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与“山姆大叔”相聚
1928年带着800美元闯世界的小伙子，13年之后重返故乡时，所有的积蓄也只不过2000美元，并没有像他当年想象的在30岁前发笔大财。此时的斯诺已36岁。他感叹道：“贫穷是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在西方势力残存的东方，没有哪一个白人是真正贫穷的。但是在美国，一个人是否成功是由他所拥有的美元数字来决定的……我把自己的积蓄先后花在了‘战时工作’和一本不赚钱的书以及维持两地分居的家庭生活上。我甚至比初到上海时更穷了，而我在中国赖以生活的‘价值’是无法折合成黄金的。我到底带回家一些什么呢？出来这么多年，我没有任何荣誉可以显示，只有一副被疟疾、痢疾和肾炎伤害过的病体。”
在物质财富方面，斯诺确实没什么炫耀的，但在精神财富方面，他是其他美国人无与伦比的富有者。他的独特的经历、见解，洞悉世界的观察力，使他成为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在旧金山、好莱坞、费城等地，斯诺普遍受到欢迎，名流们纷纷来访。他和妻子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讲，放映电影，谈论亚洲局势。
游荡不定、没有规律的记者生活，加上不会照顾自己，使斯诺染上了多种疾病，身心困顿不堪。从中国战区退出来，正好有利于休养身体，他和海伦来到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大牧场休整了一个多月。每天进行有规律的生活，起床、吃饭、骑马、睡觉，斯诺的体力和精神迅速得到恢复，又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了。
斯诺回到阔别多年的堪萨斯城，亲友们为他设宴接风洗尘。《星期六文学评论》刊登了斯诺的大幅照片，许多刊物要求斯诺撰稿。老关系户《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们要求会见斯诺。老朋友格里汉姆、汤尼、史密斯等前来看望他；久别重逢，叙旧情，谈经历，感慨万千。这一切使“萎靡和倦怠”的斯诺精神振奋起来了。
浪迹异国他乡的游子，增添了关于东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了世界观念。他深深为东方世界所吸引，即使回到故土仍心系远东。然而阔别多年的故乡却变得使他感到陌生，美国对他的远东及世界观点不以为然。在关岛、中途岛、夏威夷，从美国西部到东部，他询问有关战争的军事准备情况，也向他的同胞们报告他的远东见闻。结果，斯诺发现他的远东经历对他的同胞来说，有点像叙述“天方夜谭”的传奇故事；连同他的新闻报道也并未深入这块土地，他们只是好奇罢了。他们在物质高度丰富的美国悠闲自得，满足于目前的生活现状。1941年的民意普查表明，绝大多数美国人仍认为不要直接参加战争。他们只想隔岸观火。斯诺向他们分析战争局势，并在6月份预言：美日战争将在四个月内至迟年内会发生。但美国人不同意他所说的战争即将爆发，甚至只是把斯诺当做同情共产主义的观察家。美国人仍把废钢铁、石油等卖给日本人，他们不管日本人作何用途，只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并心安理得。斯诺的观念却不同，他反对这样做，他问道：“把军事物资卖给日本白痴，让他们用机枪扫射平民，或者把生产的机器卖给其他白痴，让他们用来夺取青年男女的宝贵生命，难道这不残忍吗？难道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获取暴利吗？”
斯诺已与自己的国家之间在思想上不能相互理解，逐渐形成了一条鸿沟；尤其是与美国政界的孤立主义政策主张有了明显的分歧。他从世界观点出发，认为美国不应该袖手旁观远东战场，而应该去帮助中国。他的《为亚洲而战》（在英国出版的书名为《焦土》）是写给英美人看的。它叙述了日本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与困难；洞察了日本的亚太野心，预测远东战局的变化趋势；向美国建议应采取的措施。评论家们虽然认为此书比《红星照耀中国》还要好，但他们只停留在欣赏其作品本身，仅仅是猎取东方新闻轶事而已。《纽约每日新闻》一篇评论文章写道：“斯诺也许了解中国，但他脱离山姆大叔的实际。”
当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斯诺却认定苏德战争不可避免。这个观点对美国人来说简直有点太离奇了！事实是，斯诺评论发表两周后，德国入侵乌克兰。这把美国人给弄糊涂了，斯诺是怎么知道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不宣而战进攻美国，美国人宣战了，世界大战升级，不再只是中日战争或欧战了，美英加入了反法西斯同盟。美国人此时才真正感到需要斯诺。
《堪萨斯明星报》著文，要求人们注意斯诺的洞察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要请斯诺担任新闻分析员；广播记者请斯诺去作形势分析报告；美军空军在挑选有经验的新闻记者为“战略服务处”提供情报服务时，要求斯诺去空军情报部工作，并任命他为陆军飞行团上尉情报官；《星期六晚邮报》要聘他为首席世界记者，前往中国、印度、苏联以及所有的重大战场作战地采访。
这样，斯诺成了“热门”抢手人物，无论斯诺将为哪个部门工作，他都得离开“山姆大叔”，又要远渡重洋。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刚聚首，又要分手，要离开美国，与刚复苏的爱情、家庭又将拉开距离。大战风云呼唤这位阅历丰富、独具慧眼的自由记者。
