份，过惯了优越裕生活。日本主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自毫不介意。既不深居简出、谨言慎行，依然大把花钱醉生梦死，很让人看不上。
他的支持者中，肯解囊的渐渐稀少。说实话，这些支持者好像买彩票。一旦得志抽中头彩，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财政赚回自己的掌握中。分明没有中奖的希望，谁还愿意掏腰包投资？
到后来只剩下福泽谕吉、后藤象二郎以及头山满几个人继续支持。
头山满是九州福冈人，玄洋社的首领。对于这位胸怀大志、口出狂言，企图推翻本国政府，救民众于水火的韩国贵族，给予经费支援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头山去找副岛种臣伯爵和三浦梧楼子爵。请他们帮助筹措两万元。两个人说：
“两万元是笔巨款呀。我们的力量无可奈何。两千元嘛，还可以考虑……”
“两千元，怎么能颠覆一个政府呢？”
他回来后，把金玉均叫了来说：
“仅有两千元，顶不了大事，我谢绝了。”
“可惜了的啦，两千元也好嘛。”
头山满吼道：
“别说那种小家子气的话！”
虽然有小家子气的一面，金玉均还是个相当豪放的人。他时常关照那些比自己更困难的人。玄洋社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不从他的手上得零花钱的。
金玉均在日本流亡期间，用的是日本名，说的是日本话，穿的是日本衣。又是玩纸牌，又是下酒馆，又是逛妓院，几乎完全日本化。不管怎么自吹是复兴亚洲的英雄，在外国白吃白玩许多年，光说些大话，关照者一方已经很不耐烦了。
朝鲜政府对在逃的金玉均并没忘记。暗中派遣刺客到日本，想把他除掉。日本政府担心出事，命金逃到第三国去。金不干，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肯白养这只丧家之犬呢？
日本政府把他送到小笠原岛管束起来，后又转移到札幌。虽然躲开了刺客，但过的是受软禁的生活。
四年后允许金玉均自由，他回到了东京。消息一传出，朝鲜政府又派来刺客。
在金的住地周围，不明身份的朝鲜人开始多起来。和他接近的同胞中，有李逸植、洪钟宇两个，使人觉得有些可疑。有一天，洪钟宇带来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中国的李鸿章与其子李经芳，因对朝鲜的现状不满意，打算换马把政府推翻重建。中国方面从反对派里看中了金玉均，有意请金出山扮演重要角色。带信问他本人，愿不愿意干？
金玉均不禁飘飘然。头山满也曾提醒他，这消息可疑，贸然到上海去小心上当。
金玉均实在抵抗不住权利的诱惑，不管中国也罢，日本也罢，有奶便是娘。大清国拥有最大权力的中堂大人伸出手来，能拒绝吗？
结果可想而知。和洪钟宇同坐一艘轮船抵达上海的金玉均，第二天就被洪开枪射杀于旅馆中。
尸体用大清国的军舰运往朝鲜。朝鲜政府将他大卸八块，作为重罪犯人曝尸荒野，任凭野狗和乌鸦胡乱果腹。
金玉均被杀，引进日本壮士们的愤慨。自己的座上贵宾给骗去处死，真是太丢人现眼。消息传到日本的三个星期之后，有关人士举办了一个追悼演说会，大肆攻击朝鲜和大清国的暴行。
三天后，在芝山公园内的红叶馆，召开了人数更多的“对外硬派大恳谈会”。主旨已经不是悼念死者，而是谴责政府对外的软弱。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对大清国采取强硬立场。是日与会者约百人，其中的骨干分子有：
近卫笃磨公爵、谷干城子爵、安达谦藏、大井宪太郎、末广铁肠、小久保喜七、箕浦胜人、大冈育造……
2. 天皇可评说
自从明治维新开放以来，日本在西方列强面前是弱者，但在中国和朝鲜面前，则摆出一副强者的傲慢姿态。在西方损失的，到东方寻找弥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从容易欺负的中国、“满洲”、朝鲜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种转嫁补偿论，成了日本的既定方针。补偿所得的利益，为日本的发展源源不断输入营养。
