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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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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这段轶事非常感兴趣,其实,叔本华所遭遇的一切除了表明他“生不逢时”之外,决无其他意义,更不能丝毫有损于他的伟大的天才,他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在一定程度上,叔本华比黑格尔更加伟大,前者是一位创始人,而后者是一位集大成者,众所周知,在当时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叔本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挑起非理性主义的大旗,始终不改其志,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魄力,还有何等的“不凡”。西方非理性主义就由此揭开了第一页。再者,是非自有公论,历史评价一切或许是最公平的,在叔本华的晚年以及在他死后,其思想才开始为世人认同,才开始发生影响,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叔本华的思想丝毫不逊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思想。 天才生不逢时是世上最大的悲剧。叔本华是这些悲剧中的代表作。 尽管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但在实际上他和普鲁士政府的关系并不是很协调的。 在柏林时期,黑格尔的思想已经非常保守,也越发不赞成革命行动,这在黑格尔1821年6月致尼塔麦的信中可以反映出来:“我一方面是个胆小的人,另一方面,又喜欢平静,每年看到起场暴风雨,真不舒服,尽管我相信一场大雨顶多有几滴打在我身上。” 普鲁士政府聘请黑格尔到柏林大学任教,原本是想利用黑格尔来抑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倾向,可是当普鲁士政府不断加紧镇压学生运动,疯狂逮捕,搜查大学师生时,虽不赞成革命行动的黑格尔却对他周围的思想上比较激进的青年大学生深表同情和支持,甚至不惜承担风险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青年学生而四处奔走。因此,黑格尔本人后来也成了官方怀疑的对象。普鲁士的王太子甚至当面指责黑格尔,说黑格尔的学生甘斯在课堂上宣扬共和主义。 黑格尔喜爱音乐,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听音乐会,这一兴趣终生未减。 有趣的是,歌德的学生、语言学家、出版家帕蒂提到,有一次,莫扎特音乐演奏会结束了,黑格尔以钝拙的言词表达自己实在满意,引得乐队指挥史莱因后来对帕蒂说:“这一来,我算喜欢这位口吃的哲学家了。” 1819年,少年音乐家门德尔松,从外地演出载誉归来。小门德尔松是著名启蒙哲学家,犹太人莫泽斯·门德尔松之孙,其父柏林银行家经常为其举办家庭星期日音乐晚会,招待上流社会,文化艺术界人士,黑格尔、大洪堡,梅林姆均为常客。 黑格尔在他适意的地方,他的社交总是很朴素而不单调,又很愉快。在柏林,除了门德尔松家之外,瓦恩哈根恩泽、法伊特这几家都是黑格尔经常出入的,他在那里接触学术文化界人士以及一些政要教会人士。在晚会上,黑格尔始终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欢畅的、健谈的客人,人们都感到少不了他,对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愉快的回忆。 1820年10月,黑格尔完成《法哲学原理》手稿,这本著作于呈送检查官一年之后,得以出版于柏林。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实行王位继承法的君主立宪制是所谓最好的国家形式。他对贵族作了重大让步,另一方面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法的观念,为温和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进行辩护。这本书是资产阶级向贵族阶级妥协的纲领。 《法哲学原理》一书出版时,黑格尔给普鲁士王国总理大臣写了一个附函,说明这本书出版的宗旨。 附函中,黑格尔说他的著述的宗旨在于:证明哲学是和国家性质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和谐的,是同普鲁士王国有幸在英明政府与阁下的贤能领导之下,已经取得的和继续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谐的,而我本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为此感到无上的光荣。 阿腾斯坦大臣复函黑格尔,赞赏新著,称他为“普鲁士复兴的国家哲学家”。 在《法哲学原理》一书序言中,黑格尔对哲学有两段极为精采的论述: 其一为: 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过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 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么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之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在其中人们可以随便想象任何东西。 随后,黑格尔很幽默地说: 这里就是罗陀斯(《伊索寓言》上说,有一个人自吹在罗陀斯跳得很远,别人听了不信,叫他当场表演。),就在这里跳吧。 这里就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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