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且”，元本作“儒 ”，朱校同。按：此文不當有“且”字，蓋“ 儒”字涉上下文衍，校者則妄改作 “且”。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此文有誤。日抄引作“自相乖反”。薄葬篇云：“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死〕人之精也，孫曰：“審”下疑脫“死”字。上云：“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與此文正反相應。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于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有”疑當作“右”，形聲相近而誤。薄葬篇云：“雖右鬼，其何益哉？”語意正同。此文乃明墨家右鬼薄葬，自違其術，義無取於鬼之有無也。若作“有鬼”，則與“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之義不相屬矣。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舊本段。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春秋左氏傳出于孔壁，佚文篇說同，恐非事實。許慎說文序曰：“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隋志：“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是左氏傳張蒼所獻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中，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漢書藝文志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許慎說文敘：“魯共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段玉裁謂春秋經。或曰：“春秋 ”二字衍文，非也。三國志魏志劉劭傳注引衛恒四體書勢序曰：“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論語、孝經。”是並未言左氏傳出于孔壁也。劉貴陽說經殘稿曰：壁中古文之數，詳于漢藝文志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也。其分列諸經，尚書家首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九篇。禮家首列禮古經五十六卷。論語家首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經家首列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記不一種。禮家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家有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種皆古文。隋書經籍志稱劉向考校經籍，得此五種記，共二百十四篇，而經典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 “古文記二百十（今脫此字。）四篇。”可證。然春秋家首列春秋古經十二篇，此亦當出自孔壁。說文敘云： “魯共王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總敘處少此種，或文脫耳。說文敘又云：“左丘明春秋傳以古文，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 ”蓋春秋古文經出壁中，古文傳出張蒼所獻。段氏注說文，謂“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說文以春秋系孔壁，恐非事實。”此徒見志上列春秋古經十二篇，下列春秋經十一卷，云公羊、谷梁二家後，列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之傳，意十一卷之經屬公、穀，十二篇之古經則屬左氏。不知孔壁之經，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堅之特重古文也。張蒼有傳無經，即有經，亦以孔壁古文該之可耳。論衡說左氏傳出共王壁中，正見經出孔壁，即傳亦誤歸之矣。若記五種，不加“古”字，文省也。公羊高、谷梁置、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漢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傳何序，疏引春秋說題辭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 ”四庫總目以為“不盡出於公羊高，定為公羊壽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題高名，蓋未審也。”漢志：谷梁傳十一卷，谷梁子，魯人。先孫曰：漢書藝文志顏注云：“谷梁子名喜。”經典釋文序錄引桓譚新論云： “谷梁赤。”又引七錄及楊士勳疏並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孝經正義“淑”作“俶”。）陸□春秋纂例引風俗通亦云：“名赤。”並與此異。暉按：“名俶”，亦見元和姓篡一屋引屍子。作“淑”，形誤。“ 名赤”，亦見前漢記二十五。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獨左氏傳為近得實。漢志：左氏傳三十卷。御覽六一０引新論曰：“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漢志：禮記百三十一篇。注：“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隋志說同，故云：“造於孔子之堂。”“禮記”之目，後儒相承指戴聖所傳四十九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戴所傳大戴禮，及小戴之禮記而言。（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說。王先謙漢書補注、顧實漢志講疏從之。）仲任意指小戴，抑包大戴，今不可知。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與範升相難者，亦乙太史公多引左氏。見後漢書範傳。公羊高、谷梁置、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左傳杜序疏，引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御覽六一０引新論曰：“左氏傳遭戰國寖藏，（四字，經典釋文序錄引有。）後百餘年，魯谷梁赤為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公羊隱二年傳何注：“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公羊大題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母生，乃著竹帛。胡母生題親師，故曰公羊。谷梁者，亦是題其親師，故曰谷梁。”是公、穀雖受經于子夏，（從楊士勳、徐彥說。）而其書則晚出也。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新論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誦讀。”（書抄九八、御覽六一六。）盼遂案：此二語本于桓譚新論。馬總意林引新論云：“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 仲任正本斯文。又案：子政習左氏傳，漢書劉向傳所不載，唯言向治谷梁學而已。恐漢書向傳出自其子子駿之意，故削去左氏之學。君山之言，或反屬實錄也。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升）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先孫曰：“范叔”當作“範升”。下並同。陳元與範升議立左氏博士事，並見後漢書本傳。“升”與“叔”艸書相似，古書多互誤。（後漢書周章傳：“字次叔。”李注云：“叔或作升。”） 范叔（升）尋因罪罷。元、叔（升）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盼遂案：“訥”疑當為“納”，涉上“言”字而誤。後漢書陳元傳：“建武初，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詣闕上疏爭之。書奏，下其議。