正如当时日本思想界的权威人物吉田松阴所主张的：
“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守条约，敦厚信义，乘机养蓄国力，割取易取的朝鲜、‘满洲’、中国，在交易上失之于美、俄的，应以朝鲜和‘满洲’的土地求得补偿。”
以日本天皇睦仁为首的明治政府，就是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
睦仁不像以往的天皇那么温文儒雅，他对骑马的兴趣，几近狂热的程度。
明治十六年（1883年），这一年中骑马共51次。有时在内廷，有时去马场。
他的爱马，名金华山、苍海、吉野、雏鹤。骑马完毕，在御苑的茶室里举行酒宴。通常把群臣召来，赐他们陪酒。
惟有这年的九月份没有骑马，因为明治天皇患上了脚气病。
那个年代，脚气病是常见疾病。在维生素人工合成技术出现之前，对这种病简直束手无策。患者两腿无力，严重时步履维艰，连站立也不可能。现代医学查明，其病因乃是食物缺乏B族维生素所致。饮食调配合理，可以预防；服用维生素B，便能治愈。可是明治时代，就难办了。天皇的膳食极尽人间豪华，御厨们的技艺全国一流。可是他们欠缺营养学知识，只顾尽量投其所好，所以造成偏饮偏食，营养不全面。
明治十七年，全年骑马88次，比上一年多了37次。这年三月到六月，几乎没有骑过马，原因是病又复发了。每逢骑马的那天，从下午三四点起，往往玩到六七点钟才兴尽。
明治十八年，是缔结汉城条约的那年。官居宫内卿职位的伊藤博文，突然提出来要辞职。
此前，明治天皇派遣伊藤博文赶赴中国，与清朝政府的代表李鸿章谈判。几经讨价还价，争取缔结了《天津条约》，日本又获得许多权益。伊藤博文成了有功之臣，回国后备受天皇的特别厚遇。正在仕途一帆风顺之时，为何会辞职呢？
原因是这样的：博文有事需要拜谒天皇，多次都不给安排时间。明治的工作日上班受理朝政，时间为上午十点过到十二点整。在这短短的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天皇老是和侍从长、侍讲等人谈话。作为大臣和参议，带着重要的国务要求面见天皇，不是长久等候浪费时间，就是干脆见不上面。次数多了，博文忍无可忍，一怒而提出辞呈。
侍从长是多年来随侍天皇的德大寺实则，侍讲是元田永孚。日本人非常讲究“家格”，这两位都是名门贵族。你伊藤博文算老几？区区长州一走卒的儿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尤其元田永孚，自幼以秀才闻名，是一代学者。今年68岁，公认人格高尚，所以才有资格担任天皇的老师。在他的面前，博文比较起来就太嫩了。
有几回，明知宫内卿博文请求面圣。侍讲故意给这位官运亨通者一点难堪，慢条斯礼地说：“正在谈话呢，让他稍等一下。”
众大臣也有意见，建议今后把上午办公时间分给大臣、参议。下午分给侍从和侍讲，不要延误国务的处理。
这两位辩解道：
“好像我们妨碍了伊藤君的拜谒似的，真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内廷中的事，尽量小心在意不妨碍国务。只是，我们在奉答陛下的垂询时，按其内容，有时需要较长的时间。今后尽可能地把谒见时间划定一下为好。”
话说得诚恳，但情况没多大的改善。博文谒见天皇的请求，还是常被挡驾。
博文忽有所悟：问题不但在这两位内官身上，可能根子还在天皇本人身上。
的确如此。原来他被任命为宫内卿，是去年春天的事。在作出决定之前，天皇持有异议。伊藤博文是当代公认的第一流人才，这没有错；可是他有点过于西化了。从内阁的官制和法律，直到官员的制服、礼仪、饮食、居住的习惯，他都主张全盘洋化。照此改革下去，只怕连宫廷里的古仪式和传统，都要一一改变。倘若深入一步想下去，问题就严重了——天皇制改不改！？
守旧派接受不了，天皇本人也不会高兴。所以曾打算另外让别人来当宫内卿。经过征求重要大臣的意见，大家以国事为重，还是说这一职务非博文莫属，别人实难胜任。最后勉勉强强作了决定，天皇总是不愿多接近他。
伊藤博文这个人，觉得个人不讨人喜欢并不要紧。为此而耽误了国家大事，就不好了。于是他给三条太政大臣写了一封信，直抒胸臆：
