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中立的美国人
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在远东地区战火纷飞、硝烟滚滚之时，美国通过了“中立法案”，以“中立者”姿态出现，实际上却为日本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拉尔夫·德·贝茨著《美国史1933—1937》写道：“日本在很大程度上仰赖美国为其工业机器和战争机器提供给养。”1938年《华盛顿邮报》载文指出：“日本用美国的废旧钢铁在中国降血雨。”中国成为实际的受害者。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明确表白的：
“我们尽量避免和日本冲突，无论在事实上或是实质上都是在讨好日本。”英美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发展到制造“东方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不对英美开战，表现出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只能是单独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作为美国人的斯诺，此时却宣布他“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他坚定地与中国人民站在了一起，成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战士。他没有拿枪上战场与日军短兵相接，但在另一个没拿枪的战场上用笔作武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去揭露日军法西斯的暴行，鞭挞不积极抗战而挑起内争的顽固派，讴歌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
卢沟桥炮声隆隆、宛平县城硝烟弥漫的时刻，斯诺走出写作室，驱车赶到事发地。他目击了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的开端：中国守军第二十九路军的将士们浴血奋战，抗击着大举入侵的日本军队。7月8日晚，日方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布强盗逻辑的新闻。斯诺在会上像连珠炮似地向日军官员发问，不，是义正辞严的质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竟然动用成千上万的兵力？为什么日军不撤回自己的营房，反而要求中国守军撤出宛平？”日军官员被逼问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侵略者理屈辞穷，欲盖弥彰，只得狼狈不堪地草草收场。
日本侵略者蓄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按预定计划先占华北、华东，再吞并整个中国，占领平津仅仅是第一步。日军迅速占领了京津，使北京这个原作为西方国家设在中国的新闻中心的作用已经失去了。伦敦《每日先驱报》电令斯诺离开北京，转移到中国防线那边去。而此时斯诺却不能立即离开北京。其一，是他为妻子海伦担心。她去苏区访问三月有余却毫无消息，他要得到她的确切回音才能放心地离开北京这个家。其二，更为甚者是在盔甲厂13号的斯诺家中，有一批亡命的爱国志士和青年进步学生，他们大多已列入日军的黑名单。这些大学教授和学生把斯诺的家当做了避难所，他要安排他们的食宿，掩藏他们带来的进步书刊，帮助他们逃离虎口。斯诺协助这些人乔装成小贩、乞丐、苦力，在黑夜里让他们攀越住宅后面的墙垛；甚至开车把他们中的一些人送到车站、码头，直到认为他们确已安全离开为止。
从斯诺家逃出去的人，有的就近在京郊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们后来又回到斯诺这儿来，在他的住宅里安装秘密电台——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这样，斯诺的住所又成了抗日游击队的地下工作临时中心。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斯诺被介绍给一位戴着墨镜的妇女，那妇女朝他咧嘴一笑：“不认识我了？”斯诺给弄糊涂了。那妇女摘下墨镜，原来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是来此养伤治病的，现在北京沦陷，难以出境，想请斯诺帮忙，以他的西方记者身份掩护邓颖超离开京津地区。斯诺与朋友吉姆·伯特伦驱车把邓颖超送出京城，乘上一趟从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越过封锁线。抵达天津后，进入码头时遇到日本宪兵的阻拦，斯诺从容地出示记者证，并示意邓颖超是他的助手。但日本宪兵还是搜查了邓的手提草编袋，在没发现什么可疑点后放行了。斯诺和伯特伦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目送邓颖超安全离去，一块沉重的石头在心底落下了。
送别邓颖超，斯诺回到北平。在一个雨天的早上，一位游击队联络员来到斯诺住宅，要求斯诺代为保管并变卖一大批金银珠宝。这是日寇盗窃中国古墓时挖到的，被游击队夺回来后巧妙地伪装混过禁卫森严的城门，偷运进来的，仅玉石的价值就超过百万美元。斯诺被游击队看作惟一可信赖的外国朋友。斯诺感到责任重大，万一丢失的话将无法交代，而且他又不是行家，卖价低了又怎么办呢？游击队联络员对他说，不管怎样，我们信任你，就交给你办理了。斯诺冒着极大的风险接受了委托。
斯诺焦躁地等候着海伦的消息。一天，游击队的秘密电台突然接听到从延安发来的电文，正巧是海伦发给斯诺的，电文中说：“我很好，你最好也到这里来。”没想到，秘密电台监听到来自海伦的电报，斯诺惊喜不已。他立即把老朋友吉米·怀特找来，安置好住在家中的客人们，交代吉米·怀特照顾好游击队的地下战士、电台和那批珠宝。一切安排妥当后，斯诺和伯特伦出发去迎接海伦。他们迂回前进，从天津乘船南下青岛，约定海伦在那儿会面。可等了两天未见海伦，于是他们又乘火车去西安。当他们赶到西安时，海伦正好已乘车从西安赶往青岛，两人乘坐的是交叉对开的火车，已错过几个小时了。这下急得斯诺只有求助于铁路当局，呼叫东去的列车。幸好列车长立即找到了海伦，转告她下车返回西安。海伦转车不久，那辆东去的列车被日军飞机轰炸而翻车了。好险啊！海伦真是幸运。