範升複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此論所謂陳元言納，范叔章詘之事也。言納者，言見採納也。范叔（升）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論語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盼遂案：“返”本為 “反”，涉“違”字而誤沾“辵”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章太炎曰：“以左氏春秋同呂氏春秋者，亦本論衡。案書篇云：“左氏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反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谷梁置、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又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複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據此諸語，仲任固以左氏為傳，且謂勝彼二家。則其與呂氏春秋並論者，特吐言之庇謬耳。”（春秋左傳讀敘錄。）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複選錄國語之辭以實。漢志：“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司馬遷傳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國語韋昭解序：“孔子發憤于舊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攄意，讬王義以流藻。雅思未盡，故複採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釋名釋典藝：“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說文、風俗通引國語“稱春秋國語”，以國語為春秋外傳故也。漢書律曆志引國語“少昊之衰，九黎亂德”等語，稱春秋外傳。隋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賈逵注。”以上諸文，並以國語為外傳者。至所以名 “外傳”者，韋昭謂：“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 ”釋名曰：“春秋以魯為內，以諸國為外，外國所傳之事也。”畢沅曰：“外傳亦有魯語，則此語為不可通。韋說得之。”案：仲任以國語為補左傳之略，則義近韋說。又按：左襄二十六年傳正義曰：“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蘊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為詳。（並見困學紀聞六。）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為六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舉八證以明左氏非丘明，葉夢得春秋考以左丘明為戰國周、秦之間人。以上諸說，不以國語為左氏外傳也。竊以後說為是。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實”，元本作“寶”。舊本段。盼遂案：“實書”疑當作“寶書”。古稱良史為寶書。元刊本作“寶”。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漢志名家：“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列子釋文：“字子秉。”有堅白論篇。莊子秋水篇：“公孫龍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淮南齊俗訓云：“公孫龍析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又詮言訓注：“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為論。”新論云：“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為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為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為色，馬所以為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御覽四六四。）別錄曰： “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過關。”（初學記七。）呂氏春秋高注亦云：“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羅振玉刻古籍叢殘，有唐寫本古類書第一種，白馬注：“公孫龍度關，關司禁曰：馬不得過。公孫龍曰：我馬白，非馬，遂過。”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先孫曰： “三鄒衍”當作“三鄒子”。史記孟子荀卿傳說齊有三騶子，（騶、鄒字通。）衍其一也。暉按：“衍”當作 “子”，是也。“三”疑當作“二”。漢志不見鄒忌書，史記孟荀傳亦只言其以琴幹威王耳。漢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並鄒衍所說。又鄒奭子十二篇。史記孟荀傳曰：“鄒衍觀陰陽消息，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別錄曰：“鄒奭者，頗采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文具難勝。”（御覽四六四。）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注超奇篇。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管子有輕重甲、乙等篇。梁章钜曰：“ 輕重甲篇稱梁、趙，戊篇稱代、趙，皆非其真。”按此文，則以為管仲手著。史記管晏傳贊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矣。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是與王義同。富民豐國，彊主弱敵，“弱” 下舊校曰：一作“威”。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不可〕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疑此文當作“與公孫龍、鄒衍之書不可並言，而太史兩紀 ”。“公賞罰”為“公孫龍”之誤，又誤奪在“與”字上，又脫“不可”二字。若此文有“ 公賞罰”句，則當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賞罰”乃其治術；“ 富民豐國，彊主弱敵”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後言其術，無此文理。其證一。此節乃評司馬遷史記之失，以公孫龍、鄒衍之虛誕無益於治，不當與商鞅、管仲並言。今本作“與鄒衍之書不可並言”，則上文公孫龍云云於義無取矣。其證二。知脫 “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立文相同，可證。日抄引作：“公孫龍、鄒衍書虛誇，與管、商書相反，而太史公兼紀。”雖約舉此文，但可推證此文原謂管、商書與公孫龍、鄒衍書不可並言也。則今本脫“公孫龍”三字，“不可”二字，甚明。太史公紀公孫龍，亦見孟荀傳。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盼遂案：史記張儀傳：“儀說楚王曰：‘蘇秦與燕王謀破齊。入齊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是儀所說與史記蘇秦傳齊大夫爭寵而刺秦者殊遠矣。自以儀說為實也。儀知各審，“各”疑“秦”誤。盼遂案：章士釗云：“各當為秦之誤字。”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史記蘇秦傳曰：“蘇秦詳為得罪于燕，亡走齊，為客卿，欲破敝齊而為燕。其後齊大夫多與之爭寵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若死，車裂臣以□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張儀傳：“儀說楚王曰：‘蘇秦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是于秦之死，兩傳抵牾也。東海張（馮）商亦作列傳，孫曰：漢無張商補史記者。“張商”當作“ 馮商”，此涉上文“張儀”而誤。漢書藝文志春秋家，馮商續太史公書七篇。又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續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 ”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記所書，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據此，則當作“馮商”無疑。惟劉歆言商陽陵人，班固言長安人，仲任言東海人，三說不同。漢代長安屬京兆，陽陵屬左馮翊。後漢以陽陵改屬京兆。長安、陽陵相去甚近，東海太遠，豈傳聞之異歟？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後稷之母薑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後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後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辯其妄。舊本段。

