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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他们先打算自己生产计算机。保罗·艾伦从小喜欢电子技术，会安装收音机，后来因为设计交通数据处理装置，对集成电路也颇有了解和研究。但是，要制造计算机就非同小可了，那是比一台收音机复杂百倍千倍的装置，而且投资额之大，也不是两个身无一文的年轻人所能筹措的。保罗·艾伦后来说，“最后，我们还是认为搞硬件风险太大，不是闹着玩的。我俩的综合实力不是在硬件上，我们要搞的还是软件。用盖茨的话说，那是计算机的灵魂。”他们只好放弃制造计算机的打算，而仍然利用他们的优势，搞软件开发。

　　但是，这个打算一时仍然没有付诸行动：比尔·盖茨没有从哈佛退学，他上了二年级；保罗·艾伦则在波士顿一家公司工作。

　　比尔·盖茨仍然对他的学业感到茫然，不知道如此继续下去，将来毕业之后会有什么结果。他一心想的依然是开办自己的计算机公司，把全副精力用在最喜欢最愿意下力气的事业上，同保罗·艾伦在前途广阔的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里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然而，他又不愿意违背父母的心愿，放弃在哈佛的学习。他常常陷入矛盾的心情之中不能自拔，在宿舍里一连几个小时面壁作“哲学之思”，试图考虑出一个结果，下决心做出生活中一个极其重大的选择。但是，这样的沉思常常白费时间，他心里的矛盾无法得到消解。

　　他无意中恋上了牌局。这一年，他从集体大宿舍搬到了一间小宿舍，同舍的只有一个同学安迪·布莱特曼。这间宿舍里配有烹饪用具，名叫“卡雷房”。

　　每天晚上，一群小伙子就聚集到卡雷房郑重其事地打牌赌钱，码洋不小，一个晚上的输赢在几百上千美元之间。比尔·盖茨既然不能集中精力去搞计算机软件开发，自然就很容易将热情投入同样需要花费心思的玩牌游戏。他起初技艺欠佳，频频失手，但是他天性好钻研，记忆力和分析力超群，而且具有一种坚韧不拔，事事认真的秉性，不久之后，就成了玩牌高手，牌瘾之大，完全不亚于他的计算机瘾。比尔·盖茨回忆起他玩牌赢钱的经历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牌打得不赖。医学院和商学院也有一伙人经常来玩，他们牌艺不高，我们就提高筹码，让他们输个精光，结果他们再也不来了。而我们那伙人一直坚持到最后。大家水平相当，也就没有多少输赢了。”

　　牌打得很厉害，有时可以持续一天一夜。尤其在输了钱的时候，比尔·盖茨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为了克制牌瘾，他曾把支票交给保罗·艾伦保管，但是仍然无济于事，过了两天他又把支票要回来。于是，他认为不如干脆顺其自然。

　　比尔·盖茨在他后来写的一本书里，就那个时候的生活回忆道：

　　“1973年秋，我进了哈佛。学校里有不少人故作姿态，松松垮垮，让人觉得他对一切漠然视之。因此，第一学年时，我也有意制定了一套行事策略：大多数课程逃课，到期末再猛学一阵。我是想看看我花最少的时间能得多高的分数。这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老把戏罢了。我把其他时间都拿来玩扑克，扑克对我有极大的魅力。玩牌时，你得了解各种情况：谁叫牌大胆，谁已经出过什么牌，谁叫牌和诈牌的方式如何，等等，然后把种种情况综合起来，再根据自己手上的牌决定出牌策略。我精于此道。”

　　住在同一宿舍的学生中，有一个史蒂夫·鲍默尔。他和比尔·盖茨都有一个毛病：喜欢作彻夜交谈。比尔·盖茨玩牌到深夜回房间，总要同鲍默尔“交换信息”，激烈地讨论各种问题。这个鲍默尔也同比尔·盖茨一样，“都竭力想把上课时间降到最低限度，同时又能得到高分”。