2. 三晤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是从《西行漫记》和《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的文章中开始知道斯诺的。总统对斯诺在远东的经历十分感兴趣，尤其是斯诺的观察分析性报道的观点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仅阅读斯诺的书，而且还推介它。
斯诺回到美国以后，发现自己与一般美国人在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上颇有距离，他想询问政府的倾向和政策。于是他向总统办公室写信，要求拜访罗斯福总统，亲自聆听总统意见。
1942年2月24日，斯诺到白宫去参加例行的每周举行一次的新闻发布会。当他坐在白宫行政助理韦恩·科伊的办公室等待新闻发布会的开始时，突然得到总统办公室的通知，说总统想会见他。下午，斯诺来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正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会谈持续了45分钟，主要话题是远东问题，特别是中国抗战问题。
在谈话中，总统表现出他已意识到蒋介石的统治缺乏民众的一致与热烈的支持，他希望美国的对华军事援助能有助于中国抗战的社会政治与经济上的进步。斯诺尽可能详尽地向总统介绍了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的情况，并说明了它对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帮助中国达到消费品自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立一些新的经济基础具有直接的和潜在的作用。斯诺还告诉总统，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惟一能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管辖区都可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他请求总统规定蒋介石从美国给中国的贷款中拿出2000万美元用于“工合”生产，以满足维持和发展“工合”所需费用。总统考虑了好一会，认为他不能对蒋介石作这样的规定，但他表示会写信给蒋介石，表明总统本人对“工合”有强烈的兴趣，并要求蒋介石送给他一份关于“工合”发展情况的报告材料。
在会谈中，斯诺还请总统为自己解决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同时受到空军情报部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委任，自己既不敢违抗军方的命令，又极想受聘于《晚邮报》，为此请总统给予帮助。总统非常高兴地握着斯诺的手说：
“你尽管去《邮报》好了，情报部会另外安排人的。如果说这是我的命令，那就是吧。好了，祝你一路顺风！别忘了给我来信。”
斯诺为这次愉快的会见而兴奋不已，他和海伦在康涅狄州梅底逊买了一栋旧农舍时，在房屋特意贴上了罗斯福总统的肖像，以示尊敬。罗斯福总统不仅仅给斯诺留下美好的印象，对待其他记者也一样，这是他的一贯做法。
“他待人像艺术大师拉小提琴一样自如”，他使那些访问他的记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谈话，之后使他们成为可靠的私人通讯员，斯诺也不例外。实际上，当斯诺认真地向总统呈送关于印度、缅甸的报告，要求美国像支持欧洲战争一样支持亚洲的战争时，并没有为总统及其政府所采纳。
1944年，斯诺从战地采访回美国休假期间，于5月26日再次谒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一见面就告诉斯诺，他已向蒋介石写过信，谈到了“工合”的事情。以此表示他信守了对斯诺的承诺，以取得斯诺的再度信任。“工合”的确曾在一个时期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些特别贷款和关心。斯诺的设想和要求基本实现了。
斯诺向总统介绍了苏联、印度、中国等地的反法西斯的艰苦斗争和辉煌胜利，对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谈话中话题又转到中国方面，斯诺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罗斯福则说：他在开罗时曾对蒋介石夫妇说，他们必须设法同共产党合作，一致抗日，不支持中国的任何内战。斯诺认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某种联合，那么在日本被打败以前或日本被打败以后不久，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罗斯福也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他说他已把促进国共双方妥协看成美国的一项确定的政策，并且他告诉斯诺，在3月份，蒋委员长已同意美国派军事考察小组进入延安。总统神秘地对斯诺说，他将派一名政府人员和记者一同前往延安，并有可能留驻在那里。他似乎要使斯诺相信，美国将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结束会谈，斯诺即重返苏联战场。在此期间，他又同意给总统提供有关资料的报告，他给总统写过几封长信。斯诺从苏联采访后又准备去欧洲战场。此时，罗斯福总统刚从雅尔塔回来，带回了雅尔塔协定，满心欢喜地使斯大林同意参加对日作战，并且与丘吉尔、斯大林一起勾画了战后国际格局的雏形。斯诺第二天就写信给总统祝贺。不久，白宫打来电话，说总统又要约见斯诺。