　　新語，陸賈所造，注超奇篇。蓋董仲舒相被服焉，餘嘉錫曰：漢書河間獻王傳云：“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注師古曰： “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通鑒卷十八胡注云：“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與顏注雖異，而意亦不甚相遠。王先謙漢書補註定從胡注，未為不可。乃又云：“史記作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則謂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則純出臆說，未免畫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褥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注明雩、亂龍篇。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元本作“夏郊不之祀”。案：當作“夏郊不祀”。元本衍“之”字，今本後人妄改。 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詳死偽篇。如審雩不脩，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再”疑為“可”誤。以政致旱，宜複以政。複，消複也。政虧，而複脩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複政。順鼓篇引春秋說曰： “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雨。”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脩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亢陽致旱，今雨至而亢陽不改，明變複說妄。旱禍不除，變複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與寒溫、譴告、治期之旨相違。獨為亢旱求福，不為寒溫求佑，未曉其故。如當複報寒溫，宜為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舊本段。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法言君子篇：“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漢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 ”王先謙曰：“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諸書內也。”今按：百二十三篇者，乃上疏條教，非仲任所指。實知篇云：“孔子云：董仲舒亂我書。其後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則知仲任殆指其“說春秋事得失”者。而今傳春秋繁露八十二篇，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總名蕃露，與本傳不相應，或疑其後人采綴而成。仲任謂其不稱子，已見其題曰“繁露”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云，河、漢也；其餘，涇、渭也。文選廣絕交注引“多”作“以”。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臆”，舊誤從“耳”，今據各本正。感虛篇云：“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子云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 北”，元本作“比”。按：作“比”是。“三”當作“ 二”，以仲舒比方子長、子云也，不當言“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實知篇力辟此語之妄，而於茲反信為孔子之言，何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以下文例之，“或”下疑有“以”字。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云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反）孔子。先孫曰：“及”當為“反” ，形近而誤。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篇文。引之者，明“亂”當訓“終”。集解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始猶首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晉書司馬彪傳：“春秋不修，則孔子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並讀“ 亂”為“治亂”之“亂”，非謂樂之卒章也。論語駢枝曰：“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複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複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為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大師職： ‘大祭祀，帥瞽祭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歌。摯為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凡六篇，而謂之 ‘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言‘文王之三'，‘ 鹿鳴之三'云耳。”禮經釋例說同。足證仲任訓“亂” 為“終”之說。亂者，於（終）孔子言也。孫曰：“於”字無義，“於”當作“終”，草書形近而誤。下云：“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 又云：“孔子終論，定于仲舒之言。”並解釋此文。亂龍篇云：“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並其切證。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 “班叔”舊作“盡也”。先孫曰：“盡也”當作“班叔”。暉按：孫說是也。朱校元本“盡” 正作“班”，可證。超奇篇亦見此文。今據正。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離騷“亂曰”，王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魯語亦以商頌那篇之卒章為“亂”。韋注： “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按：仲任訓“亂 ”為“終”，與王逸異。孔子終論，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治龍”亦見上文，各本誤作“始龍”，今依崇文本改。必將有義，未可怪也。舊本段。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見孟子滕文公上。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論，新論也。