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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因此，在1922年的2月6日，《印度青年》报上便有一篇最奇特的文章出现。这篇文章是甘地的认过书。他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贬责他。他说：“上帝对我的慈爱，是很浓厚的。他已经警告我三次，说印度尚未有一种诚实和不暴动的空气，不能实行反抗，因为唯有那种空气，才可认许我们的反抗，这种反抗，只有‘文’的一字足以形容它，而‘文’字的意义是温存、诚实、谦卑、聪慧、坚决和慈爱，毫没有犯罪或憎恶的意味。第一回的警告是在1919年，正当罗拉德案的暴动初起的时候。亚米达巴得，维兰甫拉格和克达都走错了路途。我反身走回来，并称它是一回希马拉雅似的失算。我在上帝与人的面前，责备自己，并不单是停止群众的文的反抗，而且我自己的第二次上帝乃由于孟买的事变给我一回可怖的警告。他使我自己亲眼看见我宣告，我已决定停止将在巴多利地方实行的民众的反抗运动。这回的事，较之1919年的事必定要受更大的责罚。但是这只是使我好，并且我相信印度一定会因此而得益。

　　因反抗运动的停止，印度正可表现出她是拥护真理和暴动的主义的。但是最痛苦的责罚仍是免不了的上帝由于绰里绰拉的事很明显地说出了他的旨意当印度自称为不暴动，并想通过暴动的方法达到自由的宝殿的时候，民众的暴动，就说是对于剧烈的刺激而发作，也是一种不祥之兆我们想要采用不暴动的方法求自治，那么，我们一定要先表明我们能用不暴动的方法来镇压国中的暴动分子。因此，不暴动的不合作运动者惟有等到能管束印度的胡利冈——暴动分子时，才能够成功。”

　　甘地便于2月11日在巴多利把他的怀疑和困难的缘故，告诉了国会的常务委员会。他们并不完全同意，可是甘地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和他一样地受同僚们的谅解和宽恕。”

　　他们同情他的疑惧，并像他所请求的，应许暂停反抗命令并同时催促一切的组织都应培养一种不暴动的空气。他说：

　　“我晓得我这样猛烈地全盘推翻这进攻的程序，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来，是不对的，是无意识的，但从宗教上的立场上看起来，却是正当的。由于我个人的责罚和认过，印度全国必将得到利益。我所要求的唯一的效果是真理与和平。那些超过常人的权力，并非我所能得到的，而我也并不想要。我所有的能腐烂的肉体，也和那些最薄弱的兄弟们所有的一般，因此，我当然也免不了有过。我所能服务的，也必然有很多的限制，但是至于现在，上帝还要赐福于我。”

　　他又说：“因为承认自己的过失有如是一把扫帚扫去了表面上的尘埃，使它清洁和明净，我因为我的认错，而觉得更有气力。并且我们的事业，也一定因后退而兴旺。没一个人，在他走错了正路后，仍然固执地前进，还能达到目的地。有人说，绰里绰拉的事不能影响巴多利这一点我的确是相信。在我的意见中，以为巴多利的人民是印度中最和平的。但是在印度的版图上，多巴利不过是一小黑点而已。除非是其他部分都完全和它合作，否则它一定不会成功如果有一厘信石放入一罐牛奶中，那牛奶一定不能供作粮食。因此，绰里绰拉的致命的毒质，也使巴多利的文雅化为无用的了绰里绰拉之可代表印度，也无异于巴多利。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激怒的象征。在文的反抗进行中，应该没有愤怒的存在。文的反抗是一种为沉默而就难的预备。它的效果虽是温和和不可骤然感觉的，然而的确是可惊的绰里绰拉的悲剧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手指。它指明如果不十分细心，印度便会容易误入歧途。假如我们不愿意从不暴动中生出暴动来，那么，很明显，我们便应该后退而重新创立一种和平的空气，并在我们不十分相信反抗运动进行后，虽有政府的挑拨，也一定没有暴动发生之前，我们就不该想开始进行文的反抗的步骤请让反对我们的人因我们的责罚，即一般人所称呼的失败中得到荣耀吧。我们宁愿人说我们是怯弱的，而不愿因否认我们的誓言而干犯神灵。”

　　甘地还想赎回他人所流的血：“我一定要清洁自身。我应当使我自己成为一种更合适的仪器，足以测量在我心灵四周的空气的最微小的变动。我的祷辞一定要有更深的真诚和谦逊。由我看起来，禁食是一种最可清洁我自己的方法。若为使真我更完全地表现出来，并为使个人的灵魂战胜他的肉欲而禁食，则禁食在个人的进化中，是一个最有力的因素。”

　　这几句话，铭刻着他对人民的一切的情感，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神秘的力量！

　　甘地接连禁食五天。他不要他的同辈都跟着他这样做，他应当责罚他自己。他说：“我所处的地位，正如一位大夫，已经收纳了一个危险的病症，而想不出法子来医治他一般。我只好剥夺我的职位。”他的禁食，一面是为他自己的忏悔和责罚，一方面也是为责罚那说出他的名字来犯罪的绰里绰拉地方的暴动者。

　　甘地虽然情愿自己受难，但他仍劝他们都应自动地向政府自首。因为他们已经伤害了他们所要服务的事业。

　　他说：

　　“我愿意自己受种种屈辱、苦楚，永远的流刑，或至于死，以使不合作运动不至于暴动或不至于成为暴动的先驱。”

　　他又说：

　　“在人类的心灵上的进步史中，要找出几页像这样的伟大的举动是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举动，在心灵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可是如果当作一回政治上的运动看起来，那会使人羞愧得很了。甘地自己也承认说：“在政治上的策略看起来，是不对的，是无意识的。”他把全国的力量都集聚起来，提心喘气地等着做成那已经规定了的动作。他举起了他的两手，想下动员的命令。可是在最后的一瞬，他竟放下了两手，并命令这架已经活动的机器停止运动。

　　因此，当国委会于1922年2月24日在德里开会的时候，甘地的主张被否决。巴多利常务委员会在11日所表决的议决案都不经讨论也不加追认。不合作运动者因而分裂成二个营垒，甘地主张在文的反抗施行之前，人民应该有更安全的准备，他并呈出了一种建设性的计划。但是有很多会员忍不了这么迟缓的独立运动，而反对停止文的反抗。他们说甘地的方法是阻止全国的热情。还有的提议要责罚常务委员会，并主张取消它的表决案。可是在会议结束时，甘地还是胜利了。但他自己，已难受得厉害，因为他晓得大多数激进份子都不是真诚地帮助他，他晓得那投票帮助他的人有不少背后说他是“狄克推多”。他也彻底知道，他已不能反映全国的情感，并在1922年3月2日，凭借他大无畏的至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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