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科学怪杰：鲍林(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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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〇

但是，在其他一些领域里，他却发起了几场斗争，法庭又准备受理他提出的几起诉讼。有几个案子在前几年就已不了了之了。比方说，在他协助上诉的第二个案子中，被告是国防部，这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64年中，最终审定原告根本无资格提出这一场诉讼。　　此外，几宗要求赔偿的案子仍然费去了鲍林不少的时间和金钱，其中有两个案子是鲍林向贝林汉姆创办的报纸和赫斯特报业集团分别提出控告的，最后的结果是庭外解决，鲍林只得到要求赔款的一小部分——3.5万美元，而原先要求数为100万美元。另外有两家报纸，一家是圣路易斯的《环球民主党人报》，另一家是纽约的《每日新闻》，打算与鲍林在法庭上相见。经过多年的准备，两个案子终于开庭审理了。双方在法庭上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唇枪和舌战，最后却以有利于报纸的判决告终。　　鲍林对两案的判决不服，准备上诉，因此，又花了几个月时间与律师交谈，提供证词，搜罗证人等。这对鲍林、爱娃和许多朋友都是一件累人的事。大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乘飞机在各地奔波，一而再三地证明，根据他们的观察，鲍林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决不是共产党员。《每日新闻》一案一直到1965年才结案，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复议不利于鲍林的判决；《环球民主党人报》一案历经波折，拖到1966年才开庭复审，但最后结果无疑仍然偏袒报纸一方。　　不过，鲍林提起的诉讼——或者扬言要诉讼——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时候，他发出威胁，声言要控告报刊业主，报纸往往会发表更正启事或者收回言论和声明。鲍林虽然在法庭上输了，但报刊的老板和编辑总算尝到了鲍林的滋味，要是他们胆敢使用错误的语言来伤害他，他这个人就会不惜工本在法律上与他们周旋。正是由于鲍林这种好斗的性格，一些重要传媒在描绘他的政治活动时，就不得不收敛一点了。　　鲍林仍然不断地与人打官司。1963年，他雇用了里诺市的一名律师，控告《内华达卫报》这家反共小报。该报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重弹布登兹的老调，诬陷鲍林是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1966年，经过几年时间开庭以前的准备，鲍林和迄今他感到最为机灵也最难对付的对手威廉·巴克利一起，走上了法庭。　　§ 巴克利，沙利文，“同伙人” 　　巴克利是依仗一些爱挑衅的自由主义人士和他们的改革起家的。他创办了反映保守派舆论的刊物《国民评论》，表明保守主义也有令人快乐的地方：机警，辛辣，思想深邃，等等。尽管这份杂志的发行量很小（即使在60年代中期，掏钱订阅的基本读者也只有10万左右），但巴克利的影响却比这要大得多：他在公众面前挥洒自如，不时地流露出在耶鲁大学的熏陶下那种特有的尖刻和辛辣，在辩论中可以无情地将对手剖析得体无完肤。因此，到60年代初，他已成为右派的一名首屈一指的代言人。　　从1957年起，鲍林成了《国民评论》最喜欢攻击的目标。鲍林为了征集到许多人在他的第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到处奔走和活动，为此，这家刊物的编辑将他称为“老练的同路人”。在以后的五年里，这家杂志嘲讽鲍林使用了“遗传学胡话”来为他的禁试活动辩解，称他将核试验的危险吹得“神乎其神”，他是一个‘冲了邪的疯子”，是“骗子和说谎者”的代言人，云云。　　鲍林对一切都未予理会。可是，到了1962年7月，他在《国民评论》上读到一篇名为“同伙人”的社论，将鲍林和另外一些人归并为信奉亲共路线的同伙，社论编辑将鲍林污蔑为“苏联政策的吹鼓手”，多年来“利用自己的名誉、精力、声音和文字一而再三地为苏联人献媚和效劳”。　　多少年来，《国民评论》说了不知多少比这还要难听的坏话，但是，这一次，鲍林的态度改变了。1962年夏天，他在白宫前示威后几个月，鲍林在和平运动内部受到一些人日益严重的排斥，这些人将他视作激进好斗的人，认为他的禁试热情过于招摇了。