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或疑“曷”聲誤。謂何能蹈驥跡也。超奇篇曰：“卓爾蹈孔子之跡。”書解篇：“汲汲忙忙，或暇著作？”或亦“曷”之誤。是其比。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韓非子有難一、二、三、四，凡四篇。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者，韓非立義以難之。桓寬之鹽鐵，漢志儒家：“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禦史與諸賢良論鹽鐵事，寬撰次之。”君山新論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論，謂著論者。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 全”當作“詮”。兩傳並紀，不宜明處，“ 宜”當作“肯”。處謂辯證也。薄葬篇：“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以下句例之，知此文誤。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新論曰：（據孫馮翼揖。）“餘為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注感類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江南通志云：“越絕書外傳記卷末有隱語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為米，覆之以庚。”為“ 袁康”二字。書為袁康作也。康臨淮人，字文術，或曰字文伯。其書有經，子貢作；有內傳，吳平作；其外傳與記，乃袁康為之。”袁文術名康，未知何據。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注超奇篇。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 章”舊作“童”。元本作“易章句”，崇文本已校改作 “章”，今據正。文術之鹹銘，孫曰：“鹹”疑“箴”之壞字。盼遂案：“鹹銘”者，“ 函銘”也。枕函、杖函、劍函皆可謂之鹹矣。周禮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鹹。”鄭玄注：“鹹讀為函。老臣杖於朝，有司以此函藏之。”此“鹹銘” 即“函銘”之說也。昔武王有帶銘、杖銘，（大戴禮記踐祚篇。）後漢李尤有經襓銘、（藝文類聚五十五引。）匱匝銘，（太平御覽七百十四引。）與咸銘之意尤近。或謂“鹹”為“箴”之壞體，不如此不破字之為愈也。君高之越紐錄，孫曰：吳君高事見書虛、超奇諸篇。此云越紐錄，即越絕書也。越絕篇敘外傳記云：“以‘去'為生，（按“生”當作“姓 ”。）得‘ 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 ‘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讬類自明。寫精露愚，略與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於邦賢。邦賢以‘口'為姓，丞（與承同。）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楊慎云：“此以語隱語見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 康'字。禹葬之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其曰 ‘不直自斥，讬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以 ‘口'承‘天'，‘吳'字。屈原同名，‘平'字。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按：楊說最塙，然則君高殆吳平之字矣。長生之洞曆，注超奇篇。劉子政、揚子云不能過也。“ 政”，各本誤“攻”，今從朱校元本、崇文本正。盼遂案：史記留侯世家正義引周樹洞曆云：“角裏先生姓周，名術，字道原。太伯之後。”是周樹殆是長生之名矣。又考北堂書鈔卷七十三引謝承後漢書云：“周樹達於法，善能解煩釋疑，八辟從事。”太平御覽卷七十三引謝承後漢書云：“ 周樹為從事，刺史孟觀有罪，俾樹作章，陳事敘要。得無罪。”謝書云“周樹為從事”，與仲任所云“位不至公卿”合，決長生即周樹也。善（蓋）才有淺深，無有古今；孫曰：“ 善”疑“蓋”字之誤。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回、顏方，朱曰：楊州府志：“陳子回、顏方，皆廣陵人，與王充同時。”今尚書郎班固，蘭台令楊終、傅毅之徒，注別通篇。盼遂案：“令”下疑當有“史”字。蘭台令為長吏，史則其屬員，未可混而一之也。後漢書楊終傳：“征詣蘭台，拜校書郎。”傅毅傳：“建初中，以毅為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二人皆未嘗為蘭台令也。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穀永，注效力篇。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 好”當在“其”字下。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云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李斯阿二世，以書對，引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又引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蹠不搏。”見史記本傳。楊子云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方以智曰：“侯芭字鋪子。”惠棟漢書補注說同。並據此文也。俞曰：侯鋪即侯芭，“芭”與“鋪”一聲之轉也。世知侯芭，不知侯鋪，故表而出之。暉按：漢書揚雄傳贊云：“钜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隋志有楊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又案：侯芭字鋪子，疑方、惠說是。 非、斯同門，云、鋪共朝，“斯 ”舊作“私”。先孫曰：“私”當作“斯”，音近而誤。暉按：先孫說是也，朱校元本正作“斯”，今據正。非、斯俱受業荀卿。睹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並肩以跡相輕，句有衍誤。齊世篇：“楊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並肩，故賤其言。”此文“並肩”，意當與同。齊曰：“益”為“ 異”字之誤，“遠”、“術”二字衍。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云反離騷之經。 漢書揚雄傳：“雄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辭載本傳。王逸楚辭章句離騷下著“經”字，並云：“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洪興祖曰：“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己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餘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暉按：洪說是也。據此文，則充亦謂“離騷經”，非逸一人也。蓋當時詞人有此語。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文誤脫，不可讀。

　　六略之錄，萬三千篇，藝文志：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阮孝緒七錄序曰：“劉向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數術略，次方技略。”七略而稱“六略”者，沈欽韓曰：“其輯略即匯別群書，標列指趣，若志之小序，實止有六略耳。”抱樸子自敘、廣弘明集引阮孝緒七錄序、續博志並云，別錄、漢志“萬三千二百（七錄誤作“ 三百”。）六十（抱撲子誤作“九十”。）九卷。”則此云“萬三千”者，舉成數。篇即卷也。亦見對作篇。隋志、舊唐書志、文獻通考，“一萬”並作“三萬”，誤不足據。盼遂案：漢書藝文志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餘嘗實考算之，得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四篇，則仲任所說萬三千篇之數，較相近也。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