海伦与斯诺会合了，伯特伦却与他们分手了，他去苏区访问。斯诺与海伦则乘火车东行，火车在行进途中不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走走停停，以躲过攻击，最终安全抵达青岛。他俩来到青岛后休整两周。他们到海滩去游览，却只见海滩空旷寂静，没有往日的喧哗，只有极少数外国人还在这里度假。之后，他们乘船去了上海，结束了短暂的假期，又开始了紧张的活动。
2. 为中国抗战奔波
“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斯诺如是说，也是如是去做的。
他一面进行战地新闻采访报道，一面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既是战争中的非战斗观察者，又是积极的参与者，他横越中国的国土，由东而西，由正面战场而敌后战场；从上海到汉口，而重庆、西安，并再次到延安。他穿越炮火连天的战场，“从而冒了士兵所不冒的险”。他目击了上海之战的中后期，中日战争在不断升级。一次在隔着苏州河的外国租界地，他和彭布罗克·史蒂芬斯、伊万斯·卡尔逊一起目击了日本军队袭击租界周围的中国军队的据守地——南市。流弹和弹片像雨点般在他们周围落下来，史蒂芬斯为找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观察，以便向《每日电讯报》发出即时目击报道，爬上了水塔。不幸的是，日军发现他后，子弹向水塔上密集发射，血水滴到了斯诺和卡尔逊的身上。停火后，他俩攀上梯子，抱下了白白丧命的同伴。
斯诺和卡尔逊拿出一星期前宋庆龄送给他的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以祭奠勇敢的史蒂芬斯。他们争论着，史蒂芬斯生命的完结是否意味着上海的完结，或许也是中日战争的完结？斯诺相信，中国并非就此完结，在红区的访问经历已给了他以启示：南京方面将被迫为求生存而战；延安方面将广泛动员、组织、武装民众，组成不屈不挠的游击队，来无影去无踪，以非正统的和非常规的作战方法去打击强大而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就作了历史性预见，“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被强制倒流到发生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军将会不断地扩大战争的规模，“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静止政策”。进而断言：“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大灾祸，像科学怪人弗兰斯坦一样（玛丽·雪莱小说中的一个科学家，他制造了一个怪物而毁灭了自己），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像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抗战局面，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并肩作战。西北红军和江南游击队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番号，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简称八路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战。地方势力派听从中央调遣。西方观察家们认为这简直是个奇迹，一个四分五裂、长期不统一的国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赴国难了。
斯诺收到宋庆龄的来信：“今日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团结，他们为世界和平，为改善社会和经济状况，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共同奋斗。”这又表明，中国人民不会屈服，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使斯诺想起了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的谈话，当日本成为民族的敌人时，中国将建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场面，使斯诺为之感动，为之兴奋。他向世界报道：
“在中国的山峦、平原、河谷之间，日本所遭遇的不只是正规军队，而且是由千百万男女老幼，由整个民族所组成的抵抗力量。需要他们抵抗多久就有多久。他们是一支为自己国恨家仇、为自由、为将来而战的十字军。”他为中国人民的英勇自卫欢呼，也为中国抗战面临的困境而分担忧患。日军大规模的不宣而战的进攻，使仓促应战的中国政府处处被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支撑战争的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近代工业生产基地大部分密集于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上海占了全国工业的70％，由于没来得及全部迁往内地，损失惨重，毁于炮火或为日军占有。而内迁的企业在组织生产上又遇到困难，军用与民用物品将面临巨大困难。
上海战事结束前，宋子文对斯诺说：“我们需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基础，中国迫切需要一种不同类型的贸易格局。”中国确实需要战时经济为后盾。没有充足的工业补给线，军事装备从哪里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又从何处获得最起码的供给？由于日本的封锁，外国商品又进不来，中国经济市场上出现了真空，由谁来用什么填补这个真空？英美各国势力从这里退缩了，他们不愿意得罪于日本，那更谈不上获得他们的援助了。