1945年3月3日，在白宫总统办公室里，罗斯福正在审批公文。当他抬头看到斯诺进来时，他面带亲切微笑地伸出他有力的手。罗斯福首先赞赏了斯诺的新书《人民在我们一边》，他说一口气读到半夜没入睡。正当他们谈话时，从中国传回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在重庆与延安之间的斡旋未成功。延安方面给特使的满意答复却被蒋介石“提出的一些荒唐可笑的反对意见”否定了。此时，斯诺了解到，总统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他只是把同中共的合作当做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同时以中共作为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总统也清楚知道中共的势力在不断增长，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在下降，但他不能不要蒋介石。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将军，改派赫尔利的举动足以证明美国的政策倾向。
罗斯福问斯诺对蒋介石的印象如何，是否喜欢或理解他。斯诺曾多次采访过蒋，并作过评论，“不太令人喜欢”。至于是否理解，斯诺说他早在多种场合下作过评价，对蒋的看法依然如故。罗斯福则表示“还看不透”，他说在开罗时一点也不能对蒋介石作出判断，他正期待赫尔利回来后能再告诉一点关于蒋介石的事情。
在谈到中共时，罗斯福问：中共是否是当时人们常说的“只是土地改革者”？斯诺告诉他，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最直接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土地平均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斯诺还进一步评介了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主要是思想上的关系，十年来中共从未得到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并猜测莫斯科能够怎样或愿意怎样紧密地控制中国共产党人，也许通过他们在共同对日战争中的联系可以确定。
罗斯福又问，如果美国一旦给八路军军事物资援助，他们将如何做？如果将对华北沿海地区的军援交给国民党方面，共产党人会作何反应？
斯诺反问道：“假定当我们承认蒋为惟一政府，我们送去的所有物资就必须继续通过他来分配（即使在和游击队打交道时也如此），我们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对不对？”
总统的回答是：“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下去，直到把他们合在一起。”
罗斯福的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斯诺感到颇为费解。总统向延安派出外交和军事观察员，是对独立的共产党政权的事实上的承认呢，还是作为美国在战时对中国抗日援助的真诚表现？
不久，罗斯福总统逝世在其任上，他未能看到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更无法看到中国政局的结果。斯诺为罗斯福之死感到惋惜。罗斯福设想的华北沿海军事援助停止了。杜鲁门总统把美援全部给了蒋介石，美国根本谈不上与延安的合作了。斯诺后来作了假设，如果美国在对日作战中把中共作盟友，就像在共同对希特勒作战中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那样，中共对美国的态度和对俄国的态度恐怕是另一番情景了。
3. 火线采访
战地记者，意味着冒着生命危险的代价去换取新闻。这是一条异常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但斯诺喜欢漂泊的记者生活。他要去追寻大战风云，去观察、描述瞬间变化莫测的战争，用他的笔去歌颂反法西斯战士们和英雄的人民。
对于重返战火前线，斯诺跃跃欲试，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罗斯福愿意斯诺去《星期六晚邮报》而不去军方情报部工作，因为他希望有一个自己信得过的朋友在《晚邮报》工作，以减少这份保守刊物对其家族的攻击。
斯诺整装启程，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反法西斯的盟国——苏联。但苏联对斯诺持不欢迎的态度，因为他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提到苏联时，他的观点刺激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所以苏联迟迟不愿给他签发入境证。为此，斯诺只好请求美国政府疏通关系。后来，罗斯福总统直接关注了此事，直至10月，苏联方面才同意给斯诺签证。
在等待到苏联的入境签证期间，斯诺去了印度、缅甸、伊朗、伊拉克。他再次报道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有两派，一是尼赫鲁，一是甘地为代表。尼赫鲁开明和求实的精神以及对“工合”有浓厚的兴趣，斯诺认为由他来领导印度更为合适。而甘地给斯诺的印象不太好，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利于反法西斯斗争。由于甘地痛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政策，不愿与英军合作抗日，甚至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赶走英国统治者。斯诺认为圣雄甘地可能是悲剧式的人物。后来，甘地被暗杀，斯诺瞻仰甘地的遗体，并为其矢志不移的精神而由衷敬佩。
