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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巴黎这个不夜城，由于没有原料，又搞不到石油产品，晚上一片漆黑。路灯只开一半，而且光线微弱。所有的商店橱窗戏剧院大门都不见灯光。但比利时的情况要好得多。有一次，我临时开车到布鲁塞尔去，越过边界时，我一下就被比利时境内蒙斯镇上万家灯火的景象怔住了。我从一家面包店前面经过时，看到橱窗里摆着涂满奶油的蛋糕，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刚从巴黎来，那里连面包都是配给的，奶油是不准用的。我走进去以试探的口气问一位面包师傅，橱窗里边的东西是不是配给的。他说不是，我就要了一份奶油蛋糕。蛋糕的味道真好，我又要了一份。那位比利时师傅面带讥讽的表情看着我，并对我说：“你刚从法国来？”我说是的，我以为他不过问问我刚从什么地方来。我忘了长期以来，比利时人一直是许多法国人开玩笑的嘲弄对象，玩笑的内容不外是比利时人怎样愚蠢，又是多么土气。所以当我回答说刚从法国来时，他就露出得意的神情对我说：“比利时有点不一样了吧？”

　　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那天晚上我到布鲁塞尔已是深夜，使我吃惊的是，布鲁塞尔全城灯火通亮。人们到处都在辛勤地劳动和进行恢复工作，比利时似乎正在带头使欧洲跳出战后的泥坑。我发现，在比利时，不论是食品还是肥皂，或者其他我在巴黎已习惯于用配给券购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配给的。必须承认，在阴霾和黑暗笼罩下的欧洲，我发现比利时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座繁荣兴旺、一切正常并受人欢迎的孤岛。后来它成了欧洲共同市场的所在地和欧洲大陆的心脏。

　　现在，事隔多年以后，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一九四八年是一种什么局面。他们忘记了我们当时从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那就是资助我们的竞争对象，使他们复原以后再同我们竞争。马歇尔计划开始执行才短短几年，欧洲的工业机器重新转动了。在旧世界被战争摧毁了的国家面前，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和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新气象。无论是我们的盟国还是我们的敌国，都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我们的援助，这种援助的规模是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决无先例的。

　　人的记忆是短暂的，但是作为一个当事者，我不能忘记，为了欧洲的自由和繁荣，我们曾不惜牺牲，并付出代价，首先在战争年代献出了我们的人，接着，在和平时期又拿出了我们的财富。虽然我说许多人已经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但并不是到处如此。事实上，有些地方的人理解并感激我们。但不少人认为，整个复兴计划只是美国推销商品的一种巧妙办法。如果说大众牌汽车厂、菲亚特汽车厂、雷诺汽车厂都能很快恢复生产大批车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援助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机床和设备，而这些东西当时在欧洲是搞不到的。

　　在荷兰，我在一家面包店看到一张荷兰政府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招贴画，上面写着：“每天吃的面包有一半是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烤出来的”。奥地利为旅游业添置的各种设施，也归功于马歇尔计划。但是总的看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还是难以使一般欧洲人理解我们当时提供援助的规模有多大，以及我们在提供援助时所持的无私精神。不错，我们曾希望欧洲国家繁荣起来，并从我们美国购买东西，但这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宗旨。它的主要宗旨是，给予我们在苦难中生活的朋友、盟国和先前的敌人以帮助，从而阻止共产主义乘人之危向前推进。

　　提供援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在受援国方面同样需要作出详尽的计划。他们必须向我们提出一个方案，说明他们准备怎样使用我们将向他们提供的美元。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在本国银行存入一笔价值相等的当地货币。在征得我们同意后，这笔款项可以用于他们国内复兴和改建项目中不需要使用外汇的部分。总之，这笔钱可以用两次——一次是以美元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购买欧洲买不到的设备或原料，另一次是在受援国内部作为当地货币使用。每年都要做出详细的计划，这对某些小国是很困难的。

　　法国、联合王国、德国和意大利有能力去做。至于其他国家，则一般不具备关于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总之，对许多欧洲小国来说，马歇尔计划是一所经济计划的学校。这是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一所学校和一次实验。很多欧洲国家至今还认为，美国反对或曾经反对过欧洲的统一。在那个阶段，我们对欧洲的全部援助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即逐步达到欧洲统一。当时在欧洲，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法国的罗贝尔·舒曼，出生于卢森堡，他曾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后来当了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还有康拉德·阿登纳这位大人物，他领导德国从战败国的灰烬中挣脱出来，使它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在意大利，有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当一名奥地利议员开始的，那时他是奥地利帝国意大利少数民族的代表。在一些小国家里也有若干位大人物，如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哈里曼同这些人物的关系都很密切。哈里曼善于处理各种问题，为人正直，有能力使美国政府了解当时的需要并往往能够办成，因而使人们对他充满信心。这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要做的事很多，但也出了不少伟人，并有坚强的意志。

　　我回想起有一次同哈里曼先生到埃森的情景。一路上，到处都是废墟，战争的破坏这么严重，使我十分吃惊。我们走访了一家德国人，他们住在地下室。我们同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离开那里后，我对哈里曼先生说：“你看他们能重建家园吗？”他说：“能，他们作得到。”我又说：“什么东西使你这样肯定呢？”他说：“你看到那个地下室的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说：“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盆花。”哈里曼先生说：“对！任何一个民族，当他们处在这样凄惨的境地，还能想到在桌上摆设一些花，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我必须承认，那时我曾认为，即使我能活到很大年纪，也不能看到欧洲的繁荣和重建。但是，不到十年功夫，人们已经很难发现战争的痕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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