凡是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人都遭到日本特务的跟踪、威胁，甚至扔炸弹，斯诺也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但斯诺没有被吓倒，他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他与路易·艾黎、海伦一起在想办法支援中国的抗战。他们分析中国的时局，决定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小工业作坊生产，以帮助中国恢复发展工业品的生产，以援助中国抗战。
1938年春，“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计划草案在上海锦江饭店（原名麦赫斯托公寓）里诞生了。海伦说：“必须有一些能自己管理的合作社，你们应该动手发起一个建立这类合作社的运动，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艾黎曾写过许多有关内地搞工业的可能性的调查材料。斯诺曾与他第一次相识在去萨拉齐的火车上，此时他把调查情况与在非敌占区建立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设想联系起来考虑，当即起草方案，打印后送交斯诺，与斯诺一起讨论修改。之后在《密勒氏评论报》印刷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发。
“工合”的宗旨就是：通过建立战时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难民自救，动员失业劳工，开发后方资源，生产军用、民用产品，粉碎日寇封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
他们的计划最早得到了宋庆龄和爱国银行家徐新六的支持，他们分任名誉主席和主席，艾黎为执行秘书，进行具体指导；斯诺和海伦担任宣传工作，负责筹资。斯诺立即开展了工作，第一个鼓动对象是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斯诺与英国大使馆的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有交往，所以斯诺请他帮助疏通关系，游说了克拉克·卡尔。这个外交官曾公开表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日本军国主义。卡尔与斯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嗯，年轻人，上次我见到你时，你是一位新闻记者，现在听说你成了工业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斯诺递给大使一份“工合”计划。大使看完计划后认为，没有厂房、机器、设备，更没有资金，中国工人又在逃难，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计划呢？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将会支持这个计划吗？又由谁来管理和指导？斯诺对大使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他告诉大使，资金可以筹措，没有机器设备，可以先是手工工场式的生产，指导人由在上海做过工厂视察员的路易·艾黎担任；至于共产党方面，宋庆龄是我们的保证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访延安，寻求毛泽东的支持。现在就是国民党政府方面，得请大使先生帮忙了。
克拉克·卡尔成功地把这份计划和想法介绍给中国政府领导人，特别是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国民政府最后批准了这个计划。艾黎立即动身去武汉实施“工合”计划，斯诺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工合”的宗旨，并附上“工合”宪章。斯诺建议苏区的生产合作社也加入到“工合”运动中来，以便更好地体现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斯诺的信引起了中共的积极响应，1939年，边区政府召开了生产合作社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赞成将边区生产合作社纳入“工合”宪章。
“工合”建立起来了，但一些自以为了解中国的“老中国通”们却认为“工合”不会有效果，因为“中国人太自私，他们会分光合作社的捐款和家当；难民们根本没力气工作，他们更喜欢难民营的棚和粥了”。斯诺夫妇不顾冷嘲热讽，辛勤奔波。他们跑到香港，筹建了一个“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由陈翰笙博士任秘书。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筹措资金，汇向大陆。宋庆龄则通过其弟宋子文筹措到了在华南地区开展工作所需的资金。
国民政府在批准计划时承诺给路易·艾黎提供管理资金和贷款。财政部长孔祥熙给了最初的一点钱后就停止履行诺言了，使得艾黎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了。艾黎和斯诺只得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来敷衍局面。
在武汉的艾黎感到无以为继，急电斯诺从香港想办法解燃眉之急。宋庆龄与斯诺商量后，决定让斯诺乘飞机去武汉了解情况。正准备上机，却被一位要员占据了座位，斯诺只得坐另一个航班。幸运得很，前一个班机被日军击落，机上人员无一生还，斯诺被挤下来却又一次保住了性命。在武汉，斯诺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和博古，还有新四军军长项英。他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摩擦和敌后抗战中的困难，了解到共产党对“工合”的真诚欢迎。这与国民党政府的无所作为相比要好得多，这使斯诺感到宽慰。
