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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这个眼光明确的神奇人，他具有完善的意识。这种意识，是和那创立宗教式的制度以管束人们的灵魂的欧洲伟人相等的。凭借这种意识，他授给人们以引导群众大会和群众运动的详细规律。

　　他说：“一个大阻碍，便是我们不注重音乐，音乐便是节拍，便是秩序。很不幸的，在本国中，音乐是少数人的专利物，而从未普及全国我要使大家正确地合唱国歌也会变成为强制性的行动。”

　　甘地还有其他的建议。他说在组织大的民众运动的时候，应该不让未受训练而自动加入的人参加。做首领的，应当是一个最老练的人。自动参加的人，应当各怀一本普通纪律纲要。他们应当分散于群众之中，并熟悉传播命令的种种旗语和笛声。全国的信号应当规定，并在一定的时间内举行。群众应不准进火车站，并在大路上为路人和车马留路，不应当携带孩童到群众活动中去，等等。

　　换句话说，在甘地所领导的浩瀚的群众中，他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奏乐的领袖，但是在这个群情愤怒，只要稍受鼓动，便可无意识地盲目暴动的时候，却有一派政治领袖，执意暴动。

　　在印度有很多高尚的人，相信印度的独立，惟有暴动才可夺得。这一派人不明了甘地的主义，也不相信他在政治上的效力。他们要求暴动，要求直接的行动。

　　甘地收到了很多同样的信，敦促他停止主张不暴动。

　　更糟的，还有一些人含着讥笑的意思，说他的不暴动主义是一种假面具，并且说时候已经到了，这假面具应该丢在一边，而发出战争的暗号。甘地含愤地回答，并含愤地讨论所有的辩词。在连续的几篇美丽的文章中，他责骂用剑的主义，他否认印度的经典和古兰经有赞许暴动的话。在任何宗教的教义里面，都没有暴动的成分。耶稣是不抵抗主义的王子，季达经里面并没有讲说暴动，而是说我们应当完成我们的责任，就是连生命都牺牲了也值得。对此，至少是甘地有过这样的解释。因为人并没有创造的权柄，所以他就连那生存着的最小的动物，也没有权利去毁伤它。所以一个人对于任何人，都不应当仇恨，就是他是一个作恶的人，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是教我们去纵容罪恶。

　　譬如台爱将军，如果是卧疾，甘地必然会去看护他，可是倘如他自己的儿子无廉无耻地胡闹过日，他一定不会继续供给他。反过来，他还说：“因为我对他的爱，使我不得不断绝供给他一应的使用，虽然这或许要致他于死，也是无法的，”因为无论何人，都没有用武力来强迫他人做善的权利，“但是他有必要用离开他的方法来抵抗他，而不顾及这种方法的结果如何，假如他已悔过了，便应当开怀接纳他。”

　　当甘地约束暴动分子的时候，他同时也鼓励踌躇的人即速决定。对那疑惧不决的人，他鼓励他们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种事是不用直接的动作而能成功的。我不用‘消极的抵抗’这个名词，因为它的意义并不完全在南非洲，我们不是宣传了直接行动么？斯末资将军不是因为这种宣传那么剧烈而受感动么？耶稣和释迦所宣讲的比较大一点的教理是什么呢？

　　是不是慈爱二字呢？可是释迦无所惧怕地领兵入敌营去制服一群高傲的僧人，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逐出兑换金钱的人，并从天上降下灾祸于伪善者及法利赛人，可不都是直接的行动么？他们涤除污朽，一举一动之中，都表示出不能错误的仁慈和恩爱。”

　　甘地同时也请英国人放开量度。在1920年10月27日，他致信在印度的英国人，他用“亲爱的朋友”称呼英国人，并申明他曾经做过他们的忠实的朋友30余年，但是因为政府的负约，才把他对政府的好意的信仰打消。他恳求他们对于政府负约的事，设法补救。他说他对英国人的勇敢和其他民族的勇敢精神，尚有信仰。他说：“在战场上的勇敢，印度人是不能做到的了，可是心灵上的勇敢，还有我们的份。不合作运动的意思，无非是要训练牺牲的精神，我希望由于一己的受苦，能够使你克服。”

　　在运动初期的四五个月中，甘地并不想由于不合作运动而使政府陷入瘫痪，他的意思是想要求确定基础，建立知识上、道德上和经济上都能独立的新印度。

　　他用沙德希这个名词来表达印度经济独立的意思，这个意思只能是沙德希的狭义的、物质上的解释而已。

　　印度应当避免奢侈，应当受难而无怨。严厉的纪律是道德的必要的护卫，国家的健康和品性，都会因之而受益。甘地第一件要作的事，便是除去印度的酒毒。各地应有戒酒的团体组织，欧洲的酒一概抵制，酒商也都应当把卖酒的执照呈出。他在1921年3月23日致商人的信中，他恳求他们停止售卖酒精，在1921年6月8日致稳健派诸人的信中，他恳求他们帮助他作成这件事，虽然在别的事上，意见不能一致。同时，他还提倡禁烟，禁其他麻醉品，及其他药料的运动。全印度都响应他的请求，拒酒的运动，如潮水般地遍地而起。这种热烈的运动，使甘地不得不反而设法禁止群众劫夺酒店里的货品，并强迫酒商关闭店门。他对群众说：“你们断不可用武力来强迫他人作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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