“皇上十时上班，十二时下班。在这期间，尽和德大寺、元田二人谈话，召见大臣、参议议政的事，绝对没有。内阁上奏的文件，也很少过目。德大寺与元田，乃忠诚之士是事实，然而他们不通晓政治、经济，不明白世界大势，充其量不过是单纯的道德家。光和这样的人坐而论道，则皇国的前途就危险了。望阁下委婉进言，改变目前的做法为万幸……”
可是他自己在信中，说得一点儿也不委婉。如此不计利害不留情面，直接指点“最高”的过失，在同时代的大清国，是不可想像的。而天皇竟能吞下这剂苦口良药，更是大清国不可想像的。无怪乎中国的历次“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
3. 俄皇子遇刺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五月，俄国皇太子访问日本这可是一件惊动全国的头等大事，上上下下忙于接待，惟恐稍有不周。
皇太子九日抵达神户，转乘火车去京都。逗留两天后，乘坐人力车去大津。
在滋贺县政厅用过午宴，离开时仍然坐人力车。出来才走六七百米，路上负责执勤警卫的警察津田三藏，突然拔出腰刀向俄国皇太子劈去。事出意外，令人防不胜防。这一刀砍破皇太子的帽子，在右鬓的上部从后往前，砍伤两个口子。
凶犯当场被抓获。
皇太子被扶进附近一家商店，临时包扎急救。回县政厅稍事休息后，即返回京都，住进了常盘宾馆，重新接受了治疗。幸亏伤势不很重，划破皮肉而未触及头盖骨。但凶犯的杀人之心极其明显，皇太子痛定思痛，不由阵阵后怕。
大津事件一传开，立即震动了日本举国上下。为了平息俄国国民的愤怒，想方设法慰问皇太子。各级官厅、各种团体，纷纷派出代表，接连不断地前去慰问，赠送慰问品。几天下来，收到的物品装满了16只大木箱，在军舰上堆积如山。来自各方面的慰问信、慰问电报，多达一万多件。为此事很多学校宣布放假一天，歌舞伎的新富座停止演出。吉原、品川等地方的妓院，也停止了歌舞音乐。
洲崎妓院出面联合各楼主，打算联名奉呈给俄国皇太子一份谢罪文。但有人认为欠妥，说是操这种卑贱职业的人，做这件事反而对皇太子大不恭敬。于是就免了。
还有一位房州出身的27岁女子畠山勇子，愿代表国民披沥谢罪之诚意。要求皇太子按照原订计划游览日本，然后她自己自杀身亡。有不少人称赞她是烈女，全国民众都愿为此事件做些什么。
日本政府当局更是害怕得要命。俄国是欧洲大国，在北方与日本国界相邻，在朝鲜两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不断孕育着矛盾危机。而今皇太子遇刺，凶手竟是执勤的警察，无论如何也辩解不清，推卸不了责任。如果俄方想开战，借机索取巨额赔偿，无疑这是绝好的借口。
天皇赶紧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善后之策。
首先是，如果皇太子一怒之下马上提前回国，很可能情况不妙。今后的邦交肯定出现障碍。所以决定，不管怎样都得设法挽留，恳请按照原订日程旅行。派内务大臣和外务大臣随时陪同。
接着，天皇本人亲自去到京都的那家宾馆看望。专程行幸看望一位外国的皇族，这是日本立国以来从没有过的。
很快，俄国皇后发来一封电报，让皇子尽快归国。那时的消息传递不灵敏，皇后尚不清楚刺客当场即被逮捕。在她的感觉中，自己尊贵的儿子好像孤身处在一群野人的包围中似的。
所以俄国皇太子决定由神户乘军舰回国。天皇要亲自陪皇太子同坐一列火车，到神户送行。
不仅要到神户送行，还接受皇太子的邀请，御驾要幸临俄国军舰，登舰参观。关于是否可以登上俄国军舰，日本方面大伤脑筋。因为数年之前，朝鲜的大院君被捕，就是冒冒失失接受马建忠的邀请，去到大清国的军营。结果被丁汝昌、吴长庆押解到北京受审。金玉均也是，离开日本上了船，到达上海就被朝鲜人洪钟宇枪杀在旅馆。这些先例使日本政府紧张万分。
但又不能谢绝。即使是“鸿门宴”，也得硬着头皮去赴。随同登上俄国军舰的日方人员，个个怀着视死如归的决心。
天皇应邀访问俄国军舰，日程订在五月十九日中午。
最后确定，天皇的随从人员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下的有宫内大臣、式部次长、近卫参谋长等。而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黑田清隆等政府大臣，一个也没登上军舰。主要考虑到，万一俄国军舰绑架天皇，政府要员一并遭到劫持，日本国岂不就瘫痪散架了！
