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布什自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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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巫术经济”本是竞选运动中出现的词，不料它自己却有一段很长的政治寿命。大选期间民主党人企图以此谋利，可是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然而，在现代竞选运动的特定步调中，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会保证在讲话或回答问题时不使用能导致自食其果的词句。它总是与你的活动范围形影不离。　　目前的总统竞选是在前一任总统竞选结束的那一天以后开始的（有时候是在结束之前开始的：关于我参加1988年竞选的第一个问题是在1984年竞选运动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竞选时间长，预选次数多，还有党的干部会，发表各种讲话，进行各种辩论，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记者采访以及召开各种会议——所有这些因素使任何一位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在竞选过程中要是不出现一次“失误”或口误，不是不可能，也难以做到。　　我曾有过失误。有些是判断错误所致。其他则是由于误解或理解错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以压力锅经受的一种严峻考验那样来观察事情的进程，对于了解总统竞选活动中如何会发生失误和疏忽是有帮助的。　　一个总统候选人无论到了哪里，一夫之内往往要作出十几个到二十几个决定。这些决定有的可能涉及重要问题，从如何对新近的外交政策突破性进展作出反应，到他（或她）在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的情况下对同时遇到两个活动项目时究竟该参加哪个作出选择。如果他决定出席甲项活动——一个党的竞选集会，一组顾问们就会告诉他说，向那一群人宣讲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如果他选择乙项活动——一个地方的慈善活动，另一组顾问们则会告诉他说，如果忽视他的政治基地，那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与此同时，一个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屋外等待，安排好五分钟后开始采访，而他的讲话拟稿人就在这时露面，建议把外交政策的发展这一内容“塞进”讲话里。当他审阅这段讲话稿时，又接到现场竞选指挥横跨全国时半路上打来的“紧急”长途电话，说如果能告诉报界这项活动计划有“重要经济问题的讲话”，那对以后筹集基金的销售票将会有好处。这位候选人说他将设法回到现场竞选指挥那儿，在“插入语”中作了一些改动，然后告诉他的新闻秘书说，他可以接受采访了。　　电视台采访记者及其工作人员进屋了。当他们架好设备后，化装师设法把照在候选人额头上的亮点弄暗，在摄影机开动前，一位顾问低声说了最末一句话：有一个地方性问题无意中在简况介绍本上遗漏了。侯选人即使不必对那个问题表态，也应该知道那个问题。既然他是竞选总统的，人们就期望他对各种层次的各种问题都要熟悉。（在俄勒冈，有一次一位年轻妇女问我在东帝汶问题上的立场。当我回答说，我对东帝位形势不够熟悉时，她说，“你不知道？可是你要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呀？”）　　显然，一个想把失误和疏忽减少到最小限度的候选人必须委托别人来承担责任。但是，不论他一天多么忙或压力多大，当到了要作出关键性决定时，哈里·杜鲁门关于总统职责的话也适用于总统竞选运动：责任是落在候选人身上，而不是落在他的竞选顾问身上。　　我会改变全部进程吗？在某些方面是会有些改变的。　　首先，竞选总统的费用已经花出去，而由联邦财政法提供的开销权未能使一些候选人免于债台高筑，要多少年才能还清。　　与不断飞涨的费用问题有联系的是目前的总统竞选活动要进行四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政治性新闻报道类似赛马预测所致（1988年竞选的第一次投票在1984年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便出现了）。但总的说来，要使那一进程有所变化，这是政治家们及各政党的责任，而不是新闻界的责任。说到底，在起跑门打开之前四年，如果骑师们和马匹没有先去检验跑道的情况，就不会有赛马；而作为一个远在1980年便开始进行竞选活动而得到好处的候选人，我可能成为赞成对竞选运动给予一些时间限制的最后一人了——即使在我们的制度下这样做是可能的。　　至于选择候选人的进程本身，依我看来，在选定总统代表的过程中，预选要比党的干部会议好，而党的干部会议又比保密的代表会议好。任何能使进程更接近人民的做法都是好的。　　总之，我们选举总统的过程可能遭受到压力，陷于混乱，有时甚至是不公正的：但是我不同意有些人认为需要大规模调整的批评——尤其不同意有些人所争辩的，由于电视可使千百万人看到实况，候选人就无需周游全国“兜售”他的竞选主张。　　尽管目前的制度有其缺陷，但也有其优点，那就是它能使总统候选入——总统也一样——走出电视和电子计算机的孤立政治而接触有血有肉的世界。一个候选人可以带着他自己对有关人民的问题的想法投人竞选活动。但是从听众在演讲会上、答问会上及个别讨论或小组讨论会上的反应中，我一再了解到，人民认为重要的问题，在民意测验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竞选信息通过两种渠道传播。里根总统——当时是州长——在佛罗里达州太阳城讲演中提出的一个方针，赢得听众惊人的反响，其结果使他在1976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活动中居于首位。这个方针对巴拿马运河条约表示强烈反对，突然之间使听众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是个意外获胜的问题。州长及其竞选工作人员都对听众的反应感到惊奇，但他们迅速理解了这个信息：虽然运河问题在任何一次投票中都未曾提出来过，但参加共和党预选的选民们已有深刻的领会，因而这个问题变成里根支持者的口号。　　在1980年头几个月里，我沿着同样的方针也有自己的经验。在华盛顿环形路以内的人们说，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以后政治上不得人心的就是中央情报局。一大批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剧把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扮成支持那种观点的角色。这在华盛顿受到很广泛的欢迎，以至于连一些民主党人也认为在中央情报局干一番是进入白宫的跳板。　　朋友们对我的劝告是，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如果非提及不可的话，只应顺便提一提，“别细说”，一个朋友劝我，“那是个输家。”我反复考虑后，最后断定不管是否输家，它是我的一部分经历，不应当回避。因而我在标准竞选演说中把我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作用包括进去，用肯定这个局的成就来进行总结，并且如果当选的话，我保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美国情报的能力。　　反应如何？不管是预选期间向共和党听众发表演说还是秋季向各派政治力量混合在一起的听众讲话，这一方针无不受到鼓掌欢迎。结果这成了洞察民意的途径之一，这是候选人通过投票选举、通过与华盛顿环形路以内的专家们协商或者通过孤立的电视演播室进行竞选所得不到的。　　并不是所有的现实竞选接触都可以使候选人从选民的情绪上，看出真正的问题…… 　　在1980年5月2O日密执安州预选前的星期六晚上，比尔·米利肯州长和我在底特律商业区刚吃完奇妙的希腊晚餐——从烤羊肉串到果仁蜜馅点心。我们出去散步以使食物消化，跟着散步的还有零零散散的工作人员，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影师。这不是计划好的新闻活动项目；但是也还有另一面，投票开始之前72小时内一个总统候选人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可以正当地说成是非政治性的。甚至即使他什么也不做——乘飞机回家或者在他的饭店房间里休息——也肯定会有人在这种事情上作政治文章。（他是在生气还是过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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