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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1762年3月11日，善良的老卡拉在土鲁斯广场被车裂处死。在临刑前，卡拉对他身旁的神父说：“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与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我尤其觉得遗憾。在场的旧教教士们都相信他是无罪的，说他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完全一样。

　　伏尔泰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时，以为卡拉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不由地痛恨这个胡格诺教徒，认为他比亚伯拉罕还要坏，因为亚伯拉罕是奉神之命准备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卡拉是主动这么做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典型事例，留心着这件事的发展。可是随着他得知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也越发地对整件事情发生疑问。无论是卡拉杀死自己的儿子，还是法院对卡拉的判决有误，最终得出的结论，这都是宗教狂热的可怕后果。于是，伏尔泰决定弄清事实真相，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他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说：“为了热爱上帝，请您尽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究竟是狂热引导一个父亲吊死了自己的儿子，还是狂热使八个法官把一个无辜处于车刑。”

　　伏尔泰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到让·卡拉是无辜的。

　　马克·安东尼改信天主教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那不过是天主教的狂热分子捏造的莫须有的罪行。60多岁的老人根本无法吊死年轻力壮的儿子，并且父亲决没有干涉子女的信仰问题。马克·安东尼自杀的真正原因是选择职业上的烦恼。让·卡拉是无辜的，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宗教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是法官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秘密审判，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卡拉无辜的死亡。

　　伏尔泰一旦了解了真相，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沉默，他必须站出来为无辜伸冤。因此他一面救助让·卡拉的遗属，一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关系、金钱以及自己手中的笔，与他愤恨的宗教狂热进行斗争。

　　卡拉的两个儿子逃到了瑞士，女儿被送进了修道院，只有卡拉夫人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广袤的世界上，没有面包，没有希望，悲惨的结局使她极度忧郁”。有人劝她去巴黎向国王申诉，而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父母当初正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从巴黎逃走，在她的想象中，巴黎比土鲁斯人还要可怕。但是为丈夫报仇的责任使她克服了恐惧。她去往巴黎，一路上饥寒交迫，到达巴黎时，她几乎要死了。幸运的是，她在那里得到了伏尔泰朋友的同情和帮助。

　　伏尔泰开始发起为卡拉昭雪的活动。他给许多地位较高的朋友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以获得他们对他的支持。他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其中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律师。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这正是伏尔泰所希望的：“在法庭判决之前很久，公共舆论已经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

　　在其后的4年中，伏尔泰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将为卡拉一家伸冤当作他的一件大事。他说动了旭阿素公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和凯塞琳女皇为之声援。1763年2月3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一家人无辜”的结论，并坚决要求当地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审讯。为了这件工作，伏尔泰花费了很多的心机。他认为，为卡拉进行的辩护不应搞成对土鲁斯法官的控诉，不要指责土鲁斯的法官，只能说他们是执行法律，卡拉被判有罪，而证据却不充分确凿。

　　虽然法官有很大责任，但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直接与法官对抗，比较易于与巴黎高等法院结成统一战线。但事实上，虽然伏尔泰想的很周到，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卡拉案推翻就等于是公开指责土鲁斯法院的法官。因此，伏尔泰的这项工作很难进行，有些狂热教徒甚至主张，与其让八位法官承认错误，修改判决，不如宁可车裂一个无辜的加尔文教徒。另外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因为法官人数多于卡拉一家的人数，因而卡拉一家应当为保全法官的荣誉而牺牲。对此，伏尔泰愤怒地指出：“他们有没有想过，法官的荣誉和别人一样，在于补救自己的过失。”

　　伏尔泰下定决心，至死不放弃为卡拉伸冤的事业。

　　在伏尔泰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们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复审了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尔塞宫举行国务会议，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作了卡拉案件的报告，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对土鲁斯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处让·卡拉的理由。国王表示赞同这一决议。

　　在为卡拉一家申冤报仇而四处活动的同时，伏尔泰也在进行《论宽容》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概括了对卡拉事件的看法，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伏尔泰不仅批评天主教的狂热分子，而且批判宗教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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