斯诺又设法去了中国，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到达重庆，作短暂观察。他发现国民党政府仍用美式装备的精兵去包围延安，而不是用于抗日，在经济上的通货膨胀的囤积居奇毫无改变。斯诺认为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不利于抗日，不利于盟国。这次采访中，斯诺更加关注中国的命运。通过这次采访，联系在中国13年的经历，斯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命运决不会按国民党的意志走下去，决不会为国民党所左右；而将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因为共产党最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并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和利益。国共两党，一个腐败无能，一个昂扬进取；一个逆潮流而动，一个顺时而进；最终将是国民党的衰败，共产党的胜利。
战地采访，险象环生，说不定哪天被交战双方的炮弹所击中，或在不可预料的险境中丧生。当斯诺从非洲飞往印度的途中，险些葬身于撒哈拉大沙漠。他乘坐的美军飞机在夜航中与地面失去了联系，飞机的一个侧翼螺旋桨失灵，一时迫降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此时，又有德军飞机在空中巡逻，真是进退两难。飞机在空中盘旋，燃油将尽时，无线电故障排除，取得与地面联系，才幸免于难。危险接踵而至，当他从重庆采访返回印度时，途经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时，其座机遇到在“驼峰”上飞行的一群日本零式战斗机（它们是在此打击中国惟一空中运输线上的运输机、护航机的，以切断中国获取外援的咽喉）。飞机驾驶员竭尽全力使飞机升入高空，利用厚厚的云层隐蔽自己，免遭日机攻击，得以死里逃生。
空中脱险后，斯诺又感染上登革热病（一种急性热带传染病，主要特征是头部和关节疼痛、发热），病痛折磨着斯诺。在病中获悉苏联方面同意给他签证、入境，他喜出望外。病刚好，他顾不上调养就直奔苏联。他从伊朗德黑兰乘飞机飞越伊苏边界，掠过正在激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上空，抵达莫斯科。
在战时的苏联，西方记者的采访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未经当局许可，不能随意采访、参加各种公共活动，甚至不能随便与苏联公民交谈；更不能擅自到战区前线去。记者们很不自由，时有怨言，连电话号码簿都找不到，说是属于军事秘密。这与他们在亚洲的自由旅行、随意的采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尤其是斯诺，他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统治区内自由活动，采访任何他想采访的人和事，提出任何问题都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甚至真正的军事秘密也不例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他也可以进入政府机关，虽不像共产党地区那样自由，但毕竟可以去很多地方。在亚洲，他可以自由地采访，与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甘地等人像朋友拉家常一般，几乎是无所不谈，甚至是个人私事。在苏联，则只有在偶尔的酒会上才能见到苏联高级官员，正式的谈话就很难了；想拜会斯大林就不像斯诺随意进出毛泽东的窑洞那样容易了。斯诺多次写信请求采访斯大林，一直没有回音。有一次偶然机会，那是在大剧院看戏时，斯诺在剧院大厅里与斯大林相遇，可也只是打打招呼并没有交谈。
斯诺和其他记者都抱怨苏联政府对新闻界的各种限制。他写道：“这个国家是这样的不理解那些正直的作为个人的外国记者的善意，对他们的新闻采访设置那样多的障碍，以至于外部世界对于苏联人民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和遭受到的难以想象的灾难不能及时而充分地得到了解”。
苏联人的这种限制做法，有它自己的考虑，那就是战前英美等国企图利用意德日法西斯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当德国进攻苏联后，战争初期对苏联又极为不利。斯诺抵达苏联时，苏联红军遇到德军的巨大压力，斯大林格勒危机，苏联军民正全力以赴力挽危局，进行伟大的保卫战。它担心新闻记者们的报道不利于苏联，一旦处于劣势的战争被报道后，英美等盟国会坐视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而不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夹击德国法西斯，使苏联处于被动孤立的无援之中。另外，苏联政府也不想让新闻记者过早地向外报道苏军的行动计划和军事力量的部署，以防机密泄露为敌军所用。这从以后的记者获准到前线采访可证明。
斯诺三番五次地申请到前线去采访，终于在1942年底获准去斯大林格勒外围采访。此时，苏联红军与德军处于对垒之中，苏军反攻军事部署就绪，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在顿河地区，斯诺就近观察苏德坦克大战达两星期之久，目睹了战争史上的壮观场面。
斯诺采访苏联红军士兵、集体农庄的庄员、军工厂的工人，向美国发出一份又一份战地报道。以他在亚洲的经历和经验去透视战时的苏联，斯诺发现在苏联有类似中国抗日游击战的军民。他歌颂了苏联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莫斯科，他访问了弗拉吉米尔·伊里奇工厂，他发现在这里工作的工人们多为妇女，她们忘我地加班加点生产，她们怀着对德国纳粹的满腔怒火，渴望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祈祷亲人的胜利归来。一位叫伊凡诺夫娜的妇女对斯诺说：“只要希特勒乐意，我会源源不断地把炮弹生产出来，我每造一发炮弹，在前线作战的丈夫就向家园靠近一步。”斯诺非常赞赏苏联人以保卫祖国为己任的高尚精神。