一切都是多虑。在俄国军舰上的宴会，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的。日本天皇致过慰问辞之后，俄国皇太子显得一点也不介意。他回答得很宽容而洒脱：
“不，任何国家都有疯子。我只是碰上了一个疯子。幸而伤势很轻，请不必过分担心。”
俄国人有在饮宴中吸烟的习惯。皇太子让天皇吸烟；天皇平时不吸烟，但这时居然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回敬给对方。看得出，睦仁这天是下了一番功夫做准备的。
过后俄国驻日公使也说：
“天皇那么愉快地高声大笑，我还是头一次看见哩。”
万事顺利。睦仁于下午二时告辞离舰，乘坐小汽艇登陆。日本的官员和民众守候在海岸上，一直看见他们的天皇回到皇宫才放心。
俄国皇太子受到感动，回到俄国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感谢公告。
同一年的七月份，中国的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来到日本作友好访问。
中国的舰队由定远、镇远、靖远、经远、来远共六艘军舰组成。其中的定远和镇远两舰，是七千吨级的铁甲战舰。日本那时候还没有一艘军舰能赶上它。除了这两艘之外的其他战舰，都装备了最新式的精锐炮火。
五年前，丁汝昌也曾来过日本。那时候北洋舰队只有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四艘军舰。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向国外购买了一批战舰和武器，现在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至少在亚洲居于有利地位。
为了这次访问，日本政府恳切地通告港口官民，对待中国舰队官兵须谨言慎行，千万不可惹是生非。中国方面也限制了登陆上岸的水兵人数，避免发生意外麻烦。双方都非常之谨慎，背后却隐藏着杀机。
七月九日，丁汝昌与各舰的舰长一起，进宫谒见天皇，双方在凤凰间会见。
十四日，中国舰队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各大报记者，让其登舰参观。日本方面参观过了，对这艘巨型铁甲战舰的装备和威力，内心惊叹不已。
中国北洋舰队的来访，在平稳中完成，然后平稳地离去。
可是，在日本人的心中，留下了莫大的焦躁与不安。日本朝野被中国舰队的堂堂威容所震慑。他们明白，这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全部。中国还有南洋舰队和广东舰队；北洋舰队只是其中的一支。日本目前正在朝鲜与中国争夺领导权，中方有了这一巨大的海军力量为依托，一旦发生冲突，力量的优劣已初见分晓。
海军与陆军不同，海军需要的是机械力量。并不是说陆军就不需要机械。但根据战斗的性质不同，陆军机械力的不足，可以用官兵的忠诚、勇敢、体格等因素来弥补。海军就没有这种弥补的可能性；必须要有强大的军舰和大炮。于是，日本政府内产生了建造军舰的呼声。
次年的议会上，正式提出了扩充海军，建造大型军舰的提案。
但是，议会把它否决了。
伊藤博文犹不甘心，作为最后手段，直接上奏天皇。关键时刻，明治天皇一锤定音——专门下达了诏敕。
根据这一道诏敕，皇室节约内廷经费，每年下赐30万日元。官员们削减薪俸百分之十，作为造军舰的费用。事情到了这一步，议会只好通过了预算。
不管是否同意，日本开始朝着建造大型军舰的目标迈进。
中国呢？清政府屡遭西方列强欺侮，也在加强军备，1883年以来，为了购买十几艘新型军舰，向人民横征暴敛筹措资金。但手握实权的慈禧太后，为了一己私利，居然将这笔军舰经费用于修建她的夏宫——颐和园。以致后来中国方面参加甲午海战的，只有一支北洋舰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