武汉沦陷，国民党在重庆建立陪都，“工合”组织也随之西迁。接计划规定，斯诺到内地视察“工合”运动，他还要为写一部关于中国的新书去搜集材料。在重庆，斯诺并不愉快。一是在安全上得不到保障。日本飞机不断地对重庆实行轰炸，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斯诺经常得与几百人一起挤在闷不透气的防空洞中等待空袭的结束。一次，他与周恩来夫妇及几个工作人员刚吃完晚饭，空袭预警拉响了，斯诺不想再进防空洞，便想用数学的概率说服周恩来，让周恩来同意他在防空洞外观察日机的轰炸，但他还是被拉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斯诺面对倒塌的房屋，一面庆幸自己逃脱厄运，一面咒骂日军，同时对所谓概率论打趣。
斯诺感到最不愉快的方面是：国民党方面对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兴趣大大减退。其高级官员们排挤共产党人，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论调又抬头了；“工合”运动被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合作化，甚至逮捕和开除“工合”的工作人员；“工合”在国民党管辖区内的发展很困难，有的还被国民政府改组、收编。
斯诺离开了不愉快的重庆，启程去延安、敌后游击区。此时，通往延安的交通又被国民党方面封锁了，斯诺却未受阻拦，因为他手里有宋子文给的通行证，其身份是“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重返苏区，斯诺精神振奋，他发现“工合”在共产党管辖区内进展良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泽东还就“工合”问题发表了声明，阐述了共产党的主张：“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斯诺将谈话和声明向外界作了报道。苏区在没有得到比国统区更多的贷款的情况下，建立了许多“工合”工厂，斯诺参观了“工合”产品在苏区的展销活动。
结束延安的十天之行，斯诺又奔赴香港，为新四军控制区筹措“工合”款项和军用衣被、药品、军械。之后又赴菲律宾的华侨居住区募集款项，斯诺在这里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获得华侨捐款100多万元。
经过“工合”组织的努力，斯诺夫妇的广为宣传，海内外广大爱国同胞的踊跃捐款，积极支持“工合”运动；一些国际友好人士的慷慨解囊，也为“工合”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38年底，英美各界人士捐助了几百万美元；1940年，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予以支持，还在美国组织了“工合”美国委员会分会。
在中国未沦陷区的游击根据地和大后方，“工合”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到1940年10月，在中国的16个省区建立了2300多个小工厂、工场和矿场，其中有制糖、印刷、炼油、化工、面粉、玻璃、电器、药品、被服、枪械、弹药等小工厂，有铁矿、煤矿等矿物的开采场。它们在沿海大工业陷于瘫痪、被敌人攫取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 是战士，也是记者
当斯诺为“工合”运动奔走，支持中国抗战的经济建设时，他是一个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不顾敌人的威胁、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之中。正如斯诺夫人海伦说的，“我们是以个人身份协助中国打一场反法西斯的战争”。同时，斯诺仍是一名战地记者。从前线到后方，他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黄河之滨，目击和报道了抗日战场的主要战役和战斗的情景，介绍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的实际斗争。他在菲律宾的碧瑶写出了《为亚洲而战》的长篇报道，记述了中国军民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的百团大战期间的战地见闻。其中包括第二十九路军的华北抗战、上海会战、南京大屠杀、武汉与广州的沦陷，日军轰炸重庆；正面战场的溃退、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战力量的发展；介绍了“工合”运动的缘起和发展；重返苏区的印象等。
斯诺又作了历史性预言：“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在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民主、自由的中国必胜。”这表明了斯诺对中国抗战的观察比一般的西方人士（包括驻华外交使馆人员、军事观察员和记者）要深邃得多。他相信中国人民最终能够战胜侵略者。
1939年9月中旬，斯诺重访陕北，再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政治、经济建设状况，军事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威力；也重申了红色的希望。他发现在苏区，尽管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但物质条件有所改善。毛泽东住上了三间窑洞，比在保安时宽敞多了，还多了一点简朴的屋内装饰。苏区的农业也有了发展，做到了食品自给；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卫生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进。
