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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马克思不是那种见面就跟人称兄道弟地表示亲热的人。不过他却能恪守忠诚和友谊。就在那次科伦代表大会上，虽然据说他曾以他那种令人难堪的傲慢把那些愿意同他接近的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然而正是在那次大会上，他结识了两位终生友情不渝的朋友，这就是特利尔的律师席利和克雷费尔特的教员伊曼特。

　　如果说，他那孤高的性格在叔尔茨和秦霍夫之流的半革命者的眼里看来是无法容忍的，那末，正是在科伦居住期间，他那精神上的魅力却不可抗拒地把弗莱里格拉特和拉萨尔这样一些真正的革命者吸引过来。

　　弗莱里格拉特和马克思之间的真正友谊是到1848年的夏天和秋天才结成的。他们两人在莱茵的运动中都为捍卫共同的革命原则表现出了坚强果敢的性格，而对于这种性格的相互尊重就把他们结合到一起了。

　　“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十分正直的人——这是我只能赠给少数人的赞语”。这就是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怀着真正尊敬的心情所写的话，而且马克思还劝魏德迈要“奉承一下”弗莱里格拉特，因为诗人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喜欢别人赞扬，如果人们想要他们歌唱的话。还有一次，一向不轻易吐露心情的马克思在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说：“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在极端贫困的时候，马克思除了恩格斯之外，就没有比弗莱里格拉特更加忠实可靠的朋友了。

　　当《新莱茵报》从10月12日起重新开始出版并声明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辑部的时候，它有幸迎接一次新的革命。10月6日维也纳的无产阶级狠狠打击了哈布斯堡反革命势力的狡猾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内容就是，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先是在斯拉夫诸民族的协助下击溃叛乱的匈牙利，然后再收拾德国的叛乱者。

　　从8月28日到9月7日，马克思留在维也纳发动那里的群众，从现存的很少一点报纸上的报道来判断，他并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维也纳工人的觉悟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正因为如此，对于维也纳工人抗击奉命进攻匈牙利的团体的进军的那种真正革命的本能，也就应当给以更高的评价。他们用这种办法把反革命的第一次打击引到自己身上来——这是匈牙利贵族所作不出的一次慷慨的牺牲。匈牙利贵族想依靠自己的那些载入宪法的权利进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而匈牙利的军队则只敢进行胆怯的进击，这种进击不仅没有给匈牙利起义者的生死斗争带来方便，相反地，却给这一斗争增加了困难。

　　当柏林议会通过了拒绝纳税的决议的时候，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在11月18日由马克思等人签署呼吁书里要求莱茵省各民主团体采取如下措施来实现这一决议：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征税；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置武器和弹药以供应贫民；如果当局拒绝承认并履行议会的决定，则应当成立安全委员会，并尽可能同市镇委员会取得协议；市镇委员会如果反对立法会议，则应由该地全民投票重新选举。但议会因胆怯而改变了原来的决定；积极响应呼吁的拉萨尔被当局逮捕，马克思等人也遭到起诉，但马克思精辟论述和恢弘的辩驳粉碎了当局的企图，马克思等人被宣告无罪。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从法兰克福到巴登——普汉尔茨起义的战场去。他们先到卡尔斯卢厄，后来又去凯则尔斯劳顿，在那里会见了临时政府的中心人物德斯特尔。马克思从德斯特尔那里接受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委派他作为德国革命党的代表到巴黎国民议会的山岳党那里去。山岳党是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由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并且准备对秩序党及其代表人物假波拿巴施加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凯则尔斯劳顿返回的途中因为参加起义的嫌疑被黑森军队逮捕。他们被押解到达姆斯塔德，而后又被送到法兰克福，并且在那里获释。于是马克思就直接到巴黎去，恩格斯则返回凯则尔斯劳顿，成了普鲁士前中尉维利希所组织的志愿军的副官。

　　6月7日马克思从巴黎写信来说，比在基佐当政时期更加可怕的保皇党反对派在那里十分猖獗，但是革命火山的巨大爆发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眼前。

　　不过，他的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山岳党所策划的打击遭到了全面的而且是相当悲惨的失败。一个月之后马克思本人遭到了胜利者的报复：7月19日内务大臣通过警察局长下令马克思移往莫尔比昂省。正像弗莱里格拉特在知道这一命令时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所说的，这是一个卑怯的打击，是一个“极其卑劣的行为”。

　　“丹尼尔斯认为莫尔比昂是法国最不利于健康的地区之一，这是一片热病流行的沼地.这里可以说是布列塔尼地方的彭提亚沼地”。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伪装的杀人企图”屈服，他上书内务大臣，结果竟使命令暂缓执行。

　　由于马克思的为数不多的钱已完全花光，因而生活极端窘迫。他请求弗莱里格拉特和拉萨尔给他帮助。

　　两个人都尽力帮助了他，但是弗莱里格拉特却不满意拉萨尔的不慎重的做法，因为拉萨尔使得马克思的处境成为所有坐酒馆的人们的话题。马克思对这种做法感到十分痛心。他在7月31日写给弗莱里格拉特的回信里说：“我宁肯忍受极大的贫困也不愿到外面去向人乞讨。关于这一点我已写信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愤怒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但拉萨尔的一封信却驱散了马克思的不快。拉萨尔在信中说他是“极其慎重的”处理这件事的，尽管这种说法多少使人感到怀疑，但这封信还是充满了善意的。

　　8月23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他离开法国，而在9月5日他又写信告诉弗莱里格拉特说，9月15日他的妻子要随他同行，可是他还不知道怎样筹得他的旅费和迁居到一个新地方去所必需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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