在前线的伏尔加河——俄罗斯民族的母亲河畔，斯诺看到了苏联军民为保证斯大林格勒反击战的胜利而组成的钢铁运输线。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交通中断、桥梁被毁，河面的冰层被炸裂。为确保运输线畅通，战士们冒着零下30℃—40℃的严寒，跳进冰河中架桥；运输车队的司机们为不暴露目标，晚上行车不开车灯，摸着夜色前进；在桥毁不能通车时，农庄庄员们则肩扛炮弹徒步前行；敌机在庄员们的头上呼啸、俯冲扫射，脚下冰块被炮弹震碎，漂浮的冰块被流水冲击打着旋转，庄员们在冰块上跳跃着前进。
一次，斯诺发现三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随身带着一本《西行漫记》，一位游击队员对他说：“在我们的游击队里，只有几个同志过去当过兵，但我们从《西行漫记》中学到不少关于游击战的知识，受到许多启发。而且游击队的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在遥远的苏联，斯诺为他的描写中国游击战术能在这里派上用场而欣喜不已。姑娘们开始还不知道正在采访她们的美国记者正是该书的作者哩。
1943年3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了最后阶段，德国侵略军已成苏联红军的瓮中之鳖。斯诺不愿放弃这历史性的一幕，他决定从莫斯科再度南下，要一睹最后的苏德决战。他坐着一辆四面进风的破旧救护车，冒着零下40℃的严寒，顶风冒雪，驶向斯大林格勒。天寒地冻路滑，老爷车不时熄火。斯诺和其他几位记者冷得直打哆嗦，只能靠互相拳击增加活动量，使身体发热，抵御刺骨的寒风。车到目的地，斯诺满怀热情地采访了英雄的苏联军民、战败被俘的德军官兵，拍下了德军攻城司令鲍罗斯的狼狈相。
斯诺从一名被击毙的德军士兵身上发现了一份德军司令部给每一个士兵的命令：“不要有什么恻隐之心，切忌一切软心肠，战争不能有怜悯和心慈手软。杀！杀死每一个俄国人！杀死每一个苏联士兵！勿论男女老幼，要毫不犹豫，统统地格杀勿论！”这使他想起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实行的南京大屠杀，实行的“三光”政策。原来法西斯的德国和日本同出一辙，都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刽子手。
战火中的苏联，满目疮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伤心泪；大量的苏联人被杀戮，大批的人被送到纳粹集中营；无数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斯诺记述道：
“在近代以来的战争中，从没有哪一个军事魁首像希特勒那样采取这样一种大规模杀灭平民的军事手段。”
4. 超越新闻性的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意、日法西斯由猖獗一时而走向灭亡；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与人民力量增长，共同发起了最后的反击。苏军向东欧各国挺进，英美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纳粹即将寿终正寝，东线战场上日军泥足深陷，中国战区正准备给日寇最后一击。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全面胜利。
1944年6月，斯诺随着盟军的推进，到达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奥地利等地，重访苏联，年底前往欧洲战场。苏联军民全面反攻，人民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由愤怒抵抗到对战争胜利充满信心。在德国纳粹设立的几大集中营（波兰的马伊达内克、德国的达豪、毛特豪森），斯诺目睹了纳粹分子使用过的电刑室、毒气室等机械化杀人场，他拍摄了遇难者堆积如山的尸骨。在柏林，他目睹了第三帝国的最终灭亡，采访了被俘的纳粹特级战犯戈林和伦德斯等人。
从大战的爆发到大战的结束，斯诺一直置身于举世瞩目的风暴地区的前沿，在变幻莫测的战场上，留下扣人心弦的采访足迹，写出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和评论文章。非凡的经历给了斯诺非凡的判断力。他的报道不仅仅限于新闻描述，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深邃洞察力的评论与惊人的准确预测，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他的报道和著作中具有报告文学的显著特色，有旅途遭遇、采访经历、现场描述、历史背景回顾、局势发展综述、力量对比分析，既具新闻时效性、客观真实性，更具有分析的准确性和导向性，突破区域性而具全球性。他的文章和著作使世界各地读者既了解自身又了解世界，从中可一览国际局势。他讴歌正义、鞭挞邪恶，颂扬光明、贬斥黑暗，呼吁和平、反对侵略。
他在报道时注重事件的来龙去脉，注意学习和了解该国家地区的历史、语言和思维特点，因而别具风采，更具生命力。
