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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黑格尔初到柏林时，歌德对光学最感兴趣。歌德把牛顿的理论，斥之为“最愚蠢”的理论，“最坏的形而上学”。和牛顿相反，歌德认为阳光不是由诸种不同的颜色组成的，而是“最纯净的上天的赠品”；颜色不是不同的物体对太阳光反射的结果，而是光和影、明和暗这两种相反因素的统一，是两者结合的产物。歌德把他的光学派的这一基本思想用诗的形式，作了概括：

　　谁把光的同一性分劈了，
　　如果你们称之为错误，
　　我们则必须称它做愚蠢；
　　这样的人将成为色彩
　　王国的主人，若是他聪明地
　　让光和影、明和暗结成婚姻。

　　黑格尔无保留地站在歌德一边，猛烈地抨击牛顿学说，认为歌德“明中有暗”的理论是既明白清楚有充分根据，而又富于教益的理论。在《哲学全书》（第二版）的第二部分《自然哲学》第221节里把牛顿的颜色理论称做“最坏的反思形式”。黑格尔还开展实验来证实歌德的理论，组织力量扩大歌德理论的影响。

　　1825年，黑格尔这时也已同歌德一样，站上了德国文化的奥林匹斯山的顶峰，他在信里依旧满怀深情地向歌德说：

　　“您向我们提供了难于忘怀的鼓舞和享受，您向我们提供的这种享受促成了我们对您一种单方面的联系，在这里全部讲话都由您独力承担；可以这样说，我们连气也不敢出，为了不致干扰吮吸您的精神芬芳，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在我纵观自己精神发展的全部历程时，无处不看到您的遗迹，我可以把自己称作是您的一个儿子。

　　我的内在精神从您那里获得了恢复力量，获得了抵制抽象的营养品，并把您的形象看作是照耀自己道路的灯塔。”

　　1826年8月，黑格尔接受了学生们为他和歌德举办的联合生日庆祝会。黑格尔和歌德的生日正好前后相接，一为二七日，一为二八日。这时的黑格尔已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哲学界，犹如歌德主宰文学界，贝多芬主宰音乐界。自此，自豪的德国便产生了每年两天的假日，以示庆贺。

　　1827年10月18日，黑格尔应年迈的歌德邀情，暑期游历巴黎归途经魏玛探望歌德，漫谈双方都感兴趣的辩证法问题，歌德很赞赏黑格尔的自然和历史观点。歌德的秘书爱克曼记下了当时的会见。1829年，黑格尔作了秋季旅行后，于9月11日绕道魏玛，最后一次拜访歌德，这一年歌德已经80岁了。黑格尔也已经59岁了，两年以后，黑格尔先于歌德离开了人间。

　　1807年11朋，黑格尔和谢林的友谊由谢林一方结束。20多年后的1829年秋天，年届花甲的黑格尔来到游览胜地地温泉浴场卡尔斯巴德，在这里与谢林不期而遇。两位年轻时的同窗好友都不胜惊喜，他们共进午餐，同游附近的山岭，畅谈政治，在“充满旧日热诚友谊中”同住了5天。黑格尔立刻把这一消息向他的夫人和友人作了报道。但是，黑格尔和谢林谈这谈那，无所不谈，唯独不触及哲学问题。

　　1825年10月巴伐利亚君主约瑟夫逝世，路德维希即位。这位新国王竭力提倡科学与艺术，想把慕尼黑建设成为文化中心。1827年5月谢林被伐利亚政府任命为科学中心总监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同时被科学院推举为院长，谢林此时是何等的荣耀显赫！

　　作为负责科学事务的国家官员，谢林几乎每年都发表纪念国王诞辰的演说，赞扬路德维希是科学与艺术的保护人。从1835年开始，谢林还被安排给王储马克西米里安讲解哲学，谢林成了官方哲学家，成了钦命的“青年导师”。

　　谢林随着仕途的顺达，其哲学的保守方面日益突出出来，并占了上风。他背弃了早年的进步思想，转向研究“神话哲学”和“天启哲学”，主张哲学要为神学服务。晚年谢林的哲学抬高信仰而贬低理性，与科学和一切进步思想相对立，描绘出一幅从上帝中来到上帝中去的宗教漫画。

　　1831年黑格尔逝世以后，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一直空缺。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要求的青年黑格尔派，向普鲁士制度的思想基础进行着日益尖锐的批判。184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邀情谢林来到柏林，主持柏林大学的讲座，以抵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资产阶级思想。但是，谢林并没有完成普鲁士政府的委托，他在受过黑格尔哲学熏陶的广大听众中遭到了反对。黑格尔右派不赞同谢林，因为他们不同意他的神秘的天启哲学；黑格尔左派则公开批判谢林，因为他们认为他在为基督教辩护。大多数学生和听众对谢林那些晦涩的玄学生论不感兴趣，听讲的人寥寥无几，有人把他说成是“假充内行的人、骗子和蒙昧主义者”。有的学生甚至抢下谢林讲稿，在上面写下尖刻的评语。就这样，谢林结束了他在大学讲坛上的教学生涯，而只在科学院里进行工作。

　　对晚年的谢林，海涅作出了这样一个评价：“现在这个人背叛了自己的学说，离开了他亲自奉献的祭坛，溜回过去信仰的厩舍，现在他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宣传一个世外的，人格的上帝。”

　　恩格斯称谢林晚期哲学为“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的政治”，并且评论说：“谁都不能在陈旧的、无用的破烂堆里认出从前的那只船，那只船曾经插着飘扬的旗帜以全帆在大海中航行，帆早已腐烂，桅杆已经折断，浪潮向张开口的裂缝猛袭，并且船的龙骨日益被砂石掩埋起来。”

　　别林斯基则把晚年的谢林说成是一个“可怜的、虽生犹死的浪漫主义者”。

　　谢林就这样不光彩的结束了他的哲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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