他不仅观察到统一战线中的国共摩擦，也认识到抗战与民主运动的关系问题。他进一步解释了苏区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对时局分析的精辟见解，关于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令斯诺折服。毛泽东预见了日本不会参加欧洲的战争，尽管有三轴心国的协定；而美国将会参加对日作战，英法将以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搞“东方慕尼黑”；苏日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些观点在一般人看来，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后来都成为了事实。
在重庆斯诺听到的国民党方面对此所作的分析，则恰恰相反。蒋介石委员长在谈话中认为，欧洲战争不会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的改变，张伯伦会把中国看作英国在远东的安全堡垒。所以，当毛泽东的观点传到重庆时，引起了重庆各界的轰动。事实是1940年7月，英国对华政策违背了在日内瓦作出的“不采取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之行动”的庄严诺言，封锁了中国惟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后来蒋介石只能大骂“娘希匹”，英国人不是东西，背信弃义。
在讨论德、苏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认为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因其他帝国主义旨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采取的自卫防范措施。而对波兰，苏、德各占一部分，斯诺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却认为有区别，德国是侵略，苏联是为了反侵略，扩大前沿阵地。
在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分析上，毛泽东曾在1936年说过：“到了战争的某个时期，国民党的一部分人会卖国投降，成为日本的傀儡。”这曾引起国民党的不满，但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的事实却使国民党十分难堪。毛泽东的预言被印证了。斯诺认为毛泽东“熟练地运用着辩证法”，“有活泼的想象力”。毛泽东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垮”。
斯诺还认为，毛泽东预言“战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这个论断，“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但是他的这种坦率交底，防止了人们在幻想破灭时产生失败主义的情绪”。“从而帮助全国人民建立起更为耐久的信心”。
4. 别了，中国！
斯诺为了寻找“东方魅力”来到中国，从此真正被迷住了，一住就是13年。没想到当他深深爱上中国，并把中国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为之悲、为之喜，为之倾注心血的时候，却被执政的国民党下令取消了在中国的记者特许证。由此而离开了心爱的中国。
斯诺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关注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部团结。当他了解到国共摩擦的事实后，他有些懊丧。为此，他著文《中国的靠不住的团结》。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他认为“国民政府仍然是独裁性质”，在共产党区域内则是“新的民主政权”。他批评其他观察家，认为“一些一厢情愿的外国观察家，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共产党进行的战时‘民主实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一定要使自己相信：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斯诺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重新解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宣传他们的政策与主张，详尽地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形。他也想尽可能去说服美国当局介入远东，援助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他还是认为中国没有外国的援助是不能收复失地的。但他又认为“死亡之谷将出现大于侵略者的伟大力量”。
1939年9月，斯诺访问延安后五年内再也没有一个西方记者或观察家进入过苏区。斯诺第一次体验到国民党在抗战中搞封锁的严重性。他担心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会使中国抗战力量遭到削弱。对于国共摩擦，国内外记者是被禁止报道的。但到1941年1月，斯诺偏要闯一闯这个禁区。他向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他从新四军后方联络人廖承志那里得知事件的详情。国民党命令新四军北移，过长江到敌占区的安徽省去。新四军及延安方面屡次抗议无效，最后同意过江，按国民党方面指定的行军路线前进。这支队伍中武装人员甚少，多为非武装人员的新四军军部后勤人员、教师、学生、护士、工匠、伤病员。当他们进入茂林地区的峡谷时，遭到隐蔽在附近山头上8倍于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新四军死伤4000余人，幸免于难者甚少，叶挺军长被逮捕，斯诺所喜爱的项英副军长则被杀害了。这使斯诺很伤心，他曾计划去采访他们，还准备和其他“工合”国际委员会成员一起去新四军那里视察，没想到“工合”训练的大批徒工，开办的几个工场，此时此刻都化为乌有。
