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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第二章　伯里西人与妇女解放运动

　　1920年7月28日，甘地宣布他将在8月1日公布不合作运动，并将这天之前的一日，定为禁食祷告的日子，作为开展这种运动的准备。他所怕的，并不是政府的暴怒，而是人民不可驾驭的革命浪潮，所以他倾尽心力，以求维持印度人民当中的秩序和纪律。他宣告：“有效的不合作运动完全依赖于完密的组织。纷乱是由愤怒而生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暴动。

　　就我们的情形而论，如果暴动，便是开倒车，并无谓地牺牲了无辜的生命。因此，驾于一切之上的还是秩序的维持。”关于不合作运动的策略，甘地和不合作委员会远在两月之前已确定了几种方法：

　　1．辞去一切勋位和荣誉职衔；
　　2．不参与政府公债的募集；
　　3．律师停止执行任务，一切的讼争皆以私方的仲裁方法解决；
　　4．公立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必须一致对这种学校予以抵制；
　　5．抵制官方的改良会议；
　　6．不参与政府的党派和其他公务机关的工作。

　　按辞意，“沙”谓自己，“德希”谓国家，联用即“国家独立”的意思。但是不合作运动者却常常对它加上一种狭义的解释，因而只含有“经济独立”的意思。

　　这种程序的相对部分，应当以一种能够对将来建设新印度有所促进的方案来完成它。这种程序规定了他们在第一步应做的事。在这里，应当敬仰他的审慎的智慧，因为他用和平的方法，挽回了印度革命的怒潮，这种方法，是欧洲的革命者从来所不用的。

　　他并不是图谋目前实行“文的反抗”，他知道“文的反抗”的意义。它的意义，他早就在多罗那边认识了，而在他的文章里面，也曾引用过多罗的话。关于“文的反抗”和不合作运动的区别，他很费心地作了阐明。他说，纯粹的不服从法律，并不算是“文的反抗”。“文的反抗”是图谋反抗法律，破坏法律，惟有精选训练的人才能做到，而不合作运动则只是一种民众运动而已。他的意思，是要准备印度的群众，起来反抗法律，但是他们必要渐次经过训练，才可做到。但在目前，群众还没有训练成熟，所以在对他们的自信力尚未有确信之先，他不愿轻易放纵他们出来反抗法律。因此，他便提倡不合作运动，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工作，并不包含抗税运动。

　　在1920年的8月1日，甘地用他辞去勋爵的信，作为发起不合作运动的信号。这封辞去荣誉的信，是寄给印度总督的：

　　“我把下列的三种勋章归还给你：(一)王头金章系前任总督因我在南非洲所做的慈善工作而赐予我的；(二)苏鲁战章，因我在1906年为印度义勇救伤队的官职而赐予的；(三)波尔战章，因我在1899年至1900年波尔战争中为印度义勇护伤队的副监督而赐予的。我这样做，心中并不是毫无苦衷的。”

　　甘地在叙述般遮布地方所发生的惨案和哈利发运动发生的起因之后，又接着说：“我对于这个一错再错，以袒护它的罪恶的政府，断不能再有什么尊敬和爱护政府一定要有悔过的日子。因此，我起来提倡不合作运动，这运动是那一般要与政府断绝关系的人要实行的。而倘若没有暴动发生，则它将使政府收回它的成命并痛悔它的错误。”

　　末了，甘地又添上了几句“盼望总督能秉公决断”的话，并说他要召集几位民众公认的领袖，来开一个会议，共同商量。

　　甘地的动作立刻便有影响。很多文官都跟着他辞了职位，学生也离了学校，官府和学校都是人去楼空。

　　全印度国会于9月在加尔各答开特别会议，以大多数的票数表决，赞许甘地的主张。甘地和他的友人毛拉拿沙科特阿里同游全国，在各处都受到极热烈的欢迎。

　　在甘地的一生中，最能表现出他的领袖本领的，莫如在他从事运动的第一年。在这一年中，全国暴动的空气已蕴酿成熟，只要稍受煽动，立刻便可爆发，他要把它挡住并挽转。甘地惧怕和厌恶群众的暴动，比厌恶什么别的东西还要厉害。他以为群众的统治是印度最大的危机。他仇恨战争，但是他宁愿有战争而不愿有狂暴的群众暴动。他说：“假如印度必须用武力来夺得她的自由，那么，我们就用有秩序的武力即战争来夺得，而不用群众的革命。”甘地对于一切的示威和群众大会，都表示厌恶，就是对为庆祝一些可欢庆的事情而开的集会，也莫不如此。因为在一个充满了喧闹和纷乱的群众运动中，极剧烈的暴动可以因无理的事情而暴发。因此，他再三主张保守严厉的纪律是必要的。他说：“从混沌的状态中，我们必须寻出秩序来，我们要引用公民的法律以代替群众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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