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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莱茵诸省是最使反革命势力感到不安的。那里驻有大批从东部诸省召募来的军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普鲁士军队驻扎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因此发动小规模的起义是无济于事的，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组织，以便准备有朝一日从局部的革命发展为真正的革命。

　　建立民主组织的决定是在有88个民主团体的代表参加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六月代表大会上作出的。这个民主组织只在科伦有坚实的骨架，而在德国其余的地方都是十分不巩固的。科伦的民主派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团体都有几千名会员：以马克思和律师施奈德尔为首的“民主协会”、莫尔和沙佩尔领导的工人联合会以及候补法官海尔曼·贝克尔在其中起最大作用的“工人业主联合会”。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宣布科伦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中心之后，这些团体就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会。8月中旬，中央委员会在科伦召开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民主团体的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代表40人，他们代表着17个团体，这17个团体都承认科伦三个团体的中央委员会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区域委员会。

　　马克思成了这一组织的灵魂，就像他是《新莱茵报》的灵魂一样。他有一种使别人服从的天才，而这种天才当然是庸俗的民主主义者所最不能容忍的。卡尔·叔尔茨在科伦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

　　当时叔尔茨不过是一个19岁的青年大学生，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了马克思：“那时他才30岁，但他已经是社会主义派的公认的领袖了。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前额宽大，黑头发，大胡子，眼睛又黑又亮。他立刻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谈到他的专长时，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马克思的言谈切实而有内容，清晰而合乎逻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人在发言时像他那样咄咄逼人，像他那样高傲得使人难以忍受。”而且这位资产阶级英雄清楚地记得马克思说到“资产者”这个词儿时的那种尖刻挖苦的声调，就仿佛是把唾沫吐到他的脸上一样。

　　泰霍夫中尉在同马克思晤谈后两年，用同样的口气写道：“马克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仅有稀有的超人的才智，且还是一位品格卓越的人物。如果他的感情像他的才智一样丰富，他的爱像他的恨一样强烈，那末我就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尽管他不仅旁敲侧击地，而且最后竟完全公开地表示了他对我的极大蔑视。我认为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有领导才能，并且能够在重大事件当中不纠缠于细节的人。”但是接着他就发出了这样的哀叹，说什么马克思的最危险的个人虚荣腐蚀了他的整个灵魂。

　　一个美国的傅立叶信徒、《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记者阿伯特·布里兹倍恩在1848年的夏天曾和这家报纸的出版人查理·德纳一道住在科伦。布里兹倍恩对马克思的评价却是不同的，他说：“我在那里见到了人民运动的领袖卡尔·马克思。当时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个人大概有30岁，身体茁壮、面容英俊，有着一头浓密的黑发。从他的相貌可以看出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在他的含蓄后面可以感到一个勇敢的灵魂的热情火焰。”马克思当时确实在慎重而又十分勇敢地领导着科伦的民主派。

　　尽管9月的危机引起了群情的激奋，法兰克福议会却未敢发动革命，普富尔内阁也未敢发动反革命。

　　因此，一切地方性的起义都没有希望了。可是正因为这个缘故科伦当局却更加想激起暴动，以便轻而易举地加以血腥的镇压。在他们所捏造的并很快就被他们自己放弃了的借口之下，当局对民主派的区域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新莱茵报》编辑部的人员进行了司法和警察的迫害。马克思曾警告大家提防敌人的阴谋诡计；在没有任何重大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都注定要失败的时候，试图举行起义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在最近的将来必然会发生重大的事件，而在决定性关头到来的前夕，是不应当使自己丧失战斗力的。

　　但是，9月25日，也就是贝克尔、莫尔、沙佩尔和威廉·沃尔弗被逮捕的那一天，事情仍旧发展到了小规模骚动的地步。当人们得到消息说，军队正在开来驱散广场上的民众集会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街垒修筑起来。但是军队并没有出现，直到事件完全平静下去以后，警备司令才敢于在科伦宣布戒严。这种情况决定了《新莱茵报》的命运，该报在9月27日停刊了。原来，这次毫无意义的暴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搞掉《新莱茵报》。

　　10月12日《新莱茵报》重新出现在战场，但此时财政已愈加困难；不得已，马克思将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作抵押，把报纸接了过来。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难的。革命爆发之后，联邦议会在3月30日决定，德国的流亡者如果返回德国并宣布自己愿意重新取得公民权，他们也可以享有国民会议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鲁士政府也确认了这一决定。马克思履行了保证给他以公民权的条件，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权利要求登记普鲁士公民了。

　　科伦市政委员会在1848年4月4日马克思提出申请之后，就确实立刻把公民权给了他。马克思向科伦警察局长弥勒声明，在事情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情况下，他不能把全家从特利尔迁到科伦来。于是弥勒向他保证说，就是行政区政府也会承认马克思的重新归化的：根据旧的普鲁士法律，应当由行政区政府来批准市政委员会决定。那时《新莱茵报》已开始出版，然而8月3日马克思从警察厅长盖格尔那里接到正式通知说，国王政府“目前”认为不能利用自己的职权把普鲁士的公民权给予一个外国人，因此马克思在今后仍将被视为一个外国人。8月22日马克思向内务大臣写了一份申诉书，对这一措施表示强烈不满，然而他的申诉被驳回了。

　　但是他这位最温存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还是把自己的一家人在“事情尚未最后确定下来的情况下”接到科伦来了。在这期间，家里又添了人口：1844年5月生了第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起了和母亲相同的名字——燕妮，在这之后，1845年9月生了第二个女儿劳拉。相隔不久，又生了儿子埃德加尔。海伦·德穆特从巴黎的时候起就跟着他们一家，成为他们全家的忠实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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