斯诺气愤至极，不顾重庆方面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向海外发出几则电讯，公开报道国民党封锁新闻、封锁抗日游击队的真相。重庆方面矢口否认发生了任何事件，但另一方面却暗地里对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进行盘查。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则要求其使节立刻作出报告。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则坚持要求刊登斯诺的报道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显著位置登载他的谈话，胡适硬说斯诺的报道纯属捏造，还要求报社编辑公开道歉。结果遭到报社的拒绝，尤其是当消息得到证实后，报社还刊登了支持斯诺的社论。
英国驻重庆外交官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向伦敦报告了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的事实，而且报告了重庆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重庆政府此时才被迫承认发生了事变，但诡称是新四军首先袭击了国军而引起的。驻重庆的西方记者纷纷抗议重庆方面的新闻封锁。重庆政府狼狈不堪。华盛顿则由此停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美财政部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重庆方面未能用纸包住火，被斯诺把“天窗”捅开了，被迫承认了事实。重庆政府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不再明目张胆地进行“战争中的战争”了。但它为此恼羞成怒，积恨于斯诺，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支持了斯诺，派给他一项新的任务：离开中国，到泰国、缅甸、印度去采访。开始，斯诺决定接受任务，准备由此而取道欧洲回美国，2月份到新加坡的飞机票也预订好了。但在临行前他突然宣布取消原定计划，改乘香港至洛杉矶的飞机直接回国。
斯诺怀着愤懑和思乡的复杂心情登上返乡的航班。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夫妻两地分居几年，也该回去看一看了。尤其是较长时间的东奔西跑，给婚姻感情蒙上了阴影。所以斯诺想，如果此时立即回到妻子身边，“爱情和信任的旧根子或许在本国土地上能经过培育而复活”。
在飞机上，他倚着舷窗，噙着泪水，俯视着中国的大地，思绪万千。来时原订只在中国呆六个星期，没想到竟呆了13年之久。从一个寻找“东方魅力”，到中国去“撞大运”的青年，已变成一个成熟、老练、深邃的记者，一个东方问题的专家和权威。
他望着中国的山山水水，想起了宋庆龄在最后一次会晤他时说的话：“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是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他既害怕又希望她所说的也许是对的。“亚洲确实真像我的家了，美国却是极大的未知数。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是呈分裂状态，我的心留在了中国，身体却离开了”。
“我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中国的事业基本上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能自立。对于不顾穷人饿死而继续大摆筵席的富人政府，我反对给予无限制的施舍，这只能助长权贵的专横并延长不可避免的报应的痛苦。但我将永远不再想象我个人能对中国起什么作用，我不过是历史沧海上漂浮着的一粒粟子，这历史有它自己发展的逻辑，我既没有力量去改变它，也没有资格去评判它”。这是斯诺思想上的小结：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对政府的评判，对自我的估价，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再认识。
同时斯诺也流露出对中国的留恋，对美国的生疏之感和对未来的惆怅。他说：“我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将永远留在中国的褐色群山和碧绿的梯田之间——属于那晨雾中朦胧可见的像孤岛似的庙宇，那些曾经信任过我和爱过我的中华儿女，那些曾经供我食宿的一贫如洗却怡然自乐的文明的农民，那些黑黝黝的、衣衫褴褛、两眼亮晶的孩子，那些我所认识的地位相等的好友，那些没有军饷、饥饿的农民士兵，他们的不可思议的自我牺牲精神……。”
“是的，我感到自豪，自己曾和这些人相识，曾在失败时和他们一起辗转大陆各地，和他们一起伤心流泪，并至今和他们具有共同的信仰”。但他又认为自己不可能真正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自己是一个“流落异国的伊实玛利《旧约圣经》中的悲剧式人物）”。
对于未来，斯诺并不是充满信心，“我完全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孤独和厌世的情绪之中。当我离美国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后悔自己的不顾将来了”。他想宋庆龄的话可能是对的，他还要回到中国去。
“再见了，中国，有一天，我还要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