这一次，他对巴克利的冷嘲热讽之所以不能容忍，可能是因为他情绪处于非常沮丧的状态，也可能是因为刚好碰到这样的时机：1962年，他的几宗要求赔偿的诉讼进展顺利，他感到，上法庭似乎是杜绝对他的活动进行歪曲报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1962年8月，巴克利收到了鲍林的律师米歇尔·列维·马塔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要是不在报上为“同伙人”一文作出更正和道歉，鲍林将以“恶劣诽谤”的罪名向法院起诉。巴克利将这封信转交给该刊的出版人威廉·拉什。拉什回函称：“鲍林要是认为《国民评论》对他进行了诽谤，那就大错特错了。《国民评论》杂志谁也不认识鲍林，甚至谁也未曾与他谋过面。”拉什还说，他们的杂志乐于更正任何不实之词。　　几个星期以后，《国民评论》又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社论，标题是“你是否受到了莱纳斯·鲍林的控告？”。文中提到鲍林已经“搬出了他的律师们……看来是要花一点时间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是鼓吹与敌人合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是要诋毁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这篇社论唯恐人们还不能清楚这家杂志的立场，结尾处又严词批评了那些与鲍林达成庭外解决的报刊，称他们“也许是过于懦怯了，不敢奋起反击一位名声很大的同路人企图威胁舆论自由的猖狂举动。” 　　阵势已经摆开，双方律师开始了紧张的准备。1963年1月17日，鲍林的起诉得到受理：他要求巴克利、拉什，还有社论作者、〈国民评论〉高级编辑本哈姆，赔偿100万美元，因为他们的恶毒攻击给他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公开场合，巴克利装出了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国民评论》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观点，捍卫自己不受任何人骚扰的权利，”这一案件公之于众后，《国民评论》发表的一篇社论这样说。“本刊决不会被一个爱打官司的公众人士所吓倒，用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的令人清醒的话来说，此人‘多年来已经证明自己随时准备与共产党合作’。” 　　然而，巴克利在内心深处却惶恐不安。此时，鲍林打官司的成功率还是较高的：他在两个案件中达成了庭外解决，在其他几个案子中也迫使被告收回和更正了有关的言论。鲍林一次也没有输过。《国民评论》是一家小本经营的杂志，如果判下来的赔款数接近于100万美元，那么杂志在竞争中就要被淘汰出局了。单单是涉及到的法律费用就很成问题。　　但是，巴克利认真研究了鲍林所写的文字，最后决定与对方奉陪到底。他与拉什和本哈姆碰了面，认为将鲍林称为“同路人”的根据就是鲍林本人的经历，这与“将杜鲁门称为民主党人是一样的道理”。如果鲍林想在这一点上争论，那么他将随同一批善于论争的高手一起接受这一挑战。　　律师们花了数月时间就技术问题作了精心的准备。等到鲍林即将在案中宣誓忠诚的时候，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正式宣布了——这对巴克利一方是不利的因素——一直要拖到1964年初从奥斯陆归来后，鲍林才能去纽约当着律师们的面出庭了。于是，法律准备的时间又增加了几个月。1965年，一名法官接受上司指派将双方准备的材料分档和清理，致使双方原本希望得到对方背景材料的打算全都落空了。　　这一拖延对《国民评论》倒是有利的。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一起名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的重大诽谤案进行了判决，使美国适用于诽谤的法律依据发生了一次根本的变化。为了保护正常的公开辩论，审理沙利文一案的法官们辩称，评判一个人是否受到诽谤的标准，政治家和其他公众人物应与普通公民有区别。比方说，一家报纸将参加竞选的一名侯选人说成是“笨蛋”，就不算是诽谤——对于普通公民，就可以认为是诽谤——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这样称呼出于“实际的恶意”，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这也得由有关说法的虚假性或故意隐瞒真相的事实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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