　　比尔·盖茨说：“他和我都很少把精力集中在我们的课程上，只是到了临考时，才把关键的书本找来狠狠地啃上一通。我和史蒂夫都曾攻读过一门艰深的经济学课程，即2010年的经济学——那是研究生水平的课程。任课的教授允许大家把全部成绩押在期末考试上，所以我和史蒂夫整个学期都干别的事情去了。直到考前一周，我们才把这门从未涉足的功课拿来猛背几天，结果都拿了‘优’。”

　　这种作风在一定的情况下或许是奏效的。但是到了真正做起事情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比尔·盖茨继续回忆说：“然而，我和保罗·艾伦创建微软公司之后，却发现对于开办公司来说，这种拖拉作风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微软公司的首批客户是日本的一些公司。他们办事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我们只要比计划落后一点，他们就会立刻派人坐飞机来关照我们，像看管不懂事的小孩一样。他们知道他们派来的人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那些人会在我们的办公室里一天蹲上18个小时，一个劲向我们表明他们是如何在意此事。这些家伙真是认真得很！他们会问：‘为什么原定的时间表改变了？我们需要你们解释。我们要知道此事发生的根源。’现在，我们对被迫拖延某些项目的现象仍然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也在不断改进我们的办事作风。有时候我们仍然要拖延某些项目，但是已经比过去好多了。这都得归功于那些严格细心的保姆们。”

　　在哈佛上二年级时，比尔·盖茨继续选修数学，这是他真正喜欢的课程之一。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曾一度想将来做数学家。他在这方面显示出了特殊的秉赋。但是在每次上数学课时，他的表现却有些奇特。据他的同学亨利·莱特说，“他坐在教室里，课桌上连一个笔记本也没有，只用两手抱住脑袋，样子显得十分厌倦。他看老师在黑板上证题，过了半小时左右，便举手说：‘老师，你有个地方不对，让我来给你说说’，常常让老师窘得下不了台。”他觉得给老师挑毛病是一种乐趣，似乎并不顾老师的面子。老师布置的练习题，他只做百分之二十。莱特说，“但那是有分量的百分之二十”。他认为做那些一目了然的作业无异于浪费时间。莱特还说：“我每当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便打电话同他谈上几分钟，他总能使我从复杂的数学难题中解脱出来。他真正是个人物。”

　　比尔·盖茨在哈佛的时候，在数学方面最得意的一次是提出了解决一个数学难题的方法。那是刊登在数学杂志上的难题：一个厨师作了一叠大小不同的煎饼，他要不断从上面拿起几个煎饼翻到下面，最后，使煎饼按大小顺序排列，最小的煎饼在上面，最大的煎饼在下面。试问：

　　假如这里有N个煎饼，厨师需要翻动多少次，才能完成这个排列。

　　数学教授克里斯托斯·潘帕莱米托说：“这个问题看起来不难，做起来却很不容易。比尔·盖茨说他知道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办法比其他人的都要好。他对自己这个办法作了很详尽的解释，我耐心听完了。”他把比尔·盖茨的方法记录下来，并发表在1979年的一期《非线性数学》杂志上。比尔·盖茨的这个解法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突破性进展，其影响至少可以在数学界持续15年之久。

　　比尔·盖茨本来可以按照许多同学和老师的估计，向数学方面继续发展，实现他曾经有过的理想——做一名数学家。可是他看见还有几个同学在这方面比他技高一筹，他素来有一条信条：在一切事情上不屈居第二，因此放弃了专攻数学的打算。他后来说：“我认识几个数学系的学生，他们在数学方面的能力完全在我之上。这个情况使我打消了研究数学的念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你会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也可能取得令人折服的成绩，但我做不到。我一直在想，我没准能够干出一点达到世界水平的事情……在数学方面，我最后认定：即使我面壁数年，搞出点什么东西，谁又会知道呢？所以我一直在考虑数学是否是我能够献身的领域。我面临着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我心里不受任何限制。我曾想学法律，去做一名律师；也曾动过搞生理学的念头，去研究大脑的科学；……或许在人工智能方面有所作为；……也想进行计算机理论研究——总之，我的确还没有下决心到底今后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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