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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因为改良主义是和沙德希的精神冲突的。”按照逻辑推论起来，这种学说的结论，便是输出一国的思想也和输出货物一样是有罪过的，这的确令欧洲的人要惊奇了。假如印度在历史上曾受过痛苦的屈服，这是因为祖先和埃及、罗马通商所积下来的罪过，而且这种罪过，又是代代相衍下来。任何国家，或是任何阶级，都应当尽忠于它的本职，生存在自己的资源中，并遵从自己的习俗。他继续说：

　　“我们应当防止和那些风俗习惯与我们不同的人发生亲密的关系。我们应当不和那些理想和我们不同的人混杂各个人都是一条小流，各个国家都是一条大河。他们都应当澄清明洁地跟着自己的河道流去，直至流入了‘拯救’之海，才相混和。”

　　这是卡勒尔加尔的国家主义的凯歌，是最狭义和最纯粹的国家主义的凯歌。老住在屋子里，关起了四面的门，不变更什么，什么都保持原状，什么也不输出，什么也不买入，只是提高和清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真是中世纪的僧人的福音！像甘地那么豁达的人，也把他自己的名字和这种福音发生联结起来了！

　　可是在这本福音中，也有很伟大和美丽的话。不要报复，“过去的让它过去；过去的不可挽回来。它属于永远的时光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挽回来反对它。

　　不要用报复的手段来责罚以往的不公平和过失。请让已死的过去埋葬它自己的尸体，只在这生存着的现实中做事，心在里面，上帝在前头。”

　　这部书，从头到尾，都充满着一种冰河里的寒洁的气味。

　　泰戈尔的迷惑若从这种反动的国家主义的迷梦上解释，便可得到它的原委。这种反叛时代潮流，把自由的灵魂囚入笼中，并焚毁一切和西欧连接的桥梁的信徒，当然是要把他斥退的。可是实在说起来，甘地的主义一点也没有那种意思。这点可以从他答复泰戈尔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他说：“沙德希是一种传播给世界的消息。”这样，世界还是存在的，甘地并没有忽略它，而且也未曾反对改良主义。他说：“不合作运动不是针对英国或西欧人的反抗。我们的不合作运动是针对物质文明和因物质文明而产生的贪婪和侵略弱者的反抗。”换句话说，便是反抗西欧的误点，因此，西欧也将因此而得益。“我们的不合作运动是我们自己中间的一种休退。”一种暂时的休退以使印度能把自己的力量集合起来，然后才将它奉献给人类，为人类服务。“印度应当先学习生存，然后才能为人道而牺牲生命。”甘地并不禁止和欧洲合作，不过他要欧洲顺从他为人类设立的理想后，才能够合作。

　　泰戈尔对这种文章特别易受刺激，因为甘地在设立各自的学校时，已有一种竞争发生，而这种竞争，是他们两人都想设法消除的。在1922年2月9日，甘地在《印度青年》上发表一篇文章埋怨一位记者错引了他的话，使人觉得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好像是批评泰戈尔的学校一般。甘地阐述了他对泰戈尔的学校的敬意，并有点滑稽地说假如他要决定那一个学校为更好的话，他一定选泰戈尔的学校而不选自己办的学校，因为两个学校比较起来，泰戈尔的学校从创办历史上或智慧上都可说是大哥。但是甘地说：“请泰戈尔信徒们留心甘地那所学校的发展！”

　　甘地的真主主义比他所认许的福音里面所叙述的要广泛得多，仁慈得多，普遍得多。可是为什么甘地把他的名借给这本福音呢？为什么他让他的宏大的理想囚禁在一个印度神权国的狭小的囹圄之中呢？要提防的是信徒们，他们愈纯净，便愈有毒害。这时人们呼吁应该保护甘地，使那些只懂得他一部分理想的朋友，不至于损坏他！在把他的理想写成教条的时候，他们常破坏它的和谐，而这和谐正是他的生存灵魂的真正的福音。

　　实际上，甘地的精神，也和泰戈尔一样，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甘地是一个从他的宗教和情感出发的世界主义者，而泰戈尔则是一个智慧上的世界主义者。

　　甘地并不排斥任何人参与祷告和履行日常的职责，正如那第一班基督教徒不分别犹太人和异班人一样，同时都接受了同样的心灵上的规训。这正是甘地所想做的，而这也是他的狭小处。这种狭小，并不是说他的心，他的心和基督的心一样的宽大；他的狭小，只在于他的智慧上的偏狭精神。甘地是一位中世纪的世界主义者，人们一面尊敬他，而同时又一面明了和赞同泰戈尔。但是，还不止于此呢。在他身边的门徒，最少还染有一点他的伟大气质；但他的门徒的门徒呢？

　　甚而至于其他的人士和一般的民众呢？等到主义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已成了一种暗味和破碎的回声了，他们吸收不了什么真理。很不幸的是，他们所看得到的主义，不过是那主义的最粗和最物质化的形式，仿佛是一种主义教他们通过纺织期待自主的降临。这是一切程序中最消极的一种，这是原始未开化时的方法。

　　泰戈尔看到这班宣传不暴动的信徒却自己暴动起来，甚至于甘地也不能绝对地不暴动，便不免有些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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