在追寻大战风云中，斯诺又完成了两部力作《人民在我们一边》和《苏联政权力量的格局》（亦译作《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人民在我们一边》叙述了他在印度、中国、苏联等地的见闻，主要是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德国的艰苦斗争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辉煌胜利，也谈到印度和中国的反日斗争及各政治势力的主张。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告诉人们，印、中、苏等国的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进步事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它在美国的销路较好，成为每月图书俱乐部的畅销书，并被印发到军队官兵手中。获得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西行漫记》。《苏维埃力量的格局》完成于1945年，书中用绝大部分篇幅介绍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实况。同时，斯诺也解释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尤其是对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政策及其影响。他分析了东欧各国与苏联的利益关系，指出它们将在政治上结成同盟，但它们之间又有各自的民族利益。意在说明从德国侵略下解放了的东欧各国既是苏联的同盟者，但又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同一体，它们有各自的独立性。
在此书中也有一章叫“两个中国”，具体地将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对比，他揭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这两党的政策主张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两种命运和前途，中国人民将面临着命运和前途的抉择。他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甚为中国的战后形势担忧。
斯诺善于在对比分析与回顾中预测时局的发展。他在跟罗斯福总统谈话时提到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本身的和国外势力的介入，将有可能再度陷入内战。通过对苏联战场和东欧的观察，他认为东欧的发展趋势将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在对德战争胜利后将转而对日作战。
斯诺走遍世界，同情革命，支持正义，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所以他的新闻分析往往政治色彩较浓。当时，一些英美人士责备中国抗日不力，斯诺则毫不客气地说：“正是中国在那些英雄的年代里曾经单独进行抗战，可以说在这次大战中独一无二地那样孤立无援地作战！从1937年到1940年底，中国不但得不到联合国家的援助，而且它的敌人还能从美国、大英帝国和轴心国得到它能够用钱买来的一切援助。要是中国那时接受日本诱人的和平合作建议，转而反对我们的话，谁责备它呢？而如果中国那样做了，远东的局面今天会是多么不同呀！”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应该忘记我们对中国人民欠了多少债”。
在评论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时，他说：“在十年内战期间，俄国和共产国际给她的物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中共成了马克思主义带有中国特色的产物，牢牢地扎根在中国‘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是给他们以为有力量的国民党政府。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仅仅是共产国际中的支部之间的关系，中共对苏联保持很强的独立性。
在美国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问题上，斯诺说他们“对中国缺乏背景知识”，他向美国人阐述了国共两党对孙中山的拥护和对三民主义的不同理解及在两党的执行过程中的不同结果。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评论中国的两个战场时，有人贬低敌后游击战争，斯诺则指出：“这种批评往往是由于对情况不了解”，“鉴于他们动员了几百万人，似乎他们的战斗效率很低；但是同中国政府那样接受盟国重要援助却躲在安全的基地里无所作为的军队对比起来，他们的战绩是很可观的”。
二次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叫嚣抵制所谓的苏联威胁之时，斯诺同样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战后迫切需要和平，他们要重建家园，并未给西方国家造成安全威胁，他力主美国同苏联和平共处。于是，斯诺在1947年出版了他的专题著作《斯大林需要和平》。
这个来自西方世界的美国记者，不仅仅是一位记者了，他已成为国际事务的观察家、评论分析家和活动家了。同时又是解说员，他为坐井观天、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解说天下大事，教他们懂得别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理解别国人民的要求。斯诺为世界人民了解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个“世界公民”与他的“山姆大叔”的观点越来越不一致了，距离越拉越